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香港消費券政策的經驗啟示

近期，香港财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新年度财政預算案時表示，借鑒去年的經驗推出新一輪消費券計劃，對合資格居民發放1萬港元消費券。此次“消費券計劃”金額為上一輪的兩倍，去年8月，香港曾力推消費券計劃，分批次向市民發放了5000港元消費券，對本地消費帶來明顯提振。發放當月，香港零售同比增速迅速扭轉了此前的下行趨勢。2月18日，筆者在《财經》發表署名文章《香港力推消費券計劃，比直接發錢好》，對香港消費券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指出中國香港經驗對2022年内地制訂促消費政策極具啟示意義。

香港力推消費券計劃，比直接發錢好

沈建光 消費券作為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手段之一，短期效果優勢明顯，疫情以來各地也實踐不斷。中國香港的做法對内地促消費具有參考意義

消費疲軟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拖累之一，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12月社零總額同比僅增長1.7%、實際同比已跌至負值。

今年一季度能否有效提振消費、擴大内需，成為現階段中國穩住宏觀經濟大盤、進而實現全年增長目標極為關鍵的一環。值得關注的是，2021下半年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強力實施消費券計劃，短期内對本地消費帶來明顯提振。為此，筆者對香港消費券政策進行了詳細研究，認為盡管内地實際情況有所不同，但香港經驗對2022年内地制訂短期促消費政策仍極具啟示意義。

中國香港消費券優于此前直接發錢

回顧疫情之初，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曾使用财政儲備對居民直接進行現金補貼（人均10000港元），由于直接将現金打入居民銀行賬戶、並未限定必須用于消費，且疫情沖擊下諸多消費場景受限，導致政策對當期消費的促進作用並不明顯。相較而言，香港本輪消費券方案具備顯著優勢。

一方面，占用财政資源更少。香港本輪消費券計劃向18歲以上永久居民和新來港人士每人發放5000港元消費券、人均額度僅為此前一半，對财政資源的消耗顯著低于此前一輪的現金補貼。數據顯示，香港本輪消費券計劃共投入360億港元财政預算、占2021年财政收入比重約為7%左右，考慮到2019年之前香港财政長年處于大幅盈余的狀态，本輪全民派發消費券的支出規模並未引發針對财政負擔的過多擔憂。

另一方面，促消費的針對性明顯提升。根據計劃方案，香港特區政府明确限定消費券的使用範圍限于本地零售、餐飲和服務業商戶的實體及網上店鋪，同時規定了不适用消費券的交易類别，如政府收費、水電煤氣收費、公共機構收費、教育開支、購買金融産品或服務、捐款、非本地商戶購物、個人對個人（P2P）支付、兌換現金等。由于規定了消費券僅能用于本地特定場景消費，香港本輪促消費政策的力度實際更具針對性，為後期取得良好效果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國香港消費券取得雙重積極效果

目前來看，中國香港消費券計劃至少取得了雙重積極效果：

一方面，在極短時間内快速提振了本地消費、激活消費信心。香港消費券惠及720萬市民和10余萬本地商戶，覆蓋不同消費場景，數據顯示自去年8月開始分批次發放消費券以來，香港零售當月同比增速迅速扭轉了此前的下行趨勢，在奧密克戎輸入香港之前（11月末），始終保持在7%-12%左右的較高位置。根據特區政府經濟顧問的估算，消費券計劃對于香港經濟的提振作用大概為0.7%，其中，對餐飲、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等行業的拉動作用更為明顯；三季度餐飲業已恢復至疫前同期（2019年三季末）水平的81%左右，在疫情封閉、無外來消費的情況下實屬不易。

另一方面，助力中國香港金融科技發展和數字化轉型。根據計劃實施方案，合格居民可選擇支付寶香港、八達通、拍住賞（Tap & Go）或微信支付香港等多種線上線下渠道領取消費券，不僅兼顧了本地居民傳統消費支付習慣、适老性等需求，同時鼓勵市民和商戶拓展更多渠道的電子支付，有助于完善香港在零售領域的數字基礎設施，擴大香港金融科技服務覆蓋面，加速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

當然，在筆者看來，中國香港消費券在設計細節上仍可做得更好。例如，香港消費券采用全額抵扣方式、未使用滿減設計，更多體現為對居民消費的短期一次性刺激。進一步做大乘數效應将是未來香港消費券政策的重點優化方向。

對内地短期促消費的政策啟示

對内地而言，歲末年初之時奧密克戎新一輪疫情再次多點暴發、防疫政策持續收緊，使得一季度消費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刺激消費、提振内需已刻不容緩。1月14日，國家發改委印發《關于做好近期促進消費工作的通知》，其中多次提及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發放消費券。事實上，消費券作為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手段之一，短期效果優勢明顯，疫情以來各地也實踐不斷。在筆者看來，中國香港做法對内地促消費具有積極參考意義。

一是政策發力加快轉向供需平衡，提升對居民收入端的财政支出力度，考慮統一派發消費券。疫後中國政策側重供給側、投資端，經濟恢復明顯供大于求。但減稅降費手段並非萬能，其效果高度依賴市場主體盈利狀況，具有一定順周期屬性、還面臨“幸存者偏差”。相較而言，消費券等收入端政策逆周期屬性更加突出，在經濟下行時期更具政策性價比。此情況下，财政政策應從保市場主體适當向保終端消費傾斜，可考慮借鑒香港做法在内地統一派發消費券，與減稅降費形成提振内需的合力。

二是提升政策發力的針對性，重視平抑疫情導致的短期消費沖擊，加大困難地區消費券政策力度。消費券定位于短期刺激政策、發揮短期效果，香港實踐已經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對此應有清晰的認識。疫情反復之下，中國近兩年始終面臨局部消費遭受較大沖擊的局面，不僅加劇了整體消費數據的短期波動，更進一步打擊了消費者信心、阻礙消費回補。有鑒于此，對于近來直接遭受疫情沖擊的困難地區，可以考慮在疫情有效控制之後加大消費券政策力度，以迅速對沖疫情影響、平抑短期波動、促進消費回補，同時帶動後續消費者信心。

三是财政緊約束下仍應堅持效率優先原則，突出做好政策設計，全力提升消費券乘數效應。提升定向消費券占比，加大對困難人群、中小微企業的定向支持力度，突出本地餐飲旅遊、家電汽車更新等重點方向。順應數字化轉型潮流、多渠道推廣消費券，覆蓋更多用戶群體，兼顧提升适老性、照顧線下消費習慣。借助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手段優化前期消費券實施方案設計，合理測算基礎上适度提升消費券滿減比，讓消費者真正感受到消費券可用、好用，在有限預算、有限時間内做出最大的消費乘數效應。

本文首發于财經雜志 （編輯：王延春）

沈建光 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觀點新媒體專欄作者

張曉晨 京東科技集團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