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與沈建光面對面：尋找中國經濟增長新錨點 | 博鰲·浪潮中成長

編者按：2026年，變革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重塑每一個行業。置身事内，我們需要把科技落到實業里，讓創新觸達真實的産業場景。

這是全新的周期，為順應新的形勢，觀點新媒體繼續推出“2026博鰲觀點訪談”系列報道——“博鰲·浪潮中成長”。

通過對全産業鏈代表性企業的調研與交流、深度采訪與對話，探尋變革中的成長新邏輯。希望這股力量匯入時代的浪潮，在落地中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推力。

觀點網 在全球人工智能（AI）浪潮洶涌、産業轉移加速的宏觀背景下，中國經濟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以AI和大模型為代表的新質生産力蓬勃發展，帶動供給端與出口展現強勁實力；另一方面，提振内需、房地産轉型、産業升級等問題，形成鮮明對比。

人工智能加速發展浪潮中，中國增長非常快，京東集團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對觀點新媒體表示，根據英偉達黃仁勳提出的“五層蛋糕”理論，第一層是能源，第二層是芯片和計算機硬件，第三層是雲計算，第四層是人工智能模型及各種算法，第五層是應用。

在他看來，中國在五個層面均有布局且優勢獨特。

“三強三弱”

“中國過去投了這麼多能源，能發揮巨大的作用。”去年新增電力裝機容量是美國的8倍，目前中國又引進了新能源，奠定了能源底座；芯片産能巨大且出口迅猛，一般芯片出口增長率達數十個百分點；雲計算發展得很快，至于大模型領域已形成中美“雙雄”格局，其他經濟體在這一層基本缺席，亦有大規模的應用，中國的供給側AI引領着全世界。

然而，強大的AI供給能力恰好凸顯了需求端的薄弱，沈建光近期就将這種分化概括為“三強三弱”，即“供強需弱，外強内弱，新強舊弱”。

他提到，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結構性分化特征。一方面，工業生産保持較快增長，出口表現超預期，新興産業持續擴張；另一方面，消費、投資等内需指標仍然偏弱，傳統産業面臨較大壓力。

“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出現負增長，投資同樣承壓。”沈建光指出，盡管工業生産保持4%-5%的增長，但消費端令人警惕。

表面上，生産強勁應有利于就業，但現實中就業既有結構性錯配，也有AI技術對初級崗位的潛在替代效應，中美均面臨相似挑戰。

他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注意到，美國計算機專業畢業生同樣面臨就業困難，這是技術革命帶來的全球性課題。

面對“三弱”，傳統降息降準還有效嗎？沈建光對此持保留态度：“貸款需求本身較弱，企業産品賣不出去，降一點利息無濟于事。”

在他看來，核心矛盾是居民收入預期和财富效應不足，“老百姓确實收入增加了，财富不斷增長，會有信心；信心是實實在在的收入和财富堆出來的。”

他分析居民四大收入來源後發現，當中财産性收入增長最慢，如何提升這一塊至關重要。更根本的是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最核心還是第一次分配，就是讓老百姓能賺到錢。”

那麼，如何讓老百姓“有錢且敢花”？沈建光提出了多層次方案。

短期策略之一是放開被過度管制的消費場景。以遊艇經濟為例：美國擁有1300萬艘遊艇，貢獻GDP約2-3個百分點，産業規模超萬億美元，而中國僅9000多艘，相差逾1300倍。

過去因安全問題限制遊艇出海人數，如今已放寬至26人以下，“如果把這個領域打開，相信中國一年可以創造1萬億人民币的産值。”

他同樣提到汽車改裝、古董車上路等個性化需求，認為中國已步入中高收入階段，這類需求理應釋放，“不需要國家花一分錢，老百姓有儲蓄，願意消費，只是被限制了供給”。

“投資于人”

長期治本策略則是深層次的制度重構與“投資于人”。

沈建光特别強調城鄉一體化的緊迫性：“3億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醫療、養老問題，不只是花幾千億能解決的，而是一個制度性的重構。”

他建議中央與地方财稅體制需通盤調整，讓地方政府有财力提供公共服務，同時幫助化解隐性債務壓力，使其“敢花錢”。

他指出，1-5月财政支出進度慢于預算，地方政府“不敢花錢”，導致财政政策實際呈收縮效應。

在“投資于人”方面，沈建光區分了這一概念與過去“投資于物”的基建模式：教育培訓、醫療養老、體育休閑乃至水上運動，都是對人的投資。

以生育補貼為例：若将1至3歲兒童補貼從每年3600元提升至1萬元，财政支出僅約1000億，“占GDP的0.1%都不到，完全有能力支出”。

對于2026年上半年的經濟表現，沈建光用“符合預期”來形容。一季度GDP錄得5%的較好增長，但二季度增速為4.3%，整個上半年則同比增長4.7%。

展望下半年，沈建光認為走勢取決于7月政治局會議的定調，暫時難以預計。

他給出兩種情景：若能像2024年9月那樣大規模出招——加大轉移支付、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化債、推出消費刺激——則經濟或重現“先抑後揚”，全年可維持4.5%左右；反之，若政策力度不及預期，則可能逐季走低，全年落在4.5%以下。

近期，京東在香港動作頻頻——7.5億港元收購油麻地酒店改建為學生宿舍、開設灣仔京東MALL、收購佳寶超市、購入中環寫字樓，以及入標北部都會區洪水橋/廈村片區開發項目。

對于這一系列的線下布局，在沈建光看來，遠不止于财務投資，而是基于對香港長期前景的看好及業務協同的戰略布局。

“我們是肯定看好香港前景的，所投的都是在8大業務闆塊内。”他特别強調看好香港的機會。

灣仔京東MALL雖然僅3萬平方呎，遠小于内地至少30萬呎的標準店，卻已是全港最大的電器體驗專賣店，開業後市民反響熱烈。

在沈建光看來，這正是内地成熟模式向香港輸出的成功嘗試。

更重要的是電商與物流的藍海機遇，沈建光披露了一個關鍵數據：香港電商滲透率僅4.7%，而内地高達47%，相差整整十倍。

“香港很多市民還不習慣電商，也不習慣我們的物流服務。”這正是京東看到的巨大增長空間。

以下為觀點新媒體對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先生的專訪實錄：

觀點新媒體：您近期提出中國經濟呈現“三強三弱”的特征，在當前宏觀環境下，财政政策與貨币政策應該如何精準發力，才能最有效地“鞏固三強、扭轉三弱”？

沈建光：其實不只是貨币财政政策本身能解決的。

貨币财政是一個短期的宏觀政策，是熨平周期的一個工具，但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最核心的就是怎麼樣促進内需。

促進内需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如何增加他們的财富，這才是最核心的政策考量。

比如說怎麼樣讓農民工市民化，怎麼樣真的做到城鄉一體化，怎麼樣能夠讓農村的公共服務做到位——農村居民養老的問題、農村孩子教育的問題，還有接近3億農民工他們的孩子上學的問題，怎麼樣能夠讓他們也在城市享受同等的福利。

這些問題核心是整個中國城鄉一體化戰略的實施問題。

當然，國家“十五”規劃已提到這些問題，關鍵是怎麼落地。财政政策不是短期多花點錢還是少花點錢，或者赤字率提高一點的問題，而是要把中央和地方财稅體制重新安排。

舉個例子，現在地方政府有财政壓力，如果很多農民工要進入城市、享受更多的福利或社會服務，就需要更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地方政府沒有錢，就沒法支出。所以這不是花幾千億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性的重構問題。

第二個是貨币政策，降息降準有多少作用？現在關鍵還是貸款需求薄弱，降一點利息，還是沒有需求——内需不足，東西賣不出去，利息降一點沒有太大作用。

核心當中的核心，還是怎麼樣把居民收入提上去。有收入預期，财富在增長，才會有信心。

所以還是要回到增加居民收入，比如分配政策的變化，最核心還是第一次分配，讓老百姓能賺到錢。

老百姓四大收入來源當中，财産性收入增長最慢，所以怎麼樣提高财産性收入非常關鍵。

觀點新媒體：從宏觀層面，産業轉型過程中如何緩解結構性失業，讓新質産業吸納更多勞動力？

沈建光：中國政府已經非常注重供給側，我們的生産一直還是很強勁的，5%的增長以後，5月份工業生産還有4%-5%的增長。

還有一個更復雜的問題，就是人工智能驅動的經濟增長。人工智能現在到底是會不會取代很多初級的員工？我參加了幾次達沃斯論壇，大家都在讨論這個問題，不只是中國，美國也出現同樣的問題——美國的大學畢業生，特别是計算機專業畢業，現在找工作比以前困難。

新的技術革命對就業的影響，是全球性課題。

中國有巨大的畢業生群體，這是我們的工程師紅利。我們有全球最完備的制造業基地，什麼都能生産，除了芯片的最尖端領域，大部分産業都在中國，已經吸納了大量就業。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要解決就業問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服務業的發展。

服務業需要大量吸收大學畢業生，但我們現在服務業消費跟美國相比還是很弱的。中國跟美國的服務業差距至少20個百分點的GDP，這里面很大一塊是教育、醫療、專業服務、養老服務。

當然，這里可能有統計因素——中國的醫療都是國家提供的，特别便宜，美國市場化的比較貴，産值高不一定代表老百姓獲得感更好。

但另一方面，地域分布很不均勻，大城市社區醫院很少人去看病，農村基本上沒有什麼好的醫療條件，大量農村居民生病還是到縣城、到城市、甚至到北京、上海求醫，這方面的服務供給和就業都比較少。

還有幾大賽道，中國過去沒有發展。第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的遊艇經濟，一年對GDP貢獻是2-3個百分點，上萬億美元。中國如果大規模釋放潛力的話，相信一年可以創造至少1萬億人民币的産值。中國現在一共9000多艘遊艇，美國是1300萬艘，差了1300倍。

一艘超級遊艇到中國來停泊，一天産值可能是幾萬甚至幾十萬，停一周甚至一個月，一艘船帶來的消費和GDP很可觀。

我們現在人均GDP接近15000美金，已經是中等發達國家了，老百姓的消費需求是休閑、釣魚、海釣、水上運動。我們還可以搞冬季運動，政府大力鼓勵後，很多人開始去滑雪了，場地有了，服裝有了，比如安踏已經把全世界最頂尖的雪上運動器械公司也收購了，這些都是消費。

還有汽車後市場、汽車改裝，我們以前也不允許，古董車不能上路，15年強制報廢，這些都是觀念問題，到了中高收入階段，很多個性化需求得不到滿足。把限制去除，不需要國家财政花一分錢，老百姓願意出錢，中國居民是有儲蓄的。

目前政策已經在變化了——交通部、海事局已經出了對遊艇安全問題的新規定，把遊艇限制從12人以下放寬到26人以下。而且自己開遊艇出事故等同于汽車，可以通過買保險來解決。

觀點新媒體：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怎麼看“投資于人”？

沈建光：就是教育培訓、醫療養老，怎麼樣讓老百姓更好地受教育、更好地體育運動。水上運動也是投資于人——去遊艇、釣魚、劃皮劃艇，這些都是投資于人。

投資于人有别于投資于物。投資于物就是基建、搞大樓；投資于人是放在人身上，讓人更加休閑、更加舒适，可以更好地工作、更好地生活。

鍛煉、教育、醫療、養老，這些都是投資于人的體現。

教育我們已經做得很多了，大學生這麼多，但幼兒呢？我們現在給3600塊，我覺得可以給1萬塊甚至一個大禮包，這些是财政可以做的事情。

觀點新媒體：全球多地經濟分化明顯，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增速亮眼，美國經濟韌性超預期，歐洲依舊疲軟。中國在本輪AI與産業轉移浪潮里，相比其他主要經濟體具備哪些獨特優勢與壓力？

沈建光：中國AI增長非常快，AI方面我們是最受益的。

人工智能有“五層蛋糕理論”，最底層的就是能源，中國過去投了很多能源，現在發揮巨大作用——去年新增電力裝機容量是美國的8倍。而且中國新能源發展迅速，霍爾木茲海峽出問題，中國受的影響比印度小得多。

第二層是芯片、軟件、硬件。我們芯片出口很多，除了最尖端的，一般芯片産能巨大，大量出口，增長率百分之幾十。

第三層是雲計算，發展也很快；第四層是大模型，全世界大模型就中國和美國，印度有嗎？越南有嗎？都沒有。他們的硬件都是其他國家投資的，我們是自己的；最後一層是應用，AI應用方面中國做得很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供給側、AI引領着全世界，我們的新質生産力正發揮巨大作用。

但就像我說的“三新三舊”——供應很強、需求弱，新領域很強、舊領域弱。房地産還是在跌，影響财富效應，進而影響消費。

出口很強，因為AI和各種技術進步，出口競争力特别強，外匯儲備增加，但内需弱。我們不能新的太強、舊的太弱，這樣也不行。

觀點新媒體：有人提出把庫存收儲、調整按揭方案來解決房地産問題，您怎麼看？

沈建光：這些都是技術性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是房地産定位問題——房地産永遠是很多國家的支柱産業，沒有新舊之分，美國現在房地産也起着巨大作用。

我們要做的是怎麼做得更好，更智能、更綠色、更舒适。北京、上海、深圳還有限購，應該全部取消，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人口流動也是正常的。

觀點新媒體：上半年已經過去了，中國經濟的GDP狀況符合您的預期嗎？

沈建光：符合預期。一季度比較強，主要投資上去了，消費還是相對弱。但二季度明顯投資下來了，消費已經負增長，這個令人警惕。下行速度快于預期，二季度肯定比一季度弱。

問題是三四季度怎麼出招，如果及時出招，7月份年中經濟工作會議、政治局會議定調——比如收入分配、對農村的投入——如果做了的話，有可能像2024年一樣先抑後揚。

2024年9月24号中央大規模出招，四季度就大幅反彈了。2025年是逐季走低，因為沒有大的政策出台。

今年出招的話有可能先抑後揚，下半年三季度比二季度好一點，全年可以維持在4.5，否則的話可能逐級走低。兩種可能性都有，現在确實不好說。

觀點新媒體：下半年貨币、财政兩大政策工具箱，您認為會優先使用降息降準，還是擴大專項債、發行特别國債？

沈建光：最重要的是給地方政府大規模轉移支付。專項債現在沒花完，支出進度慢，這是問題所在。

1-5月份，财政支出慢于預算，算下來少花了5000億左右。财政收入是正的，财政支出是負的——地方政府因為要化債，不敢花錢。所以财政收縮的一個重要原因不是沒有錢，而是地方政府不敢花錢。

觀點新媒體：京東近期在香港動作頻頻，包括以7.5億港元收購油麻地酒店改建為學生宿舍、開設灣仔京東MALL、收購佳寶超市及購入中環寫字樓。這一系列的“重資産”線下布局，是基于什麼考慮？

沈建光：我們肯定是看好香港前景，香港有巨大的機會。

我們開了一個京東MALL，面積3萬呎，作為對比，内地京東MALL至少3萬平方米、30萬呎。本來以為太小，但香港市民特别喜歡——這是香港最大的電器專賣店，沒有比我們更大的，而且可以體驗全新的感受。

京東模式到香港是一個巨大的機會，包括智能采購、數字化、智能AI采購網絡，可以做陽光采購。香港現在電商滲透率只有4.7%，内地是47%，香港很多市民還不習慣于我們的電商和物流服務，我們在這里投入很大。

我們很看好香港，也會投入北都。特區政府希望我們這種大企業的物流基礎設施能在北都發揮作用。

實際上我們有8大業務闆塊，所有投資都在業務範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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