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讀顧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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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5 12:05

  • 顧準把馬克思放到有過希臘羅馬“自由市民社會”傳統的西歐歷史中加以理解,而他的出發點和立腳點,永遠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自發産生過資本主義的當代中國,特别是他以生命體驗過的種種“我們的問題”。

    顧準把馬克思放到有過希臘羅馬“自由市民社會”傳統的西歐歷史中加以理解,而他的出發點和立腳點,永遠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自發産生過資本主義的當代中國,特别是他以生命體驗過的種種“我們的問題”。

    周其仁 一本舊雜志,二十幾年來搬家多少次,從來舍不得處理。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創刊的第1期。不過,這不是于1980年1月10日正式出版的那本第1期,而是内里注明“1979年10月6日付印”、封面左上角印有“樣本”字樣的第1期。當時聽說此“樣本”只印了200份,送各方審查和聽取意見。當年的一位朋友為我搞到了一本,閱讀的時候,應該是1979年年底。

    “樣本”共刊發十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注明“顧準遺作”——“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編者按語這樣介紹作者:“……曾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财政組組長等職。1974年12月死于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又介紹該文:“此文是1973年6月作者在被當作‘專政對象’,失去自由的情況下寫的一篇讀書筆記,對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條件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是的,這是顧準在“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歲月里,重讀《資本論》和《共産黨宣言》的筆記。全文分為四節。起筆陳述作者選取的角度和思考的中心問題。随後第二節、第三節,集中闡述馬克思研究的“現代資産階級”,是歐洲文明的獨特産物。第四節“余論”,聯繫“我們的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讨論。全篇文字樸實無華,但思想上的感染力卻無與倫比。這是我第一次讀到顧準的作品,離他寫作的時間不過六年多一點,說“愛不釋手”,僅可以勉強形容當時的感受。

    “樣本”刊發的顧準遺作,到了正式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就被抽掉了。當然沒有人公開交代不準發表顧文的理由。不過因此一來,我手頭得到的這篇顧準遺作,更令人覺得彌足珍貴。這篇在顧準生命最後幾年里寫的筆記,要到1992年才被收入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當時顧準的女兒遠在夏威夷,專門給在UCLA讀書的我郵寄了一本);再過2年,才被收入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顧準文集》。回頭看,如果不是得到了這份創刊的“樣本”,我讀顧準作品的時間起碼要推遲十幾年!

    顧準就有這樣的力量,你讀了他的文字,就想知道他的情況——究竟什麼樣的生命經歷,才可以産生這樣的思想?于是,“樣本”關于作者語焉不詳的介紹就令人感到不滿足。不過,還是要等十幾年,在《顧準文集》收錄的“顧準傳記”公開出版之後,我才比較完整地了解到顧準先生的生平:

    ——顧準生于民國初年從蘇州移居上海的一個中醫家庭,在職業學校的初中畢業後,因家境清貧,無力繼續求學,12歲就到潘序倫先生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

    ——在上海立信事務所和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顧準工讀並舉,成為掌握現代會計知識的專業人士,早在1934年就出版了銀行會計方面的專著;

    ——在日本侵華的大背景里,顧準于20世紀30年代先組織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後加入中國共産黨。40年代,他在蘇南、蘇北抗日根據地和延安工作。抗戰勝利後,顧準回華東工作,先後擔任中共華中分局财委委員、山東省财政廳廳長、上海市财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上海市财經委員會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财政部副部長;

    ——在領導上海财稅工作時期,顧準從上海大型工商企業一般已采用比較健全的現代會計制度的實際出發,提出“查賬征稅”的辦法。不料,因為與當時有關部門“民主評議征稅”的辦法不同,竟然在1952年被定為“目無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随後又接二連三受到處分、撤職;

    ——1956年顧準調入經濟研究所,開始研究商品貨币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問題,最早提出並論證了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币關繫和價值規律,成為探索市場關繫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運行的第一人;

    ——顧準于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2年下放勞動回到經濟研究所,受孫冶方委托研究會計和經濟,相繼翻譯了熊彼特和羅賓遜夫人的經濟學著作;1965年再次被劃為右派,並在随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最後病逝于1974年12月3日。

    “顧準傳記”是他的親哥哥陳敏之先生寫的,讀來情真意切,非常感人。不奇怪的,因為作者是一位在顧準生命的最後歷程里,始終對他關愛和關心的兄長。作為當時絕無僅有的對話者和傾聽者,陳敏之也比任何人更知道顧準的價值。他精心抄錄並仔細保存了顧準的筆記手稿,直到後來不遺余力地為公開出版顧準遺作而四處奔走。沒有陳敏之,我們是不可能讀到顧準的文章的。

    很讓我感動的是如下記載:“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較之後,心情變得冷靜而充滿理智,對自己反復多次長期身處逆境,並不怨天尤人,處之泰然。”他身體力行居里夫人的一句話——即使在人類知識寶庫里投進一粒沙子也是偉大的——“在常人不能設想的那種孤寂和清貧的環境下”,探索歷史和未來。“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在他和我的通信中,寫下了現在匯集在這里的這些筆記形式的論文。”

    是的,顧準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價值還不是他思想的勇敢和執著,而在于他在任何情況下也絕不放棄的科學精神。回頭看那篇我在1979年讀到的筆記,他把馬克思的著述當作科學,而不是當作教條或打人的棍子來對待。那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年代,根本無須讀什麼馬克思,就可以“大批資本主義”。但顧準偏偏不是那類對人類知識連半點沙子的貢獻也沒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顧準把馬克思放到有過希臘羅馬“自由市民社會”傳統的西歐歷史中加以理解,而他的出發點和立腳點,永遠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自發産生過資本主義的當代中國,特别是他以生命體驗過的種種“我們的問題”。

    在“樣本”的顧文中,編者按說顧準“生于1916年”。這是錯了的。根據陳敏之的傳記,顧準生于1915年農歷5月19日。算起來,今年是顧準的90歲誕辰。時近先生的忌日,睡不着,寫下以上的文字紀念他。

    2005年11月10日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撰文:周其仁    

    審校:劉滿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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