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意見：土地的市場流轉不可阻擋

與其等集體土地被征用之後由着城市政府去市場化，還不如自己直奔農村建設用地的市場化。

推薦語：12月20日下午，備受關注的深圳市首宗進入市場流通的原農村集體土地以底價1.16億成功出讓。有業内人士認為，該地塊成功出讓，意義重大。

周其仁 成渝兩地出現的農村土地交易所，最重要的含義是為農村土地交易提供了一個合法架構。講過了，事實上存在的農地流轉以及農房連帶宅基地的轉手，向來就有，就連“割資本主義尾巴”最高潮的文革時期也沒有完全杜絕過。但是，合法的、跨村跨鎮甚至跨縣的、公開競價的農村土地交易，的确在成渝首創。

偶然因素少不了。不過依我的觀察，打通城鄉、合法的土地交易終究不可阻擋。根本的動力機制有兩個：其一是産品市場化終究要導向要素市場化，其中也包括土地要素的市場化；其二，政府有權買賣國有土地，終究會導向農民也有權買賣農村集體土地。這里“終究不可阻擋”的意思，是觀念、法律、政策或可障礙一時，但到老還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土地市場說來還是真的要來的。

先談第一動力機制吧。農産品的市場化改革，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葉。原先是全盤的國家指令計劃，具體到重要的農産品，就是統購統銷——政府制定收購價和收購量，強令執行；再定量定價供應給工業和城鎮居民。那套體制驅逐了市場機制，以“剪刀差”的方式把農村和農民的剩余集中到政府之手，曾被認為是推進國家工業化的不二選擇。

無奈農産的短缺和農民的貧困總也揮之不去。道理也不復雜，講到底無非就是價格機制不可欺：要低價去拿農産品，農民不會好好給你種的；再左一道右一道以公社體制捆綁農民手腳，誰想好好種地也種不成。“改革”就這樣提上日程。一旦劃下承包權的清楚界限，人家的産品唯有按市價才能“貨暢其流”。

問題是價格有傳導性。想想看啊，水稻有市價、小麥有市價、蘿蔔白菜也有了市價，那麼産生水稻、小麥、白菜蘿蔔的那些“生産要素”——勞力、土地、資金、技術等——能沒有市價嗎？就算一開始沒有，但只要生産活動持續進行，産品之價就擋也擋不住地要傳導為要素之價。

不妨一試，讓我們從種稻開始。種稻得稻，那是遺傳學決定的。春種一粒，秋收萬顆，那是“自然生産率“決定的。人心不足，再想多得一點，如何辦理？答案是擴大種植，多種多得。于是要素登場：要多種稻，總要加人力、擴土地或提升技術。自家有閑置資源，好辦，增加投入就行了，橫豎閑着也是閑着，但凡稻谷好歹有個正得收益，也比閑着資源強。問題是如果自家資源全部用上了，再沒有閑着的了，如何擴大生産，就費思量。

一個辦法是對現有種植結構作盤算，譬如能不能少種一點麥，騰出人工和土地多種一點稻？産品各有價，這個賬好算，無非少種麥減少多少收入，多種稻又增加多少收入，兩相權衡，就知道減麥增稻，值還是不值了。注意了，此刻産品之價已經傳導到要素身上了，因為要獲得增稻的收入，必以減少種麥為條件——你不放棄麥，就無法增加稻。這等于說，農地增稻的“代價”，就是放棄繼續種麥的那筆收入。“代價”也是價，只要稻麥有價，你自家的農地也有價。勞力同理，自家勞力多種稻少種麥，勞力之價終究顯現。

至于想利用别家的土地擴大種稻，産品價格也不難傳導給要素。條件簡單，只要你擴大種稻增加的收入，高于别家種稻所獲的收入，他家土地轉給你用的租金，就在這個差額之内。他種稻一畝總收100元，你種一畝可得200元，轉用他家一畝土地之價，定在100元以内。究竟是1元還是99元成交，取決于交易費用。

這是說，但凡不同的産出之間有差價，或存在不同主體生産同種産品的生産率有區别，産出品之價一定傳導為投入品之價。古人說得好，物之不平，物之情也。不同産出的差價來自人們的需求，不同主體的生産率之别來自供給，總是有的。因是之故，只要産品有價，要素終究亦有價。開産品市場而不開要素市場，根本就做不到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農産品逐漸市場化，勞力、技術、農地的市場也接連登場，就是因為這第一動力機制不可抗拒。

非農業用途的土地，市價顯示之路要慢好幾拍。個中緣由，與以上揭示的道理倒是一致的。因為農村里非農業用的土地，最早的“産出”都是自用，不進入市場，沒有市價，所以傳導到這些土地本身，也沒有市場化的可能。譬如集體建造的大隊部、小隊部之類，也占地，但無非是蓋了些公共空間供農民自用，不講價錢，所以那些土地的市場化，路途不免遙遠。這說明，凡産品自用的，其“要素”一般也自用。

農村非農物資源最早走向市場的，是鄉鎮企業用地。本來鄉鎮辦的農民企業，土地獲得為了自用，所以一般也免費。無奈鄉鎮企業的産出品是賣到市場的，所以“産品市場導向要素市場”的原則對它就适用。鄉鎮企業最盛之時，從業工人曾達到1億之譜。後來城市開放，外資民企崛起，鄉企闆塊改的改、停的停，農村閑下不少鄉企占用過的土地，但凡有人要用，講個價錢轉手的所在多有。實在沒人要的，等增減挂鈎政策一來，往往也是首批挂鈎的對象。在法律上，正如我們上周引用過的，最早給“不得出讓、轉讓、出租”的集體建設用地開下口子的，也是破産、兼並了的鄉鎮企業用地。道理何在？産品市場化必導向要素市場化呐。

至于農民的宅基地，加蓋其上的農宅向來自用，所以此要素自人民公社60條以降，法定就是不得買賣、租賃和轉手。“例外”也是一直有，那就是農民之間因家庭、人口變動而發生的農居轉讓。以我所知，任何農房轉手一旦發生，那幅宅基地其實也遵循地随房走的準則，一並轉給下家。還是第一動力機制——産品轉手了，要素也轉手——雖然習俗是農宅轉手合約里一般不提宅基地，仿佛家家都是“懸空寺”，房子底下根本就不占地！

近來農村宅基地轉讓有規模擴大之勢，是另外一套動力機制起作用的結果。那就是城市土地市場化了，政府破了“國有土地不得買賣、租賃、轉讓”的老規矩，邁進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可市場化轉讓”的新時代。城市地價節節上升，是一所偉大的學校，漸漸把農民——首先是靠近城市的郊區農民喚醒了。有樣學樣，你城市政府可以賣土地，鄉鎮政府和村組集體為什麼就不能賣呢？特别遇到了“地在腳下，錢在門口”的情況，把村子整理一下，結余出來的鄉企用地、公共建設用地，以及騰出來的宅基地，使用權也有償轉了呗。這可是新的動力機制，産品不一定市場化了，例如農宅還是自主自用，但城市政府賣地的故事，也啟發了部分鄉鎮和集體農民，與其等集體土地被征用之後由着城市政府去市場化，還不如自己直奔農村建設用地的市場化。

兩大機制交互作用，像流動的河水不斷沖刷着河岸，農村建設用地“不得買賣、租賃、轉讓”的制度壁壘終究要被沖垮。堵是堵不住的，剩下的選擇，無非是學成渝辦農村土地交易所，幹脆提供一個合法交易的平台，把反正擋不住的潮流納入正規通道。也可以繼續學鴕鳥，把頭埋進沙包，念叨幾句“不受法律保護”之類的軟話，算為自己免了責，卻讓法外的世界越變越精彩。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來自周其仁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