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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個技術或商業模式的變化,一旦應用到實際經濟生活,不免觸動現存秩序,連帶也觸動相應的觀念與既得利益。
無論在經驗上還是在邏輯上,土地流轉自然之極,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我們城市發展要從過去十幾年的高歌猛進,轉到節奏稍微慢一點、稍微把集聚程度提高一點,也就是說要加強城市的質量。
簡單的東西要堅持,不能把任何改變都叫做改革,更不能來來回回地改。
把大片農村土地劃入城區的動力異常強大,但為進城農民提供合法居住空間的努力微不足道。
顧準把馬克思放到有過希臘羅馬“自由市民社會”傳統的西歐歷史中加以理解,而他的出發點和立腳點,永遠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自發産生過資本主義的當代中國,特别是他以生命體驗過的種種“我們的問題”。
城鄉中國“城”字當頭,可不再是“征”字挂帥。當代競争力旺盛的城市,無一例外,一概是“市場”打頭,以市場機制引導資源的流動與集聚。
從1987年的第一拍到2013年的又一拍,已經過去了26個年頭。這個實例,說明為什麼中國經歷了一代人的改革開放,還是沒有理由停下腳步,仍然需要全面改革,以防半拉子工程讓以往的努力前功盡棄。
從根本上講,“征賣差價歸地方财政”帶出來的需求,差不多可以無限膨脹,永遠也沒個夠的時候。
倘若沒有新鮮刺激的内容,早在1987年就拍下第一錘的深圳,土地拍賣怕是上不了新聞頭條的。
周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