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達沃斯充滿悲觀主義情緒，今年則轉變為現實主義。我們必須等到來年，才能成為樂觀主義者
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依然冠蓋雲集，精英薈萃，本次年會的主題是“重新思考、重新設計、重新構建”。毫無疑問，很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在重新思考和設計，現在到了重新構建的時候。可持續復甦需要堅實的基礎保障，這一點在金融領域尤為明顯。
各方人士在達沃斯暢談了對世界經濟的觀點，其中大部分都表現出現實主義的態度。值得一提的是，人們對發達經濟體的近期前景和挑戰保持謹慎觀點。在對當前一些問題的處理國也表現出了現實主義，尤其是與銀行業和金融業相關的問題。
在2010年達沃斯年會上，對銀行業的爭論只是議題之一，但份量極重，佔據了大部分頭條。在今年達沃斯年會舉辦前一天，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了沃爾克計劃(Volcker Plan)，讓本來已成為關注焦點的銀行話題更加熱烈。
沃爾克計劃有效繼承了之前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精神，該法案主張分離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這項計劃的目標不是重新引入該法案，而是避免出現納稅人承擔下跌風險，而金融機構穩享上漲利益的情況。
目前關於銀行的爭論分兩大陣營，一方由“技術專家治國論者”或監管機構領導，也得到了銀行家的大力支持；另一方則由響應公眾呼聲的政治家們牽頭。
達沃斯也做出努力試圖彌合分歧。兩方論點有一個共同主題，即希望應對系統性風險，並改進金融系統的運作。儘管存在諸多重合之處，但雙方論點仍然互不相讓，在這次達沃斯年會中，分歧明顯。
最近幾個月來，銀行的薪酬以及結構成為關注焦點，大大引發了公眾討論的興趣，尤其針對銀行規模和“大則不倒”(Too Big to Fail)的問題。兩個問題都很重要，這一點沒有疑問。
但技術專家治國論所關注的因素，從長期來看可能更為重要：資本和流動性。銀行需要良好的資本化和流動性，在危機中表現良好的銀行即是如此。
需要根據危機對資本比率進行調整，並應用於經濟週期過程中，旨在為銀行確保保守的運營，併發揮緩衝作用以應對任何衝擊。難題在於人們對於資本提出了諸多問題。為在未來改進銀行業的基礎，更多及更優質的資本可能被視為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同樣，流動性也被看作一個關鍵問題。但即便在這一方面仍面臨諸多問題，比如流動資產的定義、如何在機構內部對流動性的集中和本地管理進行調和。
宣佈沃爾克計劃，似乎與G20的共同策略意向背道而馳。當然，每個國家都需要根據本國情況修正經濟和政治議案，但共同的國際原則仍然必需，而且各國也在尋求建立這一原則。
對於跨境決議框架、監管以及在達沃斯論壇中多次強調的國際會計標準，這一共同原則至關重要。金融危機突顯了體制內的系統性失敗，需要進行修正。但人們經常忽視的是：即便在受損嚴重的倫敦金融城，金融系統仍有大部分並未崩潰。
而且從金融行業未受重大影響的一些國家，或許也能學到不少經驗，比如在此次達沃斯論壇上提到的澳大利亞、加拿大乃至以色列和土耳其。除了保守策略之外，另一共同主題就是有效監管。另一些經濟體，例如中國、印度和中國香港，則受益於有效的政策措施，比如準備金要求，以及香港針對抵押貸款要求的貸款價值比。
這是重要的一課。如果目標是保障經濟和金融的雙重穩定（本應如此），則兩種政策目標需要兩種政策工具。
貨幣和財政政策應該指向經濟穩定性，確保增長，並在西方防止通縮，在東方防止通脹。宏觀審慎措施則應重在防止資產泡沫。
在復甦的過程中，管理資本流入或資產泡沫將是新興經濟體面臨的重大挑戰。儘管在達沃斯年會上，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並未引發很大關注，但在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看來，很多新興市場在新的一年將面臨重大挑戰，尤其在如何處理資本流入方面。
我們在達沃斯可以明顯看到，金融行業已經取得了進步。但最大的問題是，由於問題複雜，或出於達成全球協議的願望，討論經常陷入停滯。而緊迫感似乎消失了，這為政治家們開了綠燈，讓他們繼續推進民萃主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