對弱勢青少年兒童的關懷和關注絕不僅僅是公益慈善事業

十八屆三中全會很大的一個突破就是關于“計劃生育”政策的突破。這是對中國未來有着深遠影響的突破。無疑是對人口結構加速度走向惡化開始踩下了刹車。過去的兩年里，一群對中國人口結構惡化問題的學者，從各自的角度研究呼籲對這一問題高度警惕，並希望政府盡快采取措施。現在措施千呼萬喚始出來了。無疑，這一舉措雖然來得晚了些，但是，将會有效抑制人口年齡結構惡化的趨勢。在年齡結構優化的同時，人口質量優化也是當務之急的工作，這更涉及到民族的前途與未來。

以我自己為標本研究，到2029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将在4億左右，再到2033年，将達到4億五千萬。加上2億的非生産力人口(未成年人、殘疾人等)，約6億多的被扶養人口。以14億人口規模基數不變，幾乎是1：1的撫養比例。

值得關心的除了被撫養的人口外，那7億多承擔撫養責任的人口是什麼結構呢？質量又更加如何？需要關注這一問題是因為，這7億人的“擔子”将很重很重。到2030年21歲的勞動力人口，時下已經出生了，而那時40~45歲的人口，現在23歲以上。也就是說，現在的兒童的整體素質，直接影響到17年後扛重擔的這一群人的能力和貢獻效率。而貧困家庭子女、留守兒童、打工子弟、孤兒、失學、服刑人員子女等，占這一部分人口的累計比例将達到20%左右。于是，粗略計算，這7億撫養人口的有效貢獻能力恐怕還要打個7到8折，也就是大約6億人要撫養8~9億人！

因此，對弱勢群體，特别是青、少年兒童的關懷和關注，絕不僅僅是公益慈善意義那麼簡單。直接關繫到在中國進入老齡化負擔型社會時，有效勞動力的釋放比率。

而對于這些青少年兒童，我們最應該關注其能力的培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kman)認為，能力決定個人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行動能力，能力差異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對弱勢兒童實施早期幹預，促進認知和非認知能力發展，是兼具公平與效率的預分配政策措施，其投資回報遠遠高于針對生命後期的補救措施。這項工作對于20年後勞動力短缺的中國意義尤為不同。

事實上，個體在社會中的行動能力由多種能力決定，而人生許多方面的成功則主要取決于一組核心能力的發展。我們現在對扶貧采取的思路更多的是補救性措施，通過支付轉移來實現再分配；但所謂授之魚不如授之以漁，對于弱勢兒童，最好的扶貧不應該是物質上的贊助，而應該是能力上的預培養。否則，這對于他們來說並沒有質的改變，同時這項事業還會成為社會的負擔，投入的資源無法帶來足夠的回報。我們需要的是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特别是在人口結構即将迎來劇烈變動的緊要關頭。這幾年的投入必須在二十年、三十年後産生回報，反饋于社會，才能順利實現過渡，讓屆時的年青一代，即當下的兒童們接過重擔，撫養起8、9億老去的公民。

如何培養兒童的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幹預，在能力形成最有效的生命周期階段，實施家庭幹預和社會幹預，以促進其能力的養成。這與中西醫的理論區别有點類似，再分配像西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為解決饑餓而投放糧食，為提高健康水平而增加醫生和醫療設備；預分配則更像中醫，從培養環境上下手進行影響，從本質上解決問題。

提前幹預，關鍵點在于把握“提前”的時間點和“幹預”的路徑、方式。

大量研究已經證明，幼兒的家庭環境對能力形成的決定作用，同時，能力發展存在敏感期和關鍵期。這應該是提前幹預政策的切入點。

幼兒家庭生活對認知和社會情感能力形成會産生重要影響。幼兒時期屬于能力發展的敏感期和關鍵期，此時的投入産出比最高；而不同人群的差異也往往在幼兒時期體現出來。而近年來，中國農村地區的家庭環境呈現惡化趨勢，教育水平、營養水平都跟不上發達地區；要知道，能力産生過程遵循着聯動原則，即能力創造能力，動力創造動力，如果兒童在生命早期沒有獲得動力被激勵學習，那麼成年後，他(她)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失敗的可能性更大，引發犯罪、健康、肥胖等諸多社會問題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我們在政策制定時應該從早期入手，制定從幼兒時期開始的一繫列連貫一致的幫助措施。但同時必須認識到，早期生活狀況會因後期幹預而加強或減弱，我們需要理解全生命周期是一個具有彈性和不斷發展的能力形成的動态過程。並在這一基礎上理解全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開展投資最為有效。

至于實施幹預的路徑、方式，我們需要更多的關注家庭教育。許多研究均表明，相對于學校教育資源不平等，家庭不平等對經濟社會階層之間教育不平等的影響更大，家庭投資以及家庭和社區環境對成年後能力的影響遠遠超出遺傳基因的作用。不管是教育不均衡還是醫療水平不均衡，很多時候都是由于家庭環境水平的差異引起的。舉例而言，研究發現，在接受社會福利救助家庭中，每個兒童1小時平均接受(聽到)的詞匯數量為616個，而專業人士家庭兒童則為2153個。在兒童3歲時，接受社會福利救助家庭的兒童平均詞匯量為500個，而專業人士家庭兒童則為1100個。這種差距會一直持續到長大以後，甚至會在代際之間擴大。因此，将幹預重點放在家庭教育上，能更好的解決問題。

在明确了“提前”和“幹預”的内涵之後，我們還應該注意對症下藥，針對不同群體制定不同的政策。舉個例子，我國有上百萬自閉症兒童，且這一數字在逐年遞增。這些孩子有着嚴重的社交障礙、溝通障礙，且興趣狹窄，學習能力低。自閉症目前沒有特效藥可以進行醫治，只能想辦法在早期發現，采用行為矯正、融合教育等手段；對于這些孩子，我們不僅要給家庭提供科學合理的治療建議，同時應該持續關注病情發展，並配以足夠的醫療服務。于此類似的，對于不同情況的弱勢兒童，應該采取有區别的政策，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

總之，在提前幹預的原則指導下，我們要轉變思路，變再分配為預分配，變扶貧為投資。我們不能再是等問題出現了再去補救，而是應該綜合考慮，制定統一政策；同時應該認識到，幫助這些兒童，不是為了扶貧，而是要對社會的未來進行投資，期待這些回報支持社會良性運作下去。這項事業的高度遠不止當下的慈善公益活動，可以說事關國家民族的未來于前途，需要我們充分的重視，甚至上升到國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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