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重溫｜盧铿 家國與傳承

編者按：1月17日消息，盧铿先生于2024年1月16日淩晨1點07分去世，2024年1月18日舉辦最後的告别儀式。

盧铿，祖籍重慶，生于香港，是亞洲船王盧作孚的孫子。歷任華新國際集團總裁，上海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裁，海爾集團高級副總裁、海爾地産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回顧過往，觀點新媒體曾多次與盧铿先生交流，謹以下文紀念盧铿先生。

《原文重溫｜盧铿 家國與傳承》

盧铿，祖籍重慶，生于香港。祖父盧作孚是毛澤東提到的“近代中國實業界四位不能忘記的人物”之一。盧铿曾歷任華新國際集團總裁、上海實業地産集團副董事長(兼上海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裁)。

盧铿從事房地産業二十多年，有百余萬字的著述，被譽為地産界的“思想者”。2007年10月10日後任青島海爾房地産開發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盧铿：青島海爾房地産開發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艱難歲月

坐在我們身邊的盧铿是一個相當壯實的中年人，看起來剛剛四十出頭。說到興奮時，他會下意識地輕輕拍一下聽者的胳膊，或者眼睛定定地盯着對方，查找着任何一絲認同他觀點的微笑。福州香格里拉大廳正播放着鋼琴大師舒曼的C大調幻想曲，靜靜的陽光灑落，照印出窗棱斑駁的灰影。

很難想象面前優雅而平和的談話者1969年的經歷。那時的他被下放到四川萬源縣大巴山的一個村落里，成為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知青，他們是所有與世無争的山區中從天而降的“城里人”。

那年他19歲，正經歷着一生中最黯淡的時光，他要獨自面對離開城市的生活，承受家族從巅峰跌落低谷的陣痛，雖然姐姐和哥哥同被分到一個生産隊。況且，偏僻的山村斷絕了他的精神食糧，偌大的世界尋不到任何可以閱讀的書籍。

這也是整個中國最艱難的時刻，激進的生産運動和動蕩的社會鬥争，将每個人都推向與命運抗争的邊緣。盧铿穿着土線編織的麻布衣服，成天挽起袖子和褲腿，從崎岖彎長的山路里走向生産隊“耕耘”的田地。每天一個人能掙四毛八分錢，而同一個大隊最差的生産隊幹一天只有七分錢。雜糧飯能吃飽，但難有葷腥。時間日復一日地流逝，生活好像被清冽的山風洗滌過一般，簡單而虛空。

十年後，這個在山野間磨練了性情的少年考上了文革後剛恢復的大學，盧铿就讀的是東北工業學院(現東北大學)鋼鐵冶金繫。學校里的主食是粗糧，每周能有兩頓大米飯吃，偶爾能見肉食。當時公開發行的科普雜志僅有四種——《航空知識》、《艦船知識》、《天文愛好者》和《地理知識》，這是難得的拓展知識的寶貝。家里總算有了第一台14吋的彩電，是姑媽從美國回來探親時用外匯券在海關免稅店里買的。

在此期間，盧铿瘋狂地釋放着自己的思維進行着思考，盧铿勤于筆耕，著書立說。希望通過文字來闡述自身的主張，建立自己的思考檔案。其認為人生的價值在于覺醒和擁有自己的思想。用他的話來說，他總是寫日記，寫文稿，每月寫5000-10000字，盧铿一直堅持着。他會每天給自己立一個思考的題目，並逐一記錄下來。

這顯然是一種無法抑制的思想沖動。作為“新住宅運動”與“新東方主義”的提倡者，盧铿堅持思想指導行動。

1982年，盧铿大學畢業，随後在冶金部武漢鋼鐵設計研究院工作。1984年，盧铿下海從商，成為改革開放後最早下海的一批職業經理人之一。随後，盧铿選擇了背離自己的專業，開始從事房地産。

爺爺盧作孚

事實上，我們在追尋盧铿的精神氣質的時候，很容易找到盧铿的爺爺、中國著名實業家盧作孚的影子。

在中國近代的實業家當中，盧作孚的經歷讓許多人驚訝。

盧作孚原名魁先，别名盧思，1893年4月14日，即舊歷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合川縣北門外楊柳街。盧作孚窮苦出生，學過幾年學堂，但自學成才，尤其好數學。

16歲時，盧作孚在成都靠幫别人補習數學度日，期間他先後編著了《代數》、《三角》、《解析幾何》、《應用數題新解》等書籍，但因為資金困難，後來僅《應用數題新解》正式發行。其後，盧作孚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國古典文學，乃至《民約論》、《進化論》、《天演論》等西學。1910，盧作孚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盧作孚躲避軍閥追捕，到川南江安縣的縣立中學去任教。随後，盧作孚離開四川，前往上海尋找救國道路。1915年，盧作孚回到四川，為《上海時報》寫通訊度日，1916年3月，盧作孚前往成都《群報》擔任記者兼編輯。而後盧作孚又回到家鄉合川擔任教師。直至1926年，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開始了其實業生涯。

盧作孚身上有更多的中國文人的氣質。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當中，盧作孚是按照那個時代新派文人所走的正常道路行走的。自學成才，投身革命，後來期望教育救國，他當過數學教員，在多個中等學校任教。後來時局變化，盧作孚進入新聞行業，成為新聞記者，撰寫過多篇針砭時政的文章。再後來回到教育，並在此過程中由教育而實業。盧作孚由“教育救國”的理想轉變為“實業救國”的理想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實業确實為盧作孚提供了一個走進中國歷史的舞台。

在此過程當中，盧作孚的主要往來對象除去四川鄉賢之外，更多的是黃炎培、蕭楚女這樣的文人學者。事實上，盧作孚的救國夢想與盧作孚本人對救國道路的思考對盧作孚後來的實踐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38年，上海、南京、武漢相繼淪陷，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盧作孚在短短的40天内指揮完成的宜昌大撤退是事關國家命運的一次撤退，在40天當中，盧作孚把三萬以上待運的人員、九萬噸以上待運的器材成功撤退到大後方，期間，民生公司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盧作孚由此進入了人生的高峰期。

抗戰後，盧作孚将民生公司越做越大，從内陸航運到海運，成為中國一代“船王”。

宜昌大撤退及民生公司的發展成就了盧作孚，這成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抗日救國當中的標志性事件。然而，用歷史的眼光回頭來看，盧作孚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顯然不止這些。一方面其在重慶的鄉村實驗，使得重慶北碚成為抗戰期間中國知識分子避居的天堂，另一方面，盧作孚在現代企業管理上的卓越成就，堪稱中華之瑰寶。盧作孚在鄉村實驗上的著述頗豐，而其在民生公司期間的相關文稿可以看作是中國一代實業家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珍貴史料。

我們能在盧作孚的文稿當中，仔細地整理出其在實業救國及企業管理方面成熟的理論體繫。這成為中國民族資本家中一個極為奇特的現象。事實上，盧作孚大約是最為鮮明的主張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思考者之一，其一直致力于現代的城市體繫及現代企業體繫的建設，這已經遠遠超越其時大多數人所言的“實業救國”理想。盧作孚實業家的身份之後，更為重要的也許是思想家、教育家及鄉村建設實驗領袖這樣的身份。

由盧作孚而始，一個家族的思想血脈似乎已經奠定。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當中的思考者，盧作孚對盧铿的影響很大，一方面是關注國家命運的天性，另一方面則是對國家、社會的思考及實踐。盧铿讀完了祖父所有的文稿。

割裂

1950年，盧铿在香港出生，而此時的盧作孚大約更多地在考慮台灣抑或大陸的選擇，當然，他也有機會留在香港。但盧作孚最終選擇了大陸。

作為那個時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實業家之一，盧作孚的選擇或許有些令人詫異。這個蔣政府的救命恩人因為指揮宜昌大撤退而将一個國家的希望保留了下來。但在世紀的中葉，他卻選擇了一個新的政權領導的民族與國家。

我們並不知道盧作孚當年做這樣選擇的動機何在。也許與大多數當時的中國人一樣，他熱切地期盼一個新的民族氣象與一個新的中國；又或許寄居海島無法實現其畢生努力的救國圖強夢想。

但僅僅兩年後，盧作孚便放棄了這個選擇。1952年，他自殺了。

家人因他的選擇而改變了命運。盧铿便因為祖父的決定而留在了新中國。盧作孚與盧铿兩代人被1949割裂開來。

從1952年“三反”、“五反”，到1958年再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盧氏家族在1952年之後的生活多少會與盧作孚聯繫在一起。但環境顯然是全新的，沒有了著名實業家的光環，在大多數時候他們可能要忍受比平常人更多的災難。

在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發現，即便是歷史有意地将兩代人割裂開來，但是其中藕斷絲連似的聯繫始終會将一個有些殘缺、但依然算得上完整的歷史串起來。

歷史重回原點，當1978年國家重回正軌的時候，國家所面對的是盧铿這一代人。

成長環境並沒有完全壓抑住盧铿血脈里的家族氣質，相反在社會回到正軌時，盧铿堅決地繼承了家族的思想氣質，並将壓抑在自己内心深處的那些對于文化、知識與思想的渴望，以及對國家及社會的思考完全釋放了出來。盧铿與自己的祖父一樣，不斷思考，不斷實踐。

盧作孚到盧铿

在《觀點地産》對盧铿采訪的過程當中，盧铿的思維方式奇特而又别致，一方面他始終站在一個高度上來評價房地産及今天的城市建設；另一方面，在房地産方面，盧铿有着自己鮮明的主張。在他而言，房地産也許更多的是對這些主張的實踐。這些主張當中所含帶的責任感也許是大多數人所不理解的。

這與盧作孚的“實業救國”的理論體繫與實踐方式有着鮮明的雷同之處。盧铿與祖父不同的氣質在于，其始終能站在現代化的中國來理解與闡述今天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需要的内容與方式。也許時代不同，實踐的内容不同，我們無法将盧铿與盧作孚做一個繫統的比較來尋找出其中血脈的相同之處，抑或去尋找一個理解盧铿的角度。當時代在兩代人身上賦予了不同的責任時，在此，我們所能做的也許是敞開一個真實的盧铿，探尋出其特有的精神氣質。

以下是《觀點地産》雜志對盧铿的專訪。

《觀點地産》：有一種批評，今天的中國地産缺乏精神氣質，建築産品是這樣的，中國地産企業是這樣的，同時中國地産人可能也是這樣的，您怎麼看？

盧铿：中央電視台有一個繫列片《記憶1938》，講了一百個人，其中有一個是《盧作孚1938》，講宜昌大劫難。民生公司和我祖父一下成了一個民族的英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為他在國難的時候沒有發國難财，反而幫國家渡過了一個最大的困難期。後來因為這個民生有很多發展的機會，所以對民生是有好處的。所以當你真正意識到你的文化責任，你把一件事情做好了，圍繞這麼一個目標去做好了，企業、個人也會從中受益，並不是相悖的。房地産企業的精神氣質在哪里，在責任，對國家、社會的責任。這種責任不僅僅體現在你經營公司上。可能還有一個文化責任。有文化責任的企業才能說是有精神氣質的企業，有文化責任的企業不會建沒有文化的建築，同樣個人也是一樣。

《觀點地産》：現在房地産公司都在忙着掙錢。機會太好了。

盧铿：1999年的時候我提出那個“新住宅”運動的時候就是希望能夠在某一種思想旗幟的指領之下，能夠讓大家完全地反省，但是很難做到這一點。那個時候房地産市道並不好。我們這個社會太復雜了。我覺得01、02年還好一點，特别是04到07年。其實這個行業，大家都知道，太多的開發商，太多的機會，太多的誘惑，太多的陳舊，也太多的問題。

《觀點地産》：但很多人說國家富了，開發商富了，應該是一種進步。

盧铿：一個國家是否強盛不在于它的資本，現在很多國家資本很足，人均GDP很高，國家人民很富有，但是它沒有文化影響力。現在國家應該說有足量的資本，但是我覺得關注國家文化進步的力量太少了。而發展商手里掌握了大量的資本，而且大家做出來的産品是直接對城市，對文化有關繫，對生活有關繫的東西。所以，發展商應該有一種責任，就是把手里的資本跟這個國家今天所需要的文化結合起來，去開發一些能夠影響中國文明進步的房地産。

現在大家是為了賺錢，絕大部分是為了賺錢，賺錢其實跟這個不沖突的。但是一個産品做得很好的時候，它既為社會創造了良好的居住環境，或者是一個公共建築。同時，它也會讓你得到很多好處的。

《觀點地産》：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盧铿：對，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觀點地産》：“新住宅運動”和“新東方主義”是您對文化責任的思考？

盧铿：“新住宅”文化地産不是我提出來的，但是我在總結它、歸納它、運動它。後來我關注到整個中國城市風貌的大問題，我們沒有自己的主意了，全是别人的主意，所以就提出了“新東方主義”的思想。從一種建築文化思想，我覺得“新東方主義”應該是一種思維方式，就是把古今中外所有對當今和未來發展有意義的東西歸納成我的思維方式，它不只是一種審美理念。

“新東方”主義是我最早觀察城市的觀念，一個城市的風貌應該說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現在建設上處于一個非常浮躁的時候，一方面是城市化的進程需求建設量非常大，無論是工業還是居住，建設量非常大。據說，德國一個研究所的研究，說2006年，全世界新的建設量有45%發生在中國，這個量是非常驚人的。我估計不會有這麼大，但是至少是一個不小的數。這麼大的建設行為導致了今天政府和發展商非常盲目地在建設城市。這個城市在數量上是驚人的，但是在品質上留下了非常多的遺憾。中國的城市里面，有我們很傳統的風格，還保留着一種風格。引進了許多所謂歐式的建設，還有很多現代和後天的建設。但是在所有的建設風格當中，屬于我們民族自己的，同時又非常時尚、現代的建築很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缺失，不光是一種文化缺失，更是一種政治缺失。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提倡設計和開發，既有我們民族的機理語言、元素，同時又有現代建築風格的新的風格，所以我就提出了一個“新東方”理念思想。對建築藝術的觀念最後就演變到了對一種思維方式的認識，我覺得這個時代它就是一個融合的時代。國家提出和諧這麼一種政治，這個時代需要和諧，需要文化。因為無論是古今中外，都有它的長處，也有它的缺點。當城市的建設者或者是城市的設計師能夠完成這四個因素的融合的時候，那我們國家，我們的城市就會發展得更加有序。因為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我們不可能丢掉自己的因素，同時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我們不可能避免國際文化的影響。所以，最終城市的建設風貌一定會走向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就是融合了古今中外優秀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構成的一種新的城市文化，這是必然趨勢。

過去的一年當中我關注的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覺得現在影響居住文化的不僅僅是産品，或者哪一個理念。它應該是為我們的居民、百姓營造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是由硬件和軟件共同構成。所以我寫了一本書，叫《後天的新生活方式》。我覺得這些理念與掙錢是不沖突的。但是現在開發商缺少沉澱，缺少思考。

《觀點地産》：從文化責任與社會責任上來講，我們可能發現今天的中國無論是生活方式還是建築都很難從某種意義上達到一個平衡點，這其中可能關乎城市與建築的平衡，因為城市是有歷史的，也可能關乎到建築本身的平衡。

盧铿：這個時代其實很多人還是在思考，比如說所謂“新東方主義”，或者是中國的新古典，這種風格，在3、5年前基本上沒有，但是最近3、5年有了很多，現在數都數得出來，有上百個。這種文化出來了，說明大家在思考。這個酒店大堂就可以看得出，總體上是古典的，是有點新古典的。它有點把國外的風格和中國風格融在一起，像那個櫃子，前面那個櫃子是屏風，很典型是中國的。

所謂時尚化的古典跟歐洲的古典融合在一起一點看不出來，上面很多格局是歐洲的古典，但是你把中國的新的古典跟它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是蠻協調的，這就是一種藝術的力量。如果你把一個全古典的東西放在這兒是不協調的，你把它演變一下，它時尚化了，所以它就非常融合，非常舒服。包括這個台燈，很中國的東西，那塊石頭，很中國的東西。但是你沒覺得有什麼不協調，它就是一種藝術的融合，這個也看得出我們中國的文化融合力量很強。這種包容有好處，也有壞處，包容很快把别人的好東西學過來了，但是它包容了以後就沒有自己的東西了，所以這就是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

《觀點地産》：您覺得問題在哪里？

盧铿：現在我們中國人，包括我們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很多都是把醜陋當成一種美，我是不接受的。我覺得當代藝術當中有一種精神上的領導，它希望我們自己去思考它像什麼，但是我覺得無論它像什麼，它應該是美的。

比如說現在幾個争議很大的項目，國家大劇院我可以接受，鳥巢我不接受，水立方更不接受，最不接受的就是央視大廈。

國家大劇院我接受，因為它精神上是用了中國偏遠地方的一種精神，同時，它這里面用了許多中國古建築文化的思想。而且它是美的，無非是現代一點，在故宮的附近顯得有點突兀，但是它能引導我們思考，中國的建築需要發展，這種發展一定是要向美的方向發展。

但央視大廈我覺得是非常扭曲的。庫哈斯我接觸過，我們做上次那個聖彼得堡的項目，那個項目他參加了，他親自給我們演示了，最後被我們淘汰了。他有一個類似的東西，60層樓的一個“X”。

這個東西，無論從藝術的理念，或者是從技術的理念都是錯的，是一個扭曲的設計。

而且這個樓技術上也很糟糕，第一個，它的成本大大高于普通樓的成本。因為它的結構上需要做很多處理，所使用的材料會多得多。我們國家是一個非常缺資源的國家，國家應該提倡的是節能、節材、節水、節電。但是它沒有，它告訴人們在浪費，浪費才出了一個奢華、醜陋的結果。還有，冬天在北方城市，它所有的斜面、斜角，上面懸起來的秃頂會産生許多冰柱。他要克服這個問題就得通電，就得電熱。

央視大廈，我覺得也是對我們嘲弄，我覺得庫哈斯在謾罵中國，他用了一個非常不客氣的方法在罵中國的社會主義，罵中國的今天。

鳥巢也有問題：它也是一個巨大的耗能、耗材料的建築。據說，它焊線的長度加起來是多少公里，我們以這個為荣，好像我們國家有這個實力做這個事，大量的材料耗在那個地方，沒有必要。

當中國的建築量每年的增量成了90%的時候，德國人說全世界新建築量在中國有45%。當全世界1/3以上的建築鋼鐵和建築水泥用于中國的時候，當我們每年人口新增一千多萬，相當于一個澳大利亞全量的時候，當我們的建築單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的時候，你想想，這個不光是為中國，也為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問題。

《觀點地産》：其實建築本身可能反映了一個宏觀層面的問題，中國人在發展中迷失了。

盧铿：我贊同你的說法，為什麼我們現在突然遭遇了歐盟對我們經濟上的一些制裁？其實是國外感覺到中國有些不理智的發展，但是我們不得不發展，如果GDP的增長率低于8%，我們可能會出現失業這類的問題，我們拼命發展。但是連續兩位數的發展，十幾年帶來的一個有限資源國家的資源的拼命消耗，我們以後怎麼辦？沒有人思考這個問題，幾十年後就要出大問題了。

所以我書里面就寫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為了就業問題，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不得不去拼命發展。但是你想過沒有，拼命發展以後，以後就不是就業問題了，是我們吃飯的問題了。因為中國的資源實在是有限的，我們很多戰略資源是有限的，10年前，美國國土資源部出了一個報告，他分析每一個人一生當中要用多少鐵、銅、鋁、鋅等等這些所謂戰略資源。每個人基本上是固定的，比如說我問你你一生要用多少鋁，你可能想不起來，但是你是要用很多的，你用的鍋，你用的易拉罐，每個人都是很多公斤，但是這些公斤數乘以我們13億就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舉個例子，中國的鐵路總里程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但是除以13億，每個人只有一根香煙長，這是很可怕的懲罰。你一輩子，比如說一噸鐵，完全可能，你可能要用一千噸煤，完全可能的，你乘以13億試試看，我們有嗎？我們能夠每年這麼發展嗎？中國煤炭大概10年前，每年的産量是4億噸，我們非常高興地說我們是世界第一了。你知道去年是多少嗎？30億噸。所以我們所有問題的核心是人口問題。人口太多是不可能減少的，盡管中國的計劃生育已經非常到位，但是每年還要增長一千多萬人，一千多萬人是兩個以上的新加坡，是一個以上的澳大利亞，很可怕的。

我們現在還是比較短視的。我覺得中國需要很多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應該關注這種公共問題。但這可能關繫到人與企業的責任問題，我們很少思考自己的責任，所以說，我們迷失了，我們沒有自己的精神氣質。

免責聲明：本文内容與數據由觀點根據公開信息整理，不構成投資建議，使用前請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