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偉大的博弈》所描繪的刀光劍影不同，一條街道之於一個國家的意味，永遠不會在中國這片土壤中上升到如此重要的位置
同《偉大的博弈》所描繪的刀光劍影不同，一條街道之於一個國家的意味，永遠不會在中國這片土壤中上升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對於近20年來的中國，規則、價值乃至商業文化的重構及延伸才是這次浪潮帶來的絕佳良藥和產生商業史詩的基礎。20年來，我們面對的，是對國家和公共域場一連串事件和名詞的自省和探求，“摸着石頭過河”正是對這一階段整個國家行為的絕佳註腳。
與此同時，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正在重建。“改革開放”和“穩定”在舉國上下的共識，使得秩序獲得了充分的合法性，並形成了保持經濟不斷發展的秩序基礎。伴隨着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和成長，我們對於商業價值和財富觀念的重新解讀，對於推動社會財富積累迅速上行的精英階層的認知，也無疑與在過往某些時段中的拒斥和指責不同，並上升到一個全新的、更加理性階段。
毫無疑問，如果我們相對強調社會價值向度、規則設定和示範效應。那麼，面對着構成社會的國家、精英和民眾這三級，精英階層無疑是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所謂精英，往往是在社會中佔據相對優勢地位，並且其行為對社會價值向度及行為模式都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他們無論在道德準則的構建、社會機制的更新乃至財富總量的積累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當普羅大眾通過種種渠道瞭解到相當通過各種手段瘋狂斂財的案例時，無論國家、民眾還是精英都必須反思如何通過規則的建構來滿足更為公正公平的價值預期。
談到這裏，我們依然要提及“斯密信條”，即追求自利的理性經濟人，經過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最終促進社會整體福利的改進。但是，我們迴歸到斯密提出這一觀點的背景，即歐洲當時所處的基督教道德被普遍尊重的社會氛圍，就不難看出在這一觀點背後的隱含前提——理性經濟人在追求自利的過程中，是以尊重而不是踐踏道德為先決條件的。如果蔑視道德，那麼追求自利將不會增加社會整體福利，最終也會損害個人的福利。
據《中國中產者調查》一書中內容展示，於2002年12月，德國《遠東經濟評論》曾發表對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問卷調查，展示了中國新一代高級白領階層的生活態度與方式，結果表明，中產階級對於自身關注甚於社會責任。
這是該雜誌所做的第五次“中國精英調查”，調查對象是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1000多名高級管理人員，平均年齡為38歲。調查結論是，中國的年輕一代精英階層追求大都市化生活方式，奉行享樂主義、自我中心、追求快樂，注重個人權利和滿足個人需求，而不是想着為社會做貢獻。調查報告說：“中國的年輕一代城市人越來越注重個人生活和愛好，這與老一代人將社會義務置於個人欲求之上的生活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其中，新一代白領精英將個人的職業前途放在第一位，其次考慮的是家庭。被調查者中，72%的女性認為追求快樂更重要，而持這一態度的男性為63%。在年齡為55歲或以上的被調查者中，98%的人認為“為社會做貢獻是他們生活的主要目標”。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年齡55歲以下的被調查者中，81%的人將個人興趣和愛好放在首位。最後，《遠東經濟評論》說，在社會風氣上，年紀較大者的集體意識與價值觀念正逐漸被新一代自我意識所取代。
對於中產階層注重自身利益的現實，《中國中產階級——未來社會結構的主流》的作者秦言指出：“在涉及政治社會方面的問題時，他們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為參照點，他們中大多數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為前瞻的社會關懷。似乎也沒有強烈的道德激情。”在整個中產階層羣體中，事實上也是如此。這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產階層的這一特性更加明顯，進入21世紀後，部分人的觀念也沒有完全改變。
如何重建我們的道德？曾有人提出社會精英階層必須有所擔當，表現出道德主動性。從道德作為一種潛移默化的，同時並沒有明確闡釋的規則角度上講，道德的演化往往從個體層面開始啓動：一些人的道德發生變化，他基於這種道德的行為模式就有可能被別人學習和模仿，這樣，道德就被部分地更新，這種更新的積累將形成道德的自然演進，最終使新道德佔據主流。然而，這種“道德主動性”在一定意義上過度強調了人性的“善”，忽視了人類行為模式的多樣性及對於回報的依賴性，我們必須承認，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中，除卻通過種種渠道更正觀念變遷中的某些偏差，強調公共道德，並藉助媒介及公眾力量對精英力量形成監督外，對於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規則的建構顯得更加重要。只有這三者的規則擁有較高的自主性及完整性時，我們才能相對充分的避免諸如尋租、舞弊或是利用真空地帶等行為，在政治和公共管理層面使得精英和民眾達成共識，並對精英階層構成適當的約束。儘管，對於漫長而艱難的理性和客觀之途，我們的種種努力都不免帶上主觀的染指，但我們必須坦然地承認，正是這種樂觀而不懈的更新，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擺脫惡的侵擾，在事件和話語的音量中微笑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