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宏觀調控,我想我可能是最有資格談論政府政策和宏觀調控的人之一。因為我在29年之前就在國務院工作,切身參加了當時波瀾壯闊的農村承包制改革、市場經濟改革、股份制改革。
在市場經濟改革中,是由我最早所寫出的論文提出要堅持中國改革的市場取向,最早提出了中國要走向市場經濟。這個觀點雖然在當時受到了包括《人民日報》在内的一些主流媒體的批判,但是很快得到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和全黨的肯定。
我們當時的這些貢獻,都記載在我的一本書上。我的導師厲以甯教授把我們三個同學的碩士論文都匯集在一本書上,包括我的“市場經濟”,李源潮同學的“發展大企業和集團”,李克強同學的“農村規劃改變城鄉二元結構”。
現在21年過去,我們師生四人當年的設想,全都變成了現實,變成了黨的政策,這些政策在指導着中國人民在進一步走向繁荣。在20年前,我離開了國家商檢總局局長、副局長的位置,到了中房集團擔任總經理,當時我們董事長是楊慎會長,副董事長是王岐山同志,他們都是中國房地産業的創始人。
而正是由于這樣的産業地位,在1996年是由我來擔任房改的課題組組長,經過兩年的設計,提出了房改方案,並且報國家,形成了後來1998年的房改。
在房改方案中,我們明确提出了要由政府來負責建立廉租住房體繫。而且我還向有關部門口頭建議,要設立國家住房局,專司其職,可惜這些建議,在很長時間就沒有被采納,才造成了保障房的現狀,和現在宏觀調控中的若幹問題。
第一方面,長期不建保障房有人失職。國務院1998年7月份的房改文件,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繫,包括保障房。但是十多年來,在是不是要建保障房,政府要不要履行自己建保障房的責任上面認識迷茫,前主管部門忘記了這些職責,多年忽視了保障房建設,造成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離商品房價格越來越遠,這本來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缺位,卻被誤導為對開發企業的不滿。
在那樣一個時期,主管部門不是想靠政府的行為去解決保障房,是幻想讓開發商來解決保障房,所謂小戶型政策、所謂降房價,就是試圖把責任推給市場經濟、市場機制。
這就造成了國務院雖然從2005年多次發文,但是一直沒有貫徹,最近溫總理講到了,說“政策不出中南海,我感到十分痛心。”那麼痛心的不光是溫總理,還有我們大家。所以在2007年,我就在類似這樣的大會上呼籲:這樣的建設部,到底是有它好還是沒它好?我主張把它撤銷的好。2008年初,國務院真的撤銷了原建設部,設立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在政府多年不建保障房時期,是誰建了呢?是中國的農民。農民建了大量的小産權房,作為産權類的保障房,賣給了城市居民,因為便宜,所以城市居民甯可變成危房也要買。
再一個就是用城中村為城市提供廉租房,中國農民建設了全世界最大的“廉價屋村”,為自己創造了财富收入,也為政府彌補了多年不建廉租房的不足。
中國農民對城市保障房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盡管他們的行為被指責為違法,如果沒有這些農民的貢獻,我們今天保障房的問題就不知道要嚴重多少倍。
農民是否違法了?我認為其實是法律沒有及時修改。早在三年半以前,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農民土地可以規範轉讓,包括建設用地,而且要求主管部門抓緊完善法律法規和相關配套政策。現在配套政策和法律法規不完善,就指責農民違法,我認為這是有失公允的。
第二個方面,談一談建立完善住房雙軌制,需立新制就需要大家下決心。國務院是在2007年再一次提出要建保障房,但是在之後的三年,盡管每年國家安排了幾十個億,但是地方資金一直不到位,所以一直難以落實。十二年未建保障房,這使得保障房成為本桶原理里的短闆,民怨、怨氣就順着短闆流出來了,正确的做法是把短闆接上。
在前年的12月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确認要建立兩個體繫:商品房體繫和符合國情的保障性住房體繫,溫總理特别講到了“有了決心,就會有辦法”,可見原先還是缺乏決心。但是保障房是需要時間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用了50年的時間才解決或基本解決保障性住房問題,而我們卻是十二年的曠課,所以需要下很大力量。
由中央把它作為民生大事來确保,由國務院提出具體的運作措施,特别是李克強副總理明确提出了要搭建好保障房建設的融資平台,努力吸收社會資金來參與保障房建設,因為只有資金這個長闆才能補保障房的短闆。
正是在這些号召之下,我去年首先在昆明以40億資金投資來建設保障房,首先進行的是保障房一級開發,現在匯力基金成為全國第一支,也是最大的保障房開發建設資金。昆明這種思路的開放,也為社會資金進入保障房領域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今年我所組織的匯力基金還要進一步擴大規模,我們得到了包括國開行在内的很多大型金融機構的支持,而地方政府對保障房建設也非常地支持。正是這樣雙軌制的建立,使得房地産企業又出現了一批新的成員。
過去在福利房時期成立的中房城開都是福利房建設機構,那時候住房沒有商品化。在房改以後和90年代以來二十年里,一大批商業化企業進入商品房住宅領域,創造了輝煌。而現在保障房又重新提上日程,這樣就成立了很多新的機構,而我所創立的匯力基金,也正是這樣一個投資機構,它不是房地産開發企業,而是投資企業。
我們講了一級市場、二級市場,那麼三級市場、持有市場怎麼解決呢?我早在05年就要求引入REITs,07年就主張把REITs作為租賃性保障房突破口。國務院在08年的12月份發了文件,同意建立REITs的試點,可是這個試點建設得比較艱難。但是正是由于這樣的推動,使人民,特别是業内人士都知道什麼叫REITs,有了REITs不光可以解決保障房的持有資金的問題,解決若幹金融機構資産增值的問題,還可以解決多年低迷的股市如何獲得新活力的問題。
第三個方面,談一談住房限購“麻醉藥”,打到何時?我這是個問句,打到何時?
本來前一段時間的住房價格上漲,一方面是因為需求過旺,另一方面由于供給不足,特别是保障性住房供給不足加大了中低收入者的怨氣。解決措施首先是要增加供應量,但是因為保障房曠課了十二年,嚴重的惡化了社會心态,網民和媒體都在要求商品房降價,他們把這個目標就引導錯了,其實打壓商品房,它也是個短闆,它並不能接長保障房這個短闆,它所起到的不過就是轉移了目標,把人民的批評火議引向到了商品房,引向到了十二年沒有停止開發工作的開發商。
我早就把這個限購比喻為“打麻藥”,把病人麻醉了,醫生要快些做手術。但是你總打麻藥是不行的,各個城市,它的“病”也是不一樣的,為什麼像在蕪湖這樣的地方,還要給人家打麻藥呢?不能再麻醉下去了,再麻醉病人就要出毛病了。這種限購,行政色彩濃厚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向背,這已經是被大家所公認的。
限購到今天,不斷的延續,已造成若幹問題,包括實體經濟蕭條、虛拟經濟膨脹,包括租金暴漲,租客遭殃,也包括地方政府賣不出地,造成地方财政困難,比開發商更為嚴重。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鋼鐵、水泥、有色、物流和若幹産業都遇到了困難,原因何在?原因就是因為實體經濟,特别是最終消費,房地産沒有啟動,而更不要說股市了。
股市前不久有一個0.25效應,很快就回來了。股市像一條狗,狗是圍着主人轉的,主人走10步、狗能跑一百步,但是人們把狗跑出去就當股市漲了,把狗跑回來說股市落了。扔出一根骨頭0.25,那麼狗跑出去了,人們說牛市又來了,很快又恢復到了常态了。事實說明對于國民經濟有巨大拉動力的房地産市場萎縮,影響到了衆多的房地産産業。
因為房地産業,它其實說穿了它是一個國民經濟的組裝産業,是它把衆多的産品組裝起來做成一個東西,才能讓老百姓買走。我們的溫家寶總理講得很清楚,他在2008年曾經明确講到,房地産業是國民經濟重要支柱産業,對于拉動鋼鐵、建材及家電家具用品等産業發展舉足輕重,對金融業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對于推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改善民生具有重要作用。當然,這是在三年多前講的話。
現在人們卻把房地産業的拉動,說是房地産業“綁架”了國民經濟,是“綁架”還是推動?我認為房地産業是國民經濟的旺夫婆娘,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旺夫婆娘,才有效地拉動了經濟,增長了十多年,幫了兩屆政府。現在人們老嫌棄這個婆娘,說她綁架經濟,要休妻另娶。
靠什麼來拉動經濟呢?靠高科技?這高科技是好東西,但是現在靠它拉動經濟還早。人們就像當年安徒生童年里講的那個騙子一樣,總是講要靠高科技,說高科技這玩意兒多好啊,這服裝多酷,結果皇上什麼都沒穿,滿朝文武都說,他穿了這個高科技的衣服真漂亮。
這里還想起了侯寶林的一個相聲,說賊去偷米,把這個包袱皮鋪在地上,但是主人摸黑把這個包袱皮拿走了,賊去抱米壇子,一倒,米倒地上了,然後抄這四個角,怎麼抄也抄不起來,賊就喊了,說這屋有賊啊,怎麼把我的包袱皮給偷走了。房地産就是這個包袱皮,如果沒有這個包袱皮,你這壇米是兜不起來的。
我們都關注着政府報告中的擴大消費需求,那麼政府報告中提出了十二項擴大消費需求的主張,其中有十項都是跟房地産緊密連接的,特别是包括了節能建材、節水、潔具,請問如果沒有房地産的發展,包括前面的家政物業等等,到底是誰來用這些産品呢?
本來中國有旺盛的内需,我們握一把好牌,為什麼打成這個樣子?為什麼把自己推到了困境?房地産的發展是有周期性的,但是這些年由于某些過度的反應,造成了房地産市場的急起急落。本來限購是一個短期話題,早在前年的10号文件,就明确提出了,是臨時性措施,是一定時期内,那怎麼會延續到現在?
我們應當做的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短期調控政策和長期發展政策有機結合起來,促進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房地産業七年一個周期,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了第四個發展期的第七年,我相信明年房地産業将會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期。
最後談談泡沫之說,泡沫僞命題,需正認知。為什麼調控?因為有一個泡沫論。泡沫論幾乎被所有專家不斷重復,而且也影響了領導的決策。
到底是不是泡沫?有沒有泡沫呢?我認為對這個泡沫要科學的分析。什麼叫泡沫?就是彈得動、吹得破的叫泡沫。彈不動、吹不破,連大錘也砸不破,你說它是泡沫?而且這些專家們早在20年前就說房價是泡沫,1989年他們就說北京房價高達1600塊錢一平方米,大學生畢業一百年也買不起兩居室,但是現在23年過去了,這個大學生到底是在大街上逛了23年還是買到了房子,並且房價成倍的增值呢?
鑒别是不是泡沫,也要用上一個標準,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年年講泡沫,年年沒有破滅過,這些專家總是認為國外有泡沫,就說中國也是泡沫。其實中國的情況跟這些國家大不相同,我們中國的人均住房面積,房改以來從17平米提高到33平米,仍然還是太少,現有城市居民有着旺盛的購房需求,另外我們有不少是危房、舊房,大約占了一半,這些都在近年需要更新和改造。
第三個,就是城市化。城市化正在加速進行,我們的城市化水平僅是100年前的美國、50年前日本和40年前的韓國。
李克強副總理在博鰲講到,城鎮化是中國内需最大的潛力所在,我認為它将繼續推動中國房地産業發展20年。
第四個來源是中國人口的出生率;第五個方面來源是老百姓的旅遊、度假購房。正因為如此,我贊同溫家寶總理的意見,房地産對于我們13億人的大國,從長期來看是剛性的,因此保障房和商品房都不可偏廢。正是因為這樣的剛需,我們看到房價年年在漲,24年來沒有一年在下降。
這就涉及到我們的調控目標,調控的目標是什麼?房價目標是去年國務院年初提出的兩個“低于”,低于GDP,低于人均收入的增幅。我們去年是否做到了呢?去年、前年都做到了,都做到了兩個“低于”,那國務院的宏觀調控在房價上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果,我們應該為它叫好才是,不應該繼續批評,說房價還沒有降到位。
溫總理在談房價的時候,他不光談到房價和居民收入水平相适應,而且還講到和投入與合理的利潤相匹配,而網民們所計算的“總理房價”,實際上是把國務院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推給了國務院。
現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杭州出現的房鬧,到底是市場原因還是政策原因呢?網絡和央視2台幸災樂禍,說購房的時候你們就應該想到政府政策會變化。把這些事都怨在這些可憐的百姓頭上,說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
其實,不是市場行為,是嚴厲的行政限購,是行政幹預,造成了供求關繫逆轉,在這個時候,還跟老百姓談市場原則?我們需要讓政府來包攬這個完不成的降低房價的任務嗎?不光本屆政府完不成,下一屆政府也完不成,不要給下一屆政府設一個邁不過去的門檻。
現在我認為在房價問題上要兼顧各方面人群的利益,沒房的人,希望房價下降,但衆多有房居民,盼望房價上升。我們現在有80%以上的家庭是有房的,包括沒房人在買房之後,他也不希望房價下降。
我們的房價目標,應該恢復到2003年國務院文件中明确的三個基本,就是總量基本平衡、結構基本合理、價格基本穩定,只有這樣才能夠滿足各方面收入階層的需要,而完善住房保障體繫,将可有效從結構上降低房價的增幅。
我們中國有着旺盛的内需,老總理朱镕基就講過,要把住房建設作為新的增長點和新消費熱點,它不光對國家是投資,對居民來說,它是消費。拉動内需里面特别重要的環節,最終消費就是包括住房、汽車、旅遊在内的幾項重要消費。
我希望我們能夠用理性的調控,來實現房地産的持續發展,帶動中國的持續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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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孟曉蘇
審校:楊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