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70年代的日本社會經濟狀態非常接近中國今天，但之後很快形成的是日本出色的建築設計及建造的世界地位，中國要思考。
空中飛人、庫哈斯的鏡子
馬清運大多數時候不是一般的忙，是特別特別的忙。在我們去完寧波拍過他的那些代表作的一個多星期後，一個惱人的陣雨的午後終於見到“空中飛人”馬清運：乾淨利索的短髮、一身純黑的套裝露出純白的襯衫，目光銳利，言語有力且快速，標準的時尚精英形象一改之前所見的長髮藝術家形象。
“你是目前中國最忙的建築師吧？”開玩笑地問他。
“我肯定不是最忙的那個，但我的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那說你們是目前最成功的中國私人建築事物所之一應該沒問題吧，以你如此前衛的設計理念能說服國內的業主建造數量如此巨大的工程，其中有什麼祕訣嗎？”
“竅門是要急業主之所急，想業主之所想。但這只是問題的開始，緊接着的就是急業主所不能及，想業主之所未想。這就是建築的雙重性。一方面它屬於締造它的業主；另一方面它屬於它所處的社會及文化狀態。這種雙重性也存在於建築師與使用者之間。在工程中大膽的嘗試，實際上源泉於對上述兩極的大膽對接，我基本以為，專業的知識不會為我們提供大膽探索的勇氣，它提供給我們更多的是‘不要做什麼’的理由。”馬清運如此講解他的“祕訣”，與我們在寧波面對他那些衝擊力極強的建築時所產生的驚訝和困惑而言似乎過於輕描淡寫。
在建築業界內，有很多人認為馬清運的成功是因為他是把歐洲新建築（特別是荷蘭的）整個搬到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只要簡單的從外型上判斷都會發現兩者之間有太多相似之處，尤其是荷蘭建築大師庫哈斯所創造並應用的“批判性偏執妄想方法 ”，而這又似乎跟馬清運本人與庫哈斯的私交密切扯上了關係——馬曾經在1996年協助庫哈斯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狀態的研究，並出任此次研究成果《大躍進》一書的評論員。
說到庫哈斯的影響，馬清運絲毫不避諱：“那段經歷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城市問題的全球眼光。在今天的世界，所有都市的處境及問題都不是簡單的地方問題，而中國城市發展所存在的問題之多，一方面需要世界城市理論刷新自身，因為西方城市理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就沒有更多的思考了；另一方面，也增添了中國城市家及建築師對產生新理論（不是自己的，而是屬於世界的）的信心。而我所擔任的評論員的角色就是同研究組討論中國城市的國際涵義，並批評工作組中不正當的對中國問題的國際看法。”
而對於所謂“搬用”的種種批評，他顯得不以為然而且自信十足：“如果成功能同搬一個人進中國有關，那中國應該有更多的成功者。不過這種說法大概是因為我同他的私交。其實沒有太多建築專業的承襲關係。我清華畢業，又是賓夕法尼亞的碩士，美國商務大事務所學徒。與其說是我將庫哈斯的東西搬到了中國，還不如說是庫哈斯般的勇氣把我帶到了中國。所以，作為年輕一輩，我深感先輩們的能量的珍貴。我的老師汪坦、徐伯安等等都在不同時期給過我這種能量。另外，我與庫哈斯的關係不是搬來推去的那種，是相互照應的那種。我從‘大躍進’開始，就是其思想及作品的前幾面鏡子。”
寧波天一廣場、商業機器、建築對生活之不恭
4月1日，寧波突然下起雨來。當我們一邊像焦慮的螞蟻在寧波天一廣場這樣一個巨大“迷宮”中亂轉亂碰時，一邊驚歎馬清運有這麼好的運氣，可以在寧波市中心這麼大的地盤，夷平過去（只保留了一座哥特式教堂和一座明代藥王殿以及20棵古樹），重新造出一個完全新奇的城市中心來；一邊為我們疲憊不堪的雙腿連連叫苦，不斷地揣測設計者的“險惡”用心，因為當你正在為迷路煩躁不安時，一個超大尺度的，圓形的，空曠的廣場豁然開朗地出現在你眼前，似乎在暗示着某種空間行為的玄機。聯想到曾經看過馬清運在上海為一個朋友改造私人住宅時提出的城市宣言：“都市的現代化、高尚化不應以城市的複雜性、生活的匿名性為代價。” 眼前的天一廣場卻已然成宣言的悖論：複雜的原生態城市社區人間蒸發，空降一個全新的城市中心商業廣場。
當對此提出質疑時，馬清運一邊在一張白紙上利落地畫着草圖，一邊回答：“你的觀察是很根本的。因為以前的天一廣場是這麼一個狀態（他在一個方框裏畫上亂七八糟橫豎交錯的線條），這個肯定是複雜的、不受控制的甚至是非常機動的；現在它是這樣的（又畫了一箇中空圓環形的草圖），它一定是有格局的、規矩的、有層次的系統社會。這點是不否認的，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僅是形式上的。天一廣場在拆除以前，它實質上的生活已經非常簡單了，簡單到一個字，就是差。在這裏不再隱藏有富一點的、窮一點的、更富一點的、更窮一點的……至上世紀90年代，所有該搬走的都已搬走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草。原來支撐它的不可預測的、複雜的生活狀態已不存在了。而形式上還有這種格局。但是生活上已經完全沒有這種複雜性了。現在這裏面有打工仔、商人、市民或者說社會上所有的人在這裏進行活動，它帶來的生活上的複雜性要比以前高很多。這也是我唯一面對這個問題敢於表達的。因此從設計上講，實質上是兩個東西：中間這個廣場實質上並不屬於天一廣場，或者說，天一廣場就是這個廣場。而從邊界到它的運動過程和生活組織則是另外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是市民化的、儀式化的。另一個項目是則是市井化的、多選擇化的、多變化的狀態。從這點到那點發生的事情就不簡單了。至少從空間設置上講，這是套起來的兩個問題。那麼天一廣場之所以經濟上很發達，是國內少有的、用一種劇烈的方法改變了傳統城市的空間格局，但是又沒有失掉它的人氣和經濟成果。這個時候的天一廣場也就成為一個複雜的機器了。作為一個經濟實體，其成功原因在我看來，它是產生一個目的地，大家都朝目的地走的時候，肯定會經過這個廣場。這時天一廣場就不再像國內其他城市的一般廣場那樣旁邊沒有任何的東西。我認為這種空間格局是對商業的一個極大促進。天一廣場的建築並不重要，它實際上是非常不重要的一個建築。我認為它就是一個機器，就是一個商業機器。”
從天一廣場熱騰騰的現場人氣看，它毫無異議地成為了真正意義的城市中心，以及寧波人向外地人炫耀的談資。而整個廣場隨處可見的各種質地顏色的百葉窗、階梯式的休息空間、水池（以及橋）、“庭院”內的樹木是最妙的細節也是設計最打動人之處，尤其對於不習慣在公共空間見到這些東西的中國人來說。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這些喧鬧的中國人面孔，你簡直懷疑自己是否身處於一個傳統的中國城市之中。
可以想像天一廣場新落成時給人們的震撼，但現在卻被商家的招牌、海報、牆紙胡亂地包裝了，柱子上、外牆、窗戶，甚至樹上，都有廣告在向你拋媚眼。第一反應就是，建築是否也跟小說一樣，完成後就不是作者自己的了。還想到了，如何欣賞、尊重一個好的建築物……這個問題又似乎太遠了。
馬清運的看法卻是出乎意料的謙遜和坦誠：“建築是拿來讓人用的，不只是笛卡兒的有維度的物件。它不僅附着了感受的可能，還附着了使用者的意願、慾望以及種種享受的判斷。如果說天一廣場廣告店招減低了建築的效果，那說明我們還沒有做到位。我們考慮了很多建築的‘後一輩子’，但仍然無法有足夠的判斷來免除那些不利的因素，或許我們永遠不能預料‘後一輩子’。所以，不是使用者對建築的不敬，而是建築對生活的不恭。”
圖書館、超強形式感、粗糙的細節、建築是臨時的
4月1日下午，我們飛車直奔寧波理工學院圖書館。這個建築物的氣勢，在幾百米的校園外就能感覺到，如同一個巨大的碉堡——請原諒我如此粗暴的比喻。離圖書館越近，則越來越體驗到這個高聳的方形巨物的魅力，進到裏面以後，更有奇妙的感覺。
外面的圖書館，仰頭看，長條形的窗戶如水面遊走的魚，只不過它們的方向是朝着天空；赭紅的黏土磚外牆面上，被不規則挖出幾個方形凹坑，坑面則是黃色原木；四方的樓頂上還長出幾個透明圓錐體，活象科幻片中外星人的觸角。進入館內，中空有幾個平臺，大概就像蒸籠裏的隔層，每一層都有不同的感受，像芭蕾舞臺，像演講舞臺，等等。
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形式感超強”。這也是人們經常質疑庫哈斯的“批判性偏執妄想方法”的建築理念，是為創新而創新，為批判而批判，為形式而形式。
對此，馬清運的回應更加直接：“批判就是為批判而批判的。因為沒有任何人會用批判去交換有價值屬性的物品或狀態。批判屬於概念層面、意識層面的，它是理性主義的護衛兵。如果一旦將批判落在現實上，落在人與事上，批判的後果則是不堪想像。中國歷史有這樣的教訓，所以，一定要保持批判的健康，這是我們中國這一代年青人的歷史責任。但創新不能只為創新。創新是理性批判的結果。至於你提出的創新、形式等問題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我要說兩句關於形式的問題。形式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方式，怎麼能拋棄形式。所以有人說要放棄形式那是說謊，就連笛卡兒這樣偉大的哲學家也只能是將形式的感知部分關閉，從而將形式定義成沒有感情的維度。再進一步就只能找上帝幫忙，而那裏就沒有什麼建築的問題了。”
形式沒問題，但我們感到更大的問題是，建築的細部材質和工藝很粗糙。這其實也是我們所看到的馬清運以及其他中國建築師的作品裏普遍存在的問題。
“這需要看你站在哪個角度看，如果你站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上講，中國根本就沒有建築。建築是上世紀50年代以後日本翻譯出的詞彙。在這之前這個概念對於我們來說是沒有的。我們以前就只有一個構築物，就是一個工匠。這樣一來，你怎麼期待中國的建築，有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就是西方強調的做工精美的這種文化，同樣在中國的建造史上是沒有的。西方的建築是作為一種永久性概念作為紀念物開始的，也就是從金字塔開始的，從希臘開始的，它的永久性是衡量建築的真正性標準。而我們中國的建築是換一個朝代就要燒一次宮殿，我們的建築是物的東西，而物在中國文人的理念裏永遠不是永久性的東西。只有思想是永久性的東西。所以孔子也就說了逝者如斯夫，就讓它去吧。”在清華學古建築專業出身的馬清運四兩撥千斤般給中國建築的“頑疾”找出了淵源。
“其實就是一個判斷的問題，是以中國的建築標準還是以西方的標準作為標準，事實上我認為發展到最後還是要以中國的東西作為標準的。建築都是臨時的，我說這個可能是城市概念上的。建築它有來的時候也有去的時候，建築作為永久性的是對地球的不負責任的。”馬清運的“建築臨時觀”聽起來有點嚇人，“我實質上是很喜歡精美的東西，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中國需要的是‘合適科技’，既不是高科技，逼着人老是做錯事的那種，也不是低科技，假裝粗俗，而是在低科技之後的一種唯美的、詩性的一種隱藏。作為真正的建築物來說，把它當作一種機器我覺得也是‘合適科技’。”
馬清運的“合適科技”已經在他的建築中運用，寧波理工大學圖書館為什麼用粘土磚，就是因為旁邊有個粘土磚廠，就要倒閉了，有大量的粘土磚。用它的話，造價每平方米不到800元。馬清運在老家陝西藍田的鄉下為父親建造的房子，築牆的材料是河裏的卵石，“幾十萬年前，有藍田猿人時，河裏就一直漂着這樣的石頭，你說我用不用，用了石頭，我就可以少花三分之二的錢，你不用這樣的材料你就有問題！”
“我對建築的理解是非常非常靈活的，它不應該有任何的形式的，這與我們公司（馬達思班的英文名 MADA s.p.a.m）的名字spam也有關，我們公司的名字中文翻譯就是午餐肉的意思，午餐肉也就意味着，不管是雞肉還是豬肉，只要是有營養的東西，我們把它們和在一起，我們只要它的營養成分，而不要它任何攜帶的形式。”馬清運對於種種質疑似乎非常興奮，很喜歡針鋒相對的辯駁，他說對他們這些成名的建築師就應該狠狠地批評。
“我並不把建築當作一個自我封閉的有完美審美價值的陷阱。我覺得建築是一個開口。它一旦造成了就不是我的。這就是有人問我你是建築的作者嗎？我覺得不是，我只是覺得我是這個階段的的生產者，只要它蓋起來，它就不屬於我了。你不能說是它的作者，你只能是它的一個製作者，它的生命是完全跨過它被設計的時間段。”在與馬清運一起驅車前往浦東機場的路上，他不停表達着對那種生命旺盛的熱帶城市的熱愛，像廣州和海南，因為那裏城市的新陳代謝暗合了他的“批判性偏執妄想方法”，看着他拖這旅行箱行色匆匆地消失在前往海南的登機通道，就像一個狂熱的特種兵衝向他的叢林戰場。
兩個方向、“建築實驗場”
寧波新外灘曾是媒體暴炒的城市概念之一，當我們置身其中時發覺這又是另一個新天地，如同之前的上海、杭州新天地——給舊建築穿上新衣服。青磚、黑瓦、白牆的古建築嵌上鋼框玻璃和馬達思班標誌性的橙色百葉窗，比上海、杭州新天地更具形式感，更驚豔。馬清運稱整個寧波新外灘設計過程就是“用自己的左手與右手較勁，左腦與右腦討論。”
當我們穿過新外灘來到江邊，兩個龐然巨物一下子充滿視野——馬清運設計的寧波城市展覽館和王澍設計的寧波美術館。兩個體量相近的長方體建築僅一牆之隔，但風格和氣質截然不同，甚至可以用對峙或劍拔弩張來形容。馬的城市展覽館的外立面由各式幾何圖形組合的彩色玻璃磚和金屬框構成，像一艘降落在江邊的外星戰艦，張揚、眩目、狂放；還在建設中的王的美術館則是由灰藍色的鋼框與原木搭建而成的，一以貫之地玩起王的“套盒遊戲”，但質樸、內斂、溫暖。從某種意義上看，也許可以把這兩幢比鄰而居的建築物看做是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新建築的兩個方向，所謂本土意識抑或國際化，其實可能也只是某種外殼或標籤。
面對眾多國際建築大師紛紛把中國當作建築實驗場的事實，馬清運的回答讓我們知道了“中國新建築”正在發生什麼：
“我絕對不認為這些大師是在中國做什麼前所未有的建築實驗。兩個原因：中國大地上目前發生的一切對中國建築師意味着什麼？是中國建築師前所未遇的。如果把這種前所未遇的就認定是實驗的話，中國建築師不也是在實驗？如果不是，那麼從未到中國的外國建築師前所未遇的又談何實驗？另外，從他們的角度出發，其思想及判斷也業已成熟又十分執著，否則又何以稱之為‘大師級’呢？我認為這些優秀建築師的作用是將建築作為一種人類活動着地凝固成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而文明的元素是進步的，是向前的，是可以向後人表明當今社會最高理想的。如果我們並不去這樣理解最高境界的建築（無論是不是大師做的）；或者根本就不理解這才是‘大師們’所追求的，那又為什麼去請那些大師去作呢？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想要得到什麼？十幾年前我們敞開大門迎來了美國的商業事務所；今天又不遺餘力引進‘大師’，其中苦澀有誰人知道。”
“我是最推崇國際化的，也最希望中國能成為優秀建築的集中地。但是優秀建築的產地，決不是對建築的單方面關注能形成的，它是社會綜合發展的必然結果。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目前的‘大師潮’非常危險：北京所有重要的項目都是以國際招標的方式，以大師中標的結果而告圓滿。而上海的世博也面臨着這一選擇！上個世紀70年代的日本社會，經濟狀態非常接近中國今天，但之後很快形成的是日本出色的建築設計及建造的世界地位，中國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