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塊海邊空地:夭折的天幕

　　在香港政府規劃中，原希望借世界級地標來重振香港文化中心地位，本來是以一個“流遍發展區内各個空間”的巨型天篷為視覺中心，構成一個别具風格的地標。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一塊沿着海微微彎曲的填海地。面積達40公頃，正對着中環上環。旁邊就是西九龍海底隧道的入口，距機場鐵路的九龍總站也只是一步之遙。交通非常方便。向東是尖沙咀的商業旅遊中心，向西是通往香港西部腹地和内地的高速路。由于維多利亞港填海工程的争議，今後大面積的填海可以說是不可能了。所以“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這塊地被喻為“香港最後一塊海邊大型空地”。

　　西九龍海濱公園，下午4點的陽光仍然刺目，保安何錦荣在烈日下撐着傘，挎着對講機，從海濱的木闆棧道上，往油麻地避風塘方向巡視；經過拐彎處的圓形單車場，他對記者指向單車場上方的天空——一只鷹正在盤旋：“呢度本來係要建一個天篷，”他似乎有點悻悻然地微笑，“以後就唔知建乜嘢啦……”　

　　繁華中的荒置

         市中心最後的大片填海地

　　何伯說的天篷，曾經确定無疑地出現在這里的規劃上，它是規劃的主角。在建築師Norman Foster率領團隊的設計效果圖上，那個高30米的巨大天篷，宛如水波的晶瑩立面蜿蜒在這香港市中心最後一塊鑽石地上，覆蓋40公頃總開發面積的55%以上。它本來也許會如香港特區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于2007年4月動工，2011年，就和悉尼大劇院、紐約的自由女神一樣成為國際城市地標。然而，因為政府的發展規劃受到民間和地産業界的一致杯葛，計劃推倒重來，現在它仍然只是一個臨時公園。

　　這里也許是香港最後的市中心大片填海地，旁邊即是繁華的尖東和佐敦；随着公民環保運動的興起，政府将來的填海項目舉步維艱。

　　從機場快線九龍站出來，走到柯士甸道西的指示牌入口，路的兩邊是非常簡單的塑料闆圍成的燈柱，每一個柱子上都有不同的本地藝術家的作品。走上15分鐘，看到廢棄集裝箱搭建的公廁、管理處和單車租賃處，很簡樸，卻與這處荒置超過10年的填海地很配襯。隔着360度的無障礙海景，前面的太平山和中環商業社會的陽具崇拜圖騰——國際金融中心，就在眼前。　

　　天幕之争：西九龍會否成為“數碼港”的翻版？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計劃來源于1996年香港旅遊協會的遊客調查，希望增加大型娛樂設施吸引遊客；在董建華任内，政府計劃在位于西九龍填海區臨海地段，興建一繫列“世界級文化設施”，希望借此提高香港的文化水平與國際地位。但計劃剛剛提出，香港便遭遇金融風暴。2001年，政府舉辦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在國際範圍征求概念方案。比賽的結果于2002年公布，Foster組獲得冠軍。評審團認為，這份參賽作品的優點，首先就是“産生一個凝聚而有力的視覺效果，令舉世注目而成為代表香港的標志。”　

　　Norman Foster幾乎是香港的城市造夢者，中環的匯豐銀行大廈、赤角的新機場都是他的傑作。他曾經有個未來城市的構想，要把紐約曼哈頓用水波一樣的天幕(天篷)覆蓋，成為一個無需空調的環保城市。香港幾乎實現了他這個夢想，根據特區政府的解釋，天篷可遮風擋雨、降低區内舉行活動所引起的聲浪、減輕建築物的冷氣負荷、在炎夏時降溫等——當然，還能夠吸引大量的遊客和建築朝聖者，以及世界頂尖的表演團體。

　　2002年，政府成立西九區發展計劃督導委員會，由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親任主席。2003年9月，政府公布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建議邀請書(下稱邀請書)，對象是在發展、銷售及管理大型混合用途物業發展方面具經驗的财團——這基本上意味着，只有香港最大的幾個地産集團，才有機會得到這塊占地40公頃的風水寶地，而且政府的意向，是整整40公頃将由一家公司開發，其中1／3用作發展文娛設施，2／3則用作商業投資，商業投資的收益将用以補貼文化設施的興建和營運30年。據消息人士指出，2003年以前，香港剛剛從金融危機的泥潭中抽身，地産商信心尚未完全恢復，政府以用這種“BOT”(建設、運營、轉讓——Build，Operate and Transfer)模式發展新項目，是政府和地産商都能接受的雙赢模式。而政府的理由則是，天篷是提升香港國際地位的重點，單一開發則保證天篷内部各個區域的銜接，並節省管理費用。

　　招標剛剛一開始，項目便面對社會輿論的各式各樣的質疑：天幕的建築和維護将增加多少技術和财務上的難度？地産商如何懂得運作文化？是不是名為發展文化，實為地産開發？發展文化是否可以只是建地標、開名店？建設一個漂亮的地標，對于香港普通人有什麼意義？而質疑的焦點則是單一招標存在“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可能——在視公平競争為圭臬的香港，這一點，觸動了整個社會的神經。

　　公衆在西九龍計劃上對政府不信任，並非沒有理由：在2000年，政府在未經公開招標的情況下，把鋼線灣臨海優質地皮免地價批給盈科拓展，意圖發展類似美國矽谷的高科技中心。然而，最後數碼港變成了地産項目，盈科則獲得豐厚利潤。香港人擔心西九龍成為“數碼港”的翻版。

　　停還是不停？

       是對城市整體文化定位缺乏思考，還是機遇難得不能推遲？

　　2003年，SARS的愁雲剛剛散去，電影導演徐克等一群香港文化創意界人士成立了一個團體“香港工程”，關注香港文化創意的前景。而西九龍項目則是“香港工程”操作的第一個項目。很多成員本是朋友，早在10年前，有感于殖民地政府不重視文化建設，實驗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的藝術總監荣念曾、劇場導演胡恩威、香港設計中心董事局主席劉小康、律師和灣仔區議會主席黃英琦等人就已經一起成立了“香港當代文化中心”；而關注西九龍的同時，這個團體正為建立一所跨媒體教育的藝術高中而籌款。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好的藝術教育，蓋了再多的硬件設施，香港文化發展也會面臨沒有導演、策展人和本地觀衆的窘境。

　　在這群香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眼里，西九龍計劃，以硬件建設取代軟件配套，既不關心本地文化藝術人才的培養，也對城市整體文化定位缺乏思考，根本就是不了解文藝界需求、也不懂得文化發展運作規律的外行計劃。即便僅僅是天篷的設計，在同時也是建築師的胡恩威眼里，不僅觀念落伍，並且是用一個建築方案取代區域的整體規劃。

　　年底，“香港工程”向政府提交了他們的立場書和有關研讨的文件，並提醒政府應該披露更多資料以釋公衆疑慮，並考慮延後招標截止日期來取得更多社會共識。提交了建議書之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博士對與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的約見記憶更深。“香港工程”的成員希望能停下深化公衆咨詢，而曾則一直強調機遇難得，不能推遲——“講到激動處，他聲音哽咽，眼睛泛紅，講不下去了……”

　　從政府的立場，西九龍工程确實不能停。2003年底開始，香港經濟表現出復蘇的迹象。在2004年，香港經濟增長率達到7.5%，是過去7年中發展得最好的一年。在經濟復蘇之後，特區政府面對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鞏固成果，加快推動經濟轉型。而集旅遊、地産、知識經濟于一體的西九龍計劃，當然是正當其時。

　　曾蔭權向公衆解釋了政府的對西九龍的立場：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目的是讓市民能夠在世界級的文化藝術設施中，欣賞高水平的文化藝術節目，以提高市民大衆的生活質素。世界級的金融中心，例如紐約及倫敦，都是在高度重視文化藝術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将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地位。西九龍還可以為香港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包括吸引更多遊客到香港旅遊和消費。它的建設和營運還能為香港就業市場創造數千職位。　

　　“Lifestyle in the sky。”2004年到2005年，就在西九龍地塊的後方，高231米的豪宅“凱旋門”攜着這條廣告語，創下了香港樓市的天價——空中復式單位每平方米超過30萬元人民币，單位價格達兩億。凱旋門成為香港地産升溫的標志性事件——很多豪宅價格已經超過了1997年的地産泡沫時期，大多數負資産人士終于解套。明星周潤發2004年以4600萬元買的單位，2005年放盤價已達7200萬元。此時正是地産商最有信心發展新項目的時候。　

　　不滿“三選一”

　　産生于飯局的聯盟專業運作，要求政府重新檢視西九項目

　　邀請書發出後，香港政府于2003年11月10日宣布入圍的三家财團，分别是香港荟萃有限公司、藝林國際有限公司以及活力星國際有限公司。這三家公司，都是由香港最大的數家财團出資組建。

　　三家地産商的方案，容積率都大大超過政府邀請書的規定，更加讓公衆懷疑他們發展文化的誠意。但政府並沒有回應這些懷疑，同時宣布将于同年12月中旬安排三家入圍财團舉行公開展覽，以便收集市民的意見——此時市民能做的，主要是在既定的三個方案中選擇一家，單一發展。

　　消息剛剛宣布，“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即在第二天舉行記者會宣布成立。這個團體由9個關注西九龍議題的民間團體發起，召集人是香港藝術界教父級人物荣念曾，而核心成員中則包括一起參與“香港工程”的胡恩威、牛棚書院的梁文道、黃英琦、劉小康等人，其他則來自智庫、建築界和大學。“事實上這個團體産生于一次飯局。”黃英琦回憶；“我們想，通過一個大的聯盟，可能更加方便與政府對話。吃飯的時候給各路朋友打電話，第二天就開了記者會。”

　　産生于飯局的聯盟，仍然按照非常專業的方式運作。在聯席的網站上，每個核心成員都進行了自己的利益申報：自己的身份、背景和各種任職。“我們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政、商、民間交流平台，因此在制度設置上，我們務必要求整個過程公開、正式、透明。”

　　“這些事情本應該是政府來做，但他們不做，我們是專業人士，我們做。”胡恩威說。西九聯席成立之初，首先準備建立一個理性、有知識基礎的平台，倡議由三個角度重新檢視西九項目：管治方式和财務處理是否妥當；文化及市區發展政策和公衆咨詢過程是否合理。

　　聯席同時質疑政府缺乏把香港建設成為亞洲文化中心的文化視野及能力，並指出政府並沒有積極鼓勵公衆參與，公衆未能掌握整體資料和局面。他們要求政府延長咨詢時間，直至公衆疑問得到響應。

　　“政府要求公衆相信她，同樣地，我們亦希望政府可以信任公衆。”這是發起人荣念曾在介紹聯席的信中的一句。

　　各方角力

　　漂亮包裝是“七百萬市民都送大禮俾一個地産建設商”？

　　咨詢開始之際，各方面的抗衡逐漸白熱化。

　　2003年12月，一本叫《文化起義》的書出版，作者龍應台、梁文道、呂大樂、陳冠中等人，在書中讨論包括西九龍計劃等議題，去探索香港的身份、香港的價值。

　　通過媒體影響民意的不僅僅是民間學者，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也在香港政府創辦的香港電台《香港家書》節目，發表了給自己五弟蔭荃的信，回應利益輸送的批評，表達政府立場。而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何志平則在同檔節目給搖滾明星Bob Dilan寫了聲情並茂的信。他在信中以歌迷和吉他手身份，倡議公衆和文化界把握良機，盡快建設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同樣在12月，為争奪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這個大項目，入圍财團紛紛造勢。由長江實業和新鴻基組成的“活力星”甚至邀請一群記者遠赴加拿大、美國、西班牙，俄羅斯和法國，考察由策略性夥伴經營的世界最著名博物館，讓記者了解各館的運作模式和現況，以及将來進駐西九龍的設想。

　　兩名立法會議員則在号召關心西九龍問題的市民，穿上藍色和白色衣服，戴上聖誕帽，到西九龍海濱去度過聖誕節，他們的口号是“不要天幕黑幕，還我藍天白雲。”

　　而聯席則在年底開始開辦公衆論壇和研讨會，呼籲“暫停三揀一、全民全速再規劃”，並動員成立800人的“民間評審團”。“800”並非一個精确的數字。加入評審團的可以報名參加各種論壇和小組讨論，也可以登入聯席的網站表明自己的觀點，並進行意見征集的投票工作。

　　聯席做的另一個工作，就是到咨詢展覽會的現場，發放資料給市民，用問卷調查了解公衆真實意願，並發動志願者和大學生組成“民間導賞團”，指引觀衆深入了解地産商漂亮包裝的西九龍項目背後的問題。馬家輝至今仍然不乏得意地描述自己手執“大聲公”在現場對觀衆發言的模樣：“我記得，我們每個休息日都去，直到展覽結束。”

　　2005年1月6日，香港立法會以34票對3票，大比數通過議員動議，要求政府撤銷單一招標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以及取消興建天幕，成立管理局來監督、負責西九的進程，又要求政府延長咨詢期6個月。第二天，香港地産建設商會舉行執行委員會會議，讨論由會長何鴻燊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提出的發展建議。曾一再炮轟西九龍計劃的何繼續批評政府以單一招標的方式發展西九項目，既減少了庫房收入，又是“700萬市民都送大禮俾一個地産建設商”，建議“有飯大家食”，其“阿蘭賣豬”、“肥到唔會着襪”的修辭一時成為傳媒焦點。

　　2月，聯席開始推出“重構西九”初步計劃。此時，在若幹場合見到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的黃英琦，覺得在各界反對聲中，政府對西九龍招標模式問題已明顯軟化，“他們也在尋找一條出路”。　

　　重構西九

　　政府宣布，“需要重新檢讨整個西九項目”

　　西九龍計劃，被公民社會首先诟病的，是城市發展規劃中，公民參與的缺席。因此如何參與，是聯席處理的重要議題。聯席希望通過公衆論壇和研讨會，請不同專業背景的專家表達自己的意見，再通過專題和小組讨論來收集意見，形成一個多元、有彈性的倡議發展計劃。

　　“團結是一個建構的過程，”馬家輝說，“我覺得這就是所謂‘新社會運動’的特點，並不要求要有非常一致的共識。它甚至不需要一個政治化的解決，因此運作的過程很用心、很認真。關鍵要有一個參與的過程，推進社區和業界，表達自己的想法，大家争執之後，重新去看讨論的記錄，相信都會有新的收獲。”

　　終于，西九聯席在2005年6月29日向政府遞交了《重構西九》第二稿計劃書。這份計劃經過多次公開論壇和多次小組讨論會形成初稿，並邀請各大智囊組織分析方案的利弊。方案指出政府政策制定中公民參與機制的不足，建議在西九龍發展中建立市民、政府、商界三方合作的理念，並讨論了成立“都會文化智庫”具體落實“文化願景”和“城規願景”的研發和讨論，建議成立“西九龍管理局”來管理西九龍。方案還非常具體地探讨了香港的城市文化發展策略，以及再規劃西九龍，開放公民參與的步驟和規則。

　　9月30日，聯席的成員與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午餐會談。當日下午政府發來成立“香港文化創意發展基金”的建議書，但聯席召集人在10月7日回信，直言政府沒有正面回應由智庫推動一個民主、包容的“再規劃”過程，讓公民社會“擁有”方案的要求。“我想政府應該慢慢學習到，公民社會的意見重要，並且不是簡單讨價還價可以擺平。”馬家輝說。

　　從2003年到2006年，在聯席以外，香港藝術發展局、共創我們的海港區、香港測量師學會、水墨會、香港更美好、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地産建設商會等組織和團體紛紛展開調查咨詢，並向政府和立法會提交正式調查報告和意見書，這些個人和組織達數十個。

　　或許是巧合，就在聯席回信的當日，許仕仁宣布，為了響應市民的訴求，政府引入一些新的發展規範和條件，包括取消單一發展模式，要求中選地産商分拆區内最少一半商住總樓面面積讓其他發展商公平地競投；把最高地積比率定為1.81倍；並要求中選地産商先支付300億元，成立信托基金，以确保文化設施持續營運等。同時政府建議成立具廣泛代表性的法定機構來管理繫九龍。而到了2006年1月21日，政府宣布，因三個入圍地産商沒有正面響應政府的新發展框架，缺乏地産界參與，将不會依照原有的“發展建議邀請書”繼續推展，需要重新檢讨整個西九項目——換言之，整個計劃推倒重來。

　　“當然，我並不認為聯席的力量大到足以讓政府改變立場，很明顯，政府内部的人事調整、地産界内部利益擺不平，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重要。”黃英琦說。

　　基層聲音

　　沒有了天幕、豪宅和三選一的既定框框，從零開始

　　聯席的行動也面對不同觀點。香港獨立媒體的編輯朱凱迪說：“西九龍是一個很中産的抗争，因為那里是空地，並沒有居民。民間主要是西九聯席在做事，但後來都被吸納到政府的咨詢委員會了。被吸納是因為那些都是‘大哥大姐’，而‘大哥大姐’本來跟政府的關繫就不錯。”

　　“So what？”馬家輝無法苟同：“是的，我們跟官方不少人士很熟、有很好的溝通——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天抗争，他們也不是第一天當官。在香港，确實存在着這樣‘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場不同的人，仍可以一起坐下來讨論問題，甚至立法會上的論敵，仍然可以一起吃飯打球。重要的是，我們有這樣來自經驗的敏銳，在這個議題上成功動員起來了，積聚能量，把事情做好。有何不妥？”

　　司徒薇對聯席的活動方式有不同看法。2004年8月剛剛從美國博士畢業，回到香港大學研究文化政策和後殖民的她，是被朋友拉進了聯席“核心”。“每次都是一群專業人士社會賢達，在台上主持、發表講話，聽衆當然可以提出問題，但這樣的形式，基層的意見能出來麼？”

　　司徒薇認為，聯席“不夠用心地做與基層的互動。”2006年3月，她和一群朋友組成了“社區文化關注”。他們的活動以提倡“參與民主”或“社區民主”為核心，讓民衆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參與影響他們公共生活的公共決策，如街坊公園的設計、圖書館的管理、海港保護的方案、古積保存與發展的方案、交通改道的方案。“我們認為深化這種參與民主的文化想象，也是建立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過程，其重要性不次于選舉民主。”

　　“我關注的是西九後面，那些‘屏風樓’後的小商戶、窮的租戶，會不會因為西九地價漲起來，而被趕到别的地方去？如何保護那些小人物的社區經濟和人際網絡？政府要表達他們強政勵治，民間也要表達團結的智能。我們希望聯結專業人士的力量，不排除跟聯席合作，但我希望打開基層之門。”司徒薇說。

　　在西九“重新檢讨”的雀躍之中，聯席3月3日在财經日報《信報》上以1.1萬港元的優惠價刊登整版廣告“西九聯席致全港市民書2006”，在提出訴求的同時，邀請公衆出席于3月26日在西九龍海濱長廊舉行的名為“想創西九”的“參與規劃工作坊”。

　　一位參與者在她的BLOG里如此描述：“與以前的西九交流截然不同，是次讨論完全從零開始。沒有了天幕、豪宅和三選一的既定框框，組員可自由發揮，天馬行空，極盡想象的能事……純從市民角度出發，完全由下而上。有組員是詩人，希望有空間讓他們交流詩歌；不少組員都渴望有一大片空地，好讓人睡在地上看星、習武，讓街頭藝術生發，讓年輕人夾band和跳舞，還有人渴望那是個種滿樹木的大公園。有熱愛電影的組員渴望在那兒建一幢電影博物館，全年不斷播放本土新與舊的電影。有組員建議辦一個書店街，推動閱讀文化。”

　　“在衆人你一言我一語之際，我突然知道主辦者何以在西九龍海濱長廊舉行是次活動，因為很多建議都要在那個空間才能構想出來。空間啟發思考……有參與便有歸屬感。西九是屬于我們每一個人的。”　

　　“想創西九”

　　全是豪宅，窮人到哪里去？

　　那是聯席迄今為止的最後一次公開活動，也是合作團體“社區文化關注”第一次工作坊。2006年4月6日，香港特區政府宣布，行政長官曾蔭權已委任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咨詢委員會及轄下3個小組的成員，重新審視和确定“西九”的發展計劃。胡恩威進入了咨詢委員會轄下的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黃英琦、劉小康則進入了博物館小組，一些與聯席成員互動較密切的人士也進入了咨詢小組。

　　當初的設想，是在西九問題解決後作為智庫運作。黃英琦覺得聯席如何持續運作，是一個難題。“作為小組成員，我的責任是貢獻想法，而我将來至少不能再反對博物館計劃。咨詢的架構並不是最好的架構，因為它是被動的，政府委任你才能表達。我不可能說，我喜歡被委任。香港的公民社會當然能和政府合作，但我希望這個參與是主動的。”

　　從2004年，胡恩威出版了他編着的三本聚焦城市發展和建築美學的《香港風格》，也推出他主編的雜志《E＋E》的“解毒西九”專刊，他和林奕華推出的諷刺舞台劇《東宮西宮之西九龍皇帝》也一再被要求重演。現在他希望可以真實地參與規劃和管理，“應該考慮到新舊區是有機體，而非只是一蹴而就建一個大商場加豪宅——全是豪宅，窮人到哪里去？要有一個逐步發展的時間表，讓這個區域如同樹木一樣生長出來。”

　　馬家輝自稱“個性悲觀”，“我只不希望它像東九龍那些現在的文化場館，明明有很出色的展覽和演出，卻因為一個不懂文化的康文署官僚體繫在管理，無法真正接觸社會大衆；我甚至希望西九龍可以形成一些新的、民間主導的管理文化，刺激東九龍的變革。”

　　司徒薇和“社區文化關注”繼續在西九龍海邊，為各種各樣的市民辦“想創西九”工作坊。她夢想中的西九龍是這樣的：“……它是一個低密度的、低商業化的空間，是普通人可以自在享用的，香港太缺乏這樣的空間了。它的表達自由度應該很大，不是一個高度規範的空間。高尚藝術可以上演，更加多元和通俗的形式也都能存在。融合的社會不應該排他，那里的地方那麼大，為什麼要讓一個人的房子遮擋掉整個區的太陽呢？”

　　最近，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咨詢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已決定采納立法會的提議，将項目内的商業及住宅用地先進行拍賣，再成立西九管理局發展項目中的文娛藝術設施，由政府注資近200億給管理局。事态進展方向基本和民間社會的意向一致。黃英琦說：“推倒重新來，對公民社會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對政府也是很重要的一課。政府並不是輸了，如果這個過程讓有關官員有一個完整的反思，那麼我想他們是能有所得到的。”

　　斜晖中，海灣由碧藍而灰藍，最後變成黑色金屬的黑灰，對岸的建築朝向日落的一邊，則是輪廓鋒利的金色。背着三腳架的攝影者和散步的人開始多了起來。何伯對記者在日落前離去似乎有點不甘心：“記得‘七一’晚上過來睇煙花啊，呢度好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