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可以追溯的歷史是盧鏗在改革開放之初開始下海，進入商業領域。
很難想像盧鏗面對1978年時是怎樣一種心態。作為盧作孚的孫子，盧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祖父的遺產，這種遺產更多的是精神氣質上的。但顯然盧鏗與盧作孚要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
改革開放之後，盧鏗順利進入大學，而後在研究機構工作，上世紀80年代中期，盧鏗下海，成為職業經理人，盧鏗是由外行人的身份進入房地產行業的。
事實上那個時候，就房地產行業而言，大多數人都是外行。
一段可以追溯的歷史是盧鏗在改革開放之初開始下海，進入商業領域。而當時給予他機會的是新加坡維信集團，他成為中國最早一批房地產職業經理人。當時新加坡維信在中國成立華新國際，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物業銷售的主要目標是東北地區的外國人。
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中國房地產最初的銷售目標均為中國大陸之外在內地的置業者。而外資和國有金融資本成為進入房地產行業的最初實踐者。有趣的是無論是外資還是國內資本，他們都是在從無到有的實踐中摸索的。
這種實踐甚至是有些無奈的，按盧鏗的說法上世紀80年代專業的建築設計師都找不到，是請來畫家進行設計。因為一開始建造的就是針對外商的高檔連排別墅，需要精裝修，因此室內設計也是畫家畫的。
而在後來的歲月當中，新加坡維信開始與國有資本結合，與上實合作，盧鏗亦成為了上實的總裁。新加坡維信與上實的合作可以看做是中國最早的資本運作案例之一。
隨後，新加坡維信在1998年左右因為土地招拍掛而漸趨淡出中國市場，盧鏗則主要負責上實的地產業務。
維信和盧鏗或許反映了中國房地產行業從混沌到有序這樣一個過程中的選擇與思考。但事實上，時代的變化速度是難以琢磨和把握的，即便是盧鏗。
在對盧鏗的採訪過程當中，我們一個鮮明的感受是盧鏗本身對社會變化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感慨。這是實業家性格的使然，因為大多數時候商人們和職業經理人都會告知你順應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理性的態度。
但是盧鏗畢竟是有理想的人，這種理想在盧鏗身上明顯的傾向於對產品本身的理解與態度。這同樣是實業家與盧鏗這樣的職業經理人的態度，他們所考慮的終極目標也許只是：我要做什麼？於是更多的理想主義情結被帶入到建築本身，並形成了盧鏗自己的思考。
由外行人而至抱有建築態度與建築理想的職業經理人，很難想像中國改革開放對盧鏗這樣一代人的影響到底是什麼？但是盧鏗身上顯然彰顯出中國一代人的精神特質，他們並不浮躁，面對社會的發展抱有寬容的態度，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思想，沒有理想。
以下是《觀點地產》對盧鏗的採訪。
海爾地產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盧鏗
《觀點地產》：盧總好像是1978年初第一屆大學生？
盧鏗：對，我是1978年進的，算第一屆。
《觀點地產》：基本上是最早進入房地產那批人。
盧鏗：1990年底。
《觀點地產》：當時進入房地產的人多嗎？
盧鏗：不多，那時候還沒有形成一個潮，89年底一個特別的機會，當時我在新加坡一家公司，這個公司的領導人受中國政府之邀去做遼東半島經濟規劃，所以就返回了遼寧，念大學也是在遼寧的，對遼寧有一些基本瞭解，但是經過那次活動對遼寧經濟有了更多的瞭解，瀋陽市當時市領導希望我們那個公司去瀋陽做一個外商居住的地方，那個時候沒有，瀋陽的房子才700、800元/平方米，我們做了第一個外商居住的房子，瀋陽當時最好的一個樓盤。
《觀點地產》：是新加坡維信集團吧，當時為什麼會想到去維信呢？
盧鏗：對，那個有一個背景，因為維信集團的董事長是我父親以前中央大學的同班同學。
《觀點地產》：當時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也是不成熟的。
盧鏗：那個時候還不能稱之為市場，1991年開始逐步開放，外商對中國房地產的投資，近年也不是太多，而且經過92年熱潮以後，93年下半年就開始調控了，所以是短暫的高潮。這只是一個序曲，那個時候市場很小，98年才開始房改，才有按揭、貨幣分房，所以98年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當代中國房地產。那之前91、92年小高潮只是一個事態，當時投資的人不是很多，買房的人也不多，投資的人大部分是外商，買房基本上都是有錢人。百姓意義上的房地產市場是從98年以後開始的。
《觀點地產》：後來華新和上實有一個合作，那個時候你還在華新，是您一手操作的？
盧鏗：不能說我操作的，應該說是雙方股東的意見。維信和上實雙方股東的戰略合作協議，所以我作為協議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參加了上實當時的籌備。後來上實成為上市公司。也先後收購了華新一部分的項目，沒有收購瀋陽。整個收購行動是逐漸進行的，在一半的時候新加坡的高層人士終止了收購行動，所以只有成都、重慶的項目進了上實。
《觀點地產》：在上實以後你開始對中國房地產有具體的認知？
盧鏗：從華新就開始認識了，在華新畢竟十幾年了，我90年底去，到上實的時候已經是2002年10月份。我一直是從文化的角度在看這個行業，只是有一個積累，到了一定時候，從你的實踐，從你的信息支持最後提升到一個思想的階段，有一個積累。這個行業發展商很多，據說有6萬家，但是我相信經過幾次淘汰以後有1萬家就不錯了。有很多已經不在這個行業裏面了，只是掛着一個名字，這些發展商當中還是少量的發展商有這個意識，他們至少從藝術的角度在考慮問題，或者從技術的角度在考慮問題，我覺得更高的層面是從科技到藝術最後到哲學層面去考慮問題。你造房子是做什麼的？張主席一開始提出來一個想法，希望海爾地產不只是在造房子，這是一個哲學命題。海爾也有這方面的資源，比如智能化，家居技術產品，等於這些東西，他把跟新的生活方式有關的科學技術成果跟文化藝術，或者跟生活方式，跟建築審美結合起來，構成一種新時代的解決方案。
時代發生了變遷，從這個博弈時代向後博弈時代變遷，這個變遷已經發生了，有好多地方已經進入了後博弈時代，人們開始對工業時代進行反思，覺得工業時代創造了當今世界上很多物質財富，但是帶來了很多破壞，所以現在已經進入這個時代了，尤其是一些重要城市，像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個時代的人們對居住的追求已經超脫了功能和技術階段，而且是在文化和藝術階段，他們為什麼追求品牌？為什麼希望一種尊貴？為什麼會去追求特殊的服務？去享受生活的快樂？跟以前不一樣了。
《觀點地產》：您怎麼看這30年的中國？
盧鏗：我覺得現在最應該反思的就是這種進步、這種改革開放都是對的，一定需要的。因為我經歷了共和國幾乎整個時代，建國之後幾個月我就出生了，所以整個過程我都經歷了。我覺得在76年毛澤東去世之前國家已經面臨崩潰了，所以那個時候鄧小平不失時宜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而且改革開放一路走來，中國從一個經濟上非常弱小的國家逐漸發展壯大。香港的淨出口當時佔了全中國的85%，現在一個廣東省就超過臺灣了，所以經濟的成長確實使人們生活水平改變了。國家的形象、軍事能力、國家的實力、精神面貌等各方面變化很大，但是現在反思30年最重要的一個問題，由於不得不維持8%GDP增長率，造成了我們國家有限資源的迅速衰竭，這是非常可怕的。
中國有一個問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遇到的問題交織在一起。發達國家遇到的問題就是污染引起的反思，發展中國家拼命發展，拼命的污染，拼命的去製造交通擁堵。美國大概因為交通擁堵造成的直接損失是3000億美金，中國可能更多。
可能很少有人在想再過20、30年中國還有資源嗎？因為每個人一生當中固定就要消耗這麼多東西：鐵銅鋁、基本的金屬加上石油。所以有一次在一個論壇上，我跟樊綱提了一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國家不應該鼓勵小汽車，因為小汽車需要耗鋼材又要耗石油，中國基本上現在沒有鋼鐵資源了，所有的礦產是進口的，石油我們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國的消耗量大得驚人。我那天還問一個報社的社長，你們的廣告誰是老大，他說汽車，汽車超過了房地產。拼命的賣車，拼命的造車，這個絕對對國家造成不好影響。我當時跟樊綱提出一個建議，你們都是能夠影響中國國家政策的一些學者，我覺得應該像打壓房地產一樣打壓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