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的紐約公園

　　當你在一個建築物過多的大都市里建設時，就不得不用一把剁肉的斧子為自己開路。

　　——羅伯特·摩西

　　紐約前傳

　　1492年，哥倫布出于偶然發現了美洲。

　　1626年，狡猾的荷蘭人Peter Minuit作為美洲大陸上的“新荷蘭”的第一任總督，用價值24美刀的小商品從印第安人手里買下了曼哈頓島。不久，他在曼哈頓島的一角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

　　1664年，在英國人只是把自己的四艘戰船停在港口，一槍未發，荷蘭人就拱手交出了這片土地。轉眼間“新阿姆斯特丹”化名為“新約克(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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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紐約市的人口達到340萬以上，一年内通過紐約港口入境的人就超過百萬，當時全上海的人也不過108萬。

　　有一個人在20世紀對紐約産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他就是羅伯特·摩西。在城市歷史上幾乎只有摩西的“精神導師”——巴黎的奧斯曼可以與他相匹敵。19世紀的後半期，奧斯曼出于保護巴黎安全的目的，大規模拆毀了舊城區，修建了林蔭道和新的住宅區。

　　摩西來了

　　羅伯特·摩西1888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1897年摩西全家遷往紐約去繼承祖母留下的大筆遺産。從此，羅伯特成為富有階層的一員，受最好的教育，作為優等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在牛津獲得建築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又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博士論文探讨的是英國殖民地的管理問題。

　　我估計他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全過程中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他進入政府部門工作後，立刻成為一個激進的改革派，尤其是在經濟和效率方面，他總有意見。1919年，摩西被阿爾弗雷德·史密斯看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協助改革紐約州政府。可惜的是，第二年大選史密斯就被擊敗了，摩西的那些點子還沒來得及實現。

　　公園，更多公園

　　1922年，史密斯東山再起，重新提攜摩西。此時，摩西發現，在整個紐約州的哈德遜河東側沒有一個州立公園。他看到了公園建設的必要性，說服史密斯相信公園建設在政治上對他們有着重要的潛在作用。摩西瞅準機會決定先在長島建立這樣的公園，他得到史密斯的支持後立法建立了長島州立公園委員會，起草法案明确委員會有獨立自主的權力。摩西任委員會主席。

　　第二年，摩西就設計出一繫列長島州立公園，由寬闊的車行道包圍，又彼此聯繫一直延伸到紐約市内。這一計劃占用了大量本用于房地産的土地，還影響到了不少家庭，他們強烈地反對摩西。到1930年，摩西還是在長島修建了9700英畝(将近60000畝)公園，其中包括大受歡迎的瓊斯海灘(Jones Beach)。瓊斯海灘可供萬人同浴的主浴室耗資上百萬美元，水塔修建得更是有“意大利塔樓”的派頭，整個海灘從垃圾清理到提供食物都由州政府負責，工作人員穿着整潔的水手制服，每條木闆路都打掃得幹幹淨淨。海灘開放的第一天就來了25000人，八月到九月初的短暫夏季里，這里至少躺倒過350000人。全世界的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都為摩西震驚。

　　摩西的胃口可不僅限于長島。早在1923年他就起草了《紐約國家公園計劃》，要修建遍布紐約的公園體繫，並建議進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發行1500萬的公園公債。這個計劃在發展重點及其規模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久，在摩西的極力慫恿下，史密斯提出立法建立紐約州公園理事會，發行公債，提案受到公衆和媒體的大力支持，很快就在兩院通過。摩西又被任命為這個理事會的主席，通過立法再次掌握了決定權。

　　建設公園，是無私的“為人民服務”，摩西一時間仿佛人民英雄般成為了全美國最受公衆認可的政治人物。他常常對同事說：“當你開始為建設公園而戰鬥，你一定要保證公衆的意願是站在你這邊的。你和公衆站在一頭，你就是安全的。”公衆和媒體給與摩西的巨大贊譽，令他赢得了政治上絕對的安全，沒有任何市長或州政府官員敢于反對他，他的政敵都不得不給他鼓掌叫好。

　　1933年，摩西動用自己的聲望，支持當年的紐約市長獲得大選勝利，條件是他成為紐約市公園委員會的主席，他再次擁有了絕對權力，可以控制全市的公園和周邊的車行道。此後，他又掌握了當地的橋梁和道路的控制權。

　　英雄，或是掮客

　　摩西在州政府工作了44年，市政府挂職超過34年。在事業的頂峰，他擁有12項不同的紐約市和紐約州公職。摩西最傑出的政治才能在于他知道如何控制和使用“納稅人的錢”去影響那些選民選出來的人，他知道如何運用立法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總是親自起草那些賦予自己權力的法案。他敢于不顧市長、州長甚至總統的反對，建造了一部運轉數十年的政治權力機器。

　　他事業的最後時期，全美50個州的公園面積總和大概是580萬英畝，光紐約州就有260萬英畝的公園，占45%。1961年的《紐約時報》上有一則新聞中提到，摩西先生承認有些新住宅很可能是“醜陋、封閉、墨守成規、千篇一律、缺乏個性、沒有風格”，但他說：“這樣的住宅，只要周圍有公園就可以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1989)而這已經不是他一個人的理念，幾乎所有的城市規劃者都患上了公園迷戀症，“公園可以拯救一個城市”變成了一種信仰。

　　除了公園，摩西還特别喜歡修建運動場。1933年，他成為紐約市公園委員會主席的時候，全市不過199個運動場，1960年他退位時，紐約市有777個運動場、15個戶外遊泳池、17英里海灘。大蕭條時期，有84000人為摩西工作，重新修整了紐約市的每個公園，将它們變成動物園，修建滑冰場、船塢、高爾夫球場，建成了288個網球場和673個籃球場。後來羅斯福也借用了摩西的辦法，消耗大蕭條時期的勞動力，讓他們投入到公共建設事業當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的城市面臨戰後重建，以當時的社會狀況、經濟條件和政治需要，無論是密斯·凡·德羅的摩天大樓還是柯布西耶的所謂現代城市規劃理論，都成為了能迅速有效解決城市問題的方案，拓寬道路有利于汽車等一繫列工業産品的發展，大尺度大規模、標準化工業化的建築有助于解決居住、工作等市民的生活需要。

　　與歐洲努力改變現有空間模式的方式不同，美國擁有大量未受到戰火沖擊的城市和空余的土地，“為了實現每個復員軍人的夢想”，城市迅速開始了“攤大餅”，郊區化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私人得到了政府的住宅資金，修建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礎設施的直接公共投資也給與郊區化帶來了便利。

　　可這樣下去，市中心離城市居民越來越遠，重要性急劇下降，這時候羅伯特·摩西又開始了自己紐約大都市的復興計劃，他在公共資金與私人開發商之間斡旋，通過修建高速公路、橋梁、公園重塑紐約的中心地區。

　　摩西修建的道路将郊區與市中心連接起來，但他很狡猾。作為富人的摩西從骨子里看不上低收入者，他特意把長島區的行路橋下高度設計為9英尺(約3米)，而當時的公共汽車高度12英尺(約4米)，為了不讓低收入者進入他設計的瓊斯海灘，他甚至運用法律鼓動人們否決了長島鐵路延伸到瓊斯海灘的動議。一切道路都要為了那些擁有汽車的人服務。

　　再往後，演變成了一切為汽車服務。華盛頓廣場公園内曾有一條南北向的道路，1930年代摩西為了他的公園曾經希望移走這條路，拓寬周圍的道路建立高速公路，但這個“(浴缸中的)防滑墊計劃”泡湯了。50年代，摩西提出的計劃就變成了将穿過公園的那條路作為一個主要幹道，連接曼哈頓及其周圍的高速交通網。好在他的計劃受到了居民的阻撓(他們甚至成立了“關閉華盛頓廣場公園[對所有人除緊急交通外]聯合緊急委員會”)，有兩位女士提出了大膽的計劃，将公園内部的路封閉，並且不拓寬周圍的公路。顯然公園附近的道路會變得不太好走，摩西和他的同伙們都認為，這里将發生大規模的交通堵塞，他們微笑着在一旁等着看居民們追悔莫及。可堵塞的情況並未出現，汽車司機們發現公園附近沒有好走的路之後，他們就不再到華盛頓廣場公園附近，這周圍的環境比以前更好。

　　在我們将公園和空地稱為城市“綠肺”的時候，還簡單地回避了其他一些問題。公園中的植物或許在淨化我們的空氣，但是它占有的大量土地也會将汽車擠向别處，制造更長的交通流線和交通堵塞，其中産生的廢氣遠大于公園能淨化的空氣量。據簡·雅各布斯說：“要吸收4個人在呼吸、做飯和取暖時釋放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有3英畝的林地。(《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1989)”此外，公園内部缺乏類似“街道眼”一類的有效監督。像我小的時候，在胡同里是最老實的，因為周圍的人都認識你，你幹什麼壞事，他們會去告訴你的父母。想逃避家長或者幹别的壞事就去公園吧，那里沒人認識你，沒人會管你。這也是為什麼《東宮西宮》的故事會發生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里。

　　搞房地産開發或者為自己選擇住宅的時候，我們都願意旁邊有個公園。公園給人的聯想是飯後悠閑的散步、綠樹群花、小鳥啾啾，所能帶來的愉悅感與手持盆景類似。但對于城市規劃來講，公園的數量、規模、管理運營方式都需要科學慎重的考慮，有時候建立一個公園遠不如保留一片舊城有益。摩西在他瘋狂執著的建設之路上，伐除改造了大片舊城，硬生生地改變了大批人的生活，建造了所謂現代的“符合城市規劃原理”的城市。這樣可能是對的，但回顧歷史，讀讀《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和《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就足以發現這恐怕不夠好，遠不夠好。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偶然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句話：“冰涼的手，這種手布滿青筋。(有這種手的主人)神經過敏，相處困難，好争辯，盡講歪理，缺乏同情心和群體觀念。”我想，摩西一定有這樣的一雙手，手里握着剁肉的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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