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産稅試點 試什麼？

如果是試點房産稅就可以不限購的邏輯成立，那麼上海就應該立即取消限購。

　　房産稅，及房産稅試點，是近一年多來房地産市場最敏感的話題之一。

　　一切都源于2011年1月28日開始的重慶和上海房産稅試點。

　　重慶在2010年，哭着喊着要進行房産稅試點，上海一直說聽中央政府安排。到2011年初，重慶終于如願以償，上海陪綁。

　　坦率地說，到現在也弄不清重慶哭着喊着要試點房産稅的目的是什麼？且重慶成了唯一一個公然違反“新國八條”不限購的大城市。“新國八條”規定：“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城市，在一定時期内，要從嚴制定和執行住房限購措施。”

　　如果是試點房産稅就可以不限購的邏輯成立，那麼上海就應該立即取消限購。

　　房産稅試點，首先應該明确一個問題，就是試點試什麼？同時，應該對重慶、上海房産稅試點的結果進行全面評估，但似乎沒有人關心這件事情，官方也沒有透露任何這方面的信息。

　　畢竟，重慶、上海已經“試”了一年多了，總應該有一個結論，哪怕是初步的。

　　問題是如果進行成果評估，到底應該評估什麼呢？房産稅試點到底在試什麼呢？似乎沒有人能回答這一問題。迄今沒有任何法律、任何部門，對房産稅究竟是一個什麼稅種進行過清晰的解釋。

　　房産稅的誕生也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過程。早在26年前的1986年，國務院就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産稅暫行條例》。請注意，那時的房産稅類似車船稅，當時的房産稅也不評估，而是以購入價格的0.7-0.9折來征收的。非出租的自住住宅一直是免征的。

　　26年後的今天，中國房地産市場從無到有，並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今天的房産稅和當時的房産稅，完全不是同樣的意義。試點套用房産稅的名稱，完全是為了避開立法程序，偷換概念，将26年前的一個《暫行條例》用于今天已經完全“變種”了的所謂房産稅。

　　所謂“變種”，就是因為實際上是從物業稅變來的。物業稅，是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産開征統一規範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

　　那時的目的是“中央提出來開征物業稅，本意就是規範房地産領域的稅費，而不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個稅，征收房地産稅是對房地産領域的稅費制度的一項綜合性的改革，它可能不僅不增加負擔，還會減輕負擔。”(物業稅政策課題組負責人謝伏瞻2005年4月《南方周末》)

　　而今天，當時的目的，似乎已面目皆非。

　　中國房地産市場在1998年選擇了市場化道路後快速發展，許多問題猝不及防。從國情出發，對房産持有環節征收一定的稅，是必要的。但必須解決以下幾個關鍵問題：産權問題：中國住宅土地非私有，持有人只有70年使用權。可否以使用權為征收不動産稅的依據，即物權的主體是否合理？

　　土地出讓金是否含有稅賦的性質？如果有，那意味着有可能重復征稅？如何解決？

　　各類産權的房屋如何統一納入征收的範圍？例如小産權房屋。如果一個稅種，只征收合法的産權房，而不合法的房屋卻可以避征稅，那麼這個制度的設計就是在鼓勵更多的人進入不合法交易。

　　房産稅必須立法。2000年，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中規定：“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财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全國人民代表會大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

　　對于房産稅這樣的一個涉及千家萬戶、千秋萬代的稅種，居然以26年前還沒有《立法法》，也沒有房地産市場的一個《暫行條例》為法律依據，繞過立法程序，是說不過去的。對存量房征收，“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學原則，如何解決？

　　有人說，征收房産稅是為了讓地方政府擺脫土地财政的依賴。這個問題不必試點，只要算一下賬，不賣地，地方政府活不活得下去就可以了。

　　有人說，試點試房産稅對調控的效果，且不說是否正确，就算是有效果，也必須經過合法的立法程序，沒有正當合法的程序，有再好的效果也不能用。試點不能“以身試法”。

　　也有人說，房産稅試點是為了試人們的承受能力，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的判斷，可能就是結果。他認為，“房産稅要不然就是收不上來，要不然征收過程會發生對抗行為，這兩種情況必居其一。”

　　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哪個城市試點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涉及整個房産稅的頂層制度和法律設計，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去試點，完全沒有必要，這些問題也根本不是試點能試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