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限購政策，接着是限制房價上漲幅度。這種不管緣由、只管結果的“雙限”政策，可謂直接地、刷刷兩下挑斷了房地產市場的“兩根腳筋”。
觀點地產網：先是限購政策，接着是限制房價上漲幅度。這種不管緣由、只管結果的“雙限”政策，可謂直接地、刷刷兩下挑斷了房地產市場的“兩根腳筋”，使原本活躍的市場頓然癱軟下來。
長達一年的博弈，以這樣一個頗具暴力色彩的結果告一段落，難免使人聯想到這樣的情形：一個原本優秀但也不太成熟的、處於青春期的孩子，恰巧有一位缺乏耐心、有些暴力的父親。本來是父親做錯了事，沒想到兒子還不懂事地奚落父親。結果，父親一怒之下，對兒子暴打一頓，還責令兒子罰站，並聲稱“不認錯就別挪地兒”。
暴力與否，過後還是一家人。但更令人悲涼的是，時下的限購、限價政策，又難免不使人回想起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有一種回到糟糕的舊時光的感覺。不是嗎？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在有計劃地限量供給(實則短缺)；為了實現全年CPI總水平漲幅控制在4%左右的目標，鋼材、水泥等原材料也不允許漲價；為了迴避市場供應不足、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把調控的重點轉向了抑制需求，推出了限購政策，而把更重要的保增長、促消費、城市化等拋到了一邊；隨後，乾脆什麼也不管不顧了，大棒直接揮向了千百因素匯為一個結果的“價格”，實行價格管制！從生產資料限量供應，到銷售價格管制，是不是頗具計劃色彩？
當調控手段愈發依賴行政手段，而且愈發彰顯暴力味道的時候，當調控標的有意無意地越過本因緣由，直指結果的時候，又不免使人聯想到調控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為了調控而調控，抑或是為了調控主體的面子。此時——當為了面子而忘記裏子的時候，恰恰是調控主體容易忽視標與本、長與短關係的時候。或許，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一個事實，就是在地方政府依然過於依賴土地財政的時候，在財稅制度沒有改革、中央與地方財權與事權失衡的時候，既然“本”短時間內無解，就只能治標了。
其實，“大躍進”似的保障房建設又何嘗不是，看似治本，但能否落實，着實令人擔心。比如，在今年共計約1.3萬億左右的保障房建設資金中，中央大概就出十分之一。然而，地方政府的錢從哪裏來？不還是靠賣地嗎？賣地又有用地指標限制，那誰幹？即使不要利潤的開發商、銀行幹了，誰能保證保障房能分給拿不出收入證明的真正保障對象，而不是能拿出證明的公務員？所以至今，雖然責任書籤了，但真正行動起來的卻不多。正如《南方週末》所說的：“地方政府可能擔心保障房政策在一年半後政府換屆時有變，所以大家都不願貿然充當先鋒”。筆者有次問道一位地方大員關於保障房建設的問題，人家說，中央政府許多官員都搞不清楚政策房、保障房、安居房、公租房、廉租房、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的關係，改來改去的，怎麼建？
看來，治標將是一個難以預見的長期過程，這或許就是至少一兩年的房地產政策環境。
或許唯一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價格管制不僅僅只針對房價。2月份CPI同比增長4.9%後，據說發改委因擔心日用品的價格上漲，要求消費品巨頭聯合利華推遲肥皂和洗髮水等商品的提價計劃，也約談了方便面生產企業配合。除了日元消費品，國家還確定了能源、水以及許多工業品的價格。這種臨時性管制措施，看似權宜之計，卻更可能導致不理智行為，是跨國企業及發達國家對我國致力於市場力量的承諾產生懷疑，進而使我國難以堅稱應該獲得“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3月份CPI同比增長5.4%，創多年來新高。可以預見，包括房價在內的管制範圍還會擴大。
其實大家都知道限購、限價不能阻止通貨膨脹，只會暫時掩蓋通貨膨脹。美國曾於1971實行價格限制，結果發現不久後通脹率迅速上升。因為生產商只會減少供應，消費者也往往想要更多、更便宜的商品，從而加強供需不平衡。目前房地產的“雙限”政策或許也會導致這樣一個結果，表現形式就是政策一旦鬆弛，房價將會報復性反彈。
如果政府真的無法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更好的辦法應該是緩解房地產企業的成本壓力，從而激發房企充分競爭，使其利潤水平儘快向社會平均利潤率迴歸。例如，3年內適度放寬用地指標，適度減輕開發商的非稅費負擔，這會緩解房價上漲的內生性因素，而不會導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更不會是十多年的房地產市場化進程發生倒退。
在整個房地產利益鏈中，如果各個利益主體都不想捨棄各自的一些利益，就不能稱之為市場調控，而是行政管制，就像老子對兒子，結果可想而知。
宋延慶 觀點地產新媒體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