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報告顯示，北京市人口數量已達1382萬人，其中流動人口數量已達303.9萬人。北京人口出現爆炸性增長確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事實”如果再繼續下去，可能給北京帶來一些嚴重後果。因此，限制北京人口的增長，應該是解決北京人口無度增長的有效措施。但是，關鍵在於如何限制，採取哪些手段和措施。
“控制人口要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費水平，使一批人無法在北京生活。其中，對本地人和外地人使用不同購房價格是控制人口的一種有效手段。而提高租房價格則會控制流動人口的流入。”首都經貿大學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的這個觀點經《新京報》報道後，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9月2日《新京報》)。筆者認為，周博士提出的這個控制北京人口增長的措施是個餿主意。
我們需要分析一下為什麼人口會大幅度地向北京流動？除了北京是首都，黨和政府的首腦機關、企業大公司總部以及外國、外商在華辦事機構等坐落在這裏外，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等大城市享受的優惠政策和特權太多的緣故。高校、優質初高中等過多的教育資源，高考等招生中享受的許多優惠政策，企業公司在地理上的特殊性，個人就業機會較多、發展前景較大，等等。這些不平等待遇都是政策上安排、傾斜造成的。也正是這許許多多的不平等政策和待遇，才是許多人紛紛往北京擠，這些不平等政策和特權是北京人口盲目增長的罪魁禍首。試想一下，為什麼美國華盛頓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華盛頓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美國的政府首腦所在地而已。最尖端的科技企業、最好的新聞媒體機構、最好的娛樂場所、最著名的企業、最頂級的高等學府等都不在這裏。這種局面是政策設計和政策平等帶來的。
因此，可以說，限制北京外來人口的湧入，採取對本地人和外地人實施不同房價等歧視性、差異性政策是徹頭徹尾的匪夷所思。隨着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過去諸如徵收城市增容費等計劃經濟時代的限制性措施剛剛取締，人口、人才流動正在朝着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打破城鄉隔離、城鄉二元體制、解除城市的各種封閉、壟斷政策應該是我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大勢所趨。在這種情況下，不從根本上分析北京人口問題的根源，不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措施，反而提出一些封閉性、歧視性政策，這是在拉歷史倒車，在給正常的市場經濟發展添亂。
因此，控制北京人口最好的辦法就是取消北京等城市已經存在多年的優惠政策和許多特權，例如巨大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放到別的城市，高考的錄取分數全國統一，一些機構儘量往別的地區和城市分散。同時，北京僅僅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不要建成政治、經濟、文化、金融等多中心，經濟、文化、金融這些中心要向其他城市分散。美國的做法有可以借鑑的地方。筆者認為，這才是解決北京人口問題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