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要表達的意思也許是，既然是因為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缺失造成的種種社會矛盾，所以，要將這種情緒發泄到開發商的頭上是不公允的。
在2008博鰲房地產論壇上，任志強將今天住宅消費者與開發商的矛盾歸結為政府公共產品的缺失。可以理解，任志強的此種說法不僅僅是針對消費和開發商在市場交易上的矛盾，同樣體現在社會公眾的情緒上。
任志強要表達的意思也許是，既然是因為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缺失造成的種種社會矛盾，所以，要將這種情緒發泄到開發商的頭上是不公允的。
事實上，任志強看到了城市化進程當中人口與城市之間的矛盾。在任志強的理解當中，城市化的問題就是解決城市人口的生活與生存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人均城市居住面積只有3.5平米，1949年是人均4.9平米，也就是低於1949年建國時的水平，還不包括30萬的城市人口和知識青年，假如把他們算上可能連3平米都不到。”任志強說。
在此基礎上，任志強認為：改革開放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力發展城市建設，以解決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任志強認為，整個房地產市場化改革是在此基礎上發生、發展起來的。
但任志強認為，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依然試圖通過福利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其認為，1998年之前，住房問題是伴隨就業的福利產品，只要有就業、有單位，那單位就給你分房子，至於能不能分得上是單位的問題，但從法理上來說是一種福利制的分配方式。
任志強認為，在90年代中期開始的改革，包括國家機關、政府機關的減員、縮編和分流，國有企業改制等等，在這一階段讓更多的人把住房和就業聯繫在一起，所以我們不得不進行住房改革來轉移政府的包袱。也即是說，改革的結果是出現大量的國有企業及政府體制外的人員，一方面這部分體制內人士的不能因為離開體制而脫離住房，另一方面體制外人員的增多使得商品房市場開始出現。任志強認為這個時候政府已經無法承擔這些體制外人員的住房問題，因而推動了住房市場化改革。
“政府不再揹着包袱，最終採取了市場化。這一系列的改革使人們失去了福利性住房，這也是市場化改革背後的原因。”任志強說。
同時，任志強認為，此後政府從房地產市場化的過程當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並寄希望與房地產市場能夠解決住房問題，因而完全忽略了公共產品，也既是保障性住房的供應。
這是任志強認為的公共產品缺失導致了當前的房地產市場的各方矛盾，即公共產品的缺失造成了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從而導致了更大的社會矛盾。
因而任志強希望表達的意願，也許是政府應該通過提供公共產品調節社會貧富差距，並同時保障市場的有效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