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於2006年離世，他認為政府不應當插手經濟。
失業在增加中。數百萬的家庭正在不知不覺中喪失抵押品贖回權。金融體系在次債危機的餘波下繼續掙扎。這場經濟下行挑戰着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支撐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理念——繁榮源自無政府幹涉的自由市場。
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Friedman)正是該信條的現代教父，他將美國曆史上那場最糟糕的經濟崩潰歸咎於管制者，在1976的一篇論文中，他指出“大蕭條乃政府失職所致”。
五年後，羅納德·里根(RonaldReagan)入主白宮，他將弗裏德曼的放任主義理念提升為一整套實際政策。包括削減稅收、放鬆管制以及把公共產業出售給私人，這一切都力圖使政府從財富的金光大道上引退。隨着經濟的升溫和通貨膨脹的下降，在那羣以釋放市場的動物本能為使命的經濟學家中，弗裏德曼先生是不折不扣的領軍人物。
但由於市場力量彷彿正走向狂亂，對規制的審慎態度已讓位於對監管的迫切需求，弗裏德曼的智慧遺產面臨着新的考驗。
正如大蕭條重塑了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也帶來了就業計劃和更完善的福利制度，當前的低迷已改變這種局面。雖然華爾街和白宮在反責中鬧得不可開交，但兩黨均表示自由市場需要有所約束。緊急援助、刺激性支出和管制在這場交鋒中已然佔優。
簡而言之，整個美國都幻想着有個曾就大蕭條責備過政府的人，如今能哀求政府出面挽狂瀾於既倒。倘使逝於2006年的弗裏德曼先生在天有靈，他無疑會對這種乾坤顛倒深感不快。
“米爾頓·弗裏德曼說的是政府不應當干預”，諮詢機構DecisionEconomics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艾倫·西奈(AllenSinai)如是說。“這是不可行的。我們正親歷着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房地產低潮。自由市場並不適合療傷，因為沒有謀利動機存在。沒有任何市場激勵來拯救那些失業者或無家可歸的人。”
在弗裏德曼看來，一旦這類意見進入政策層面，將摧殘市場活力之下的經濟生機。
弗裏德曼於1912年出生在布魯克林的一個移民家庭中，他的父母靠給血汗工廠做臨時工為生；他一直堅信，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樂土，總能帶給努力工作的人們以豐厚回報。
在芝加哥大學修讀研究生期間，他的智識傾向逐漸形成；那時的芝大是許多自命為古典自由主義捍衛者的經濟學人的雲集之地，但隨後就被思維混亂的修正主義者所籠罩。
他們的主要嘲斥對象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後者的信條是，政府在經濟低迷期必須通過支出來刺激經濟。他的理念在大蕭條之後大行其道。弗裏德曼偏要不惜精力地表示質疑：他爭論道，政府僅需管理貨幣供給——使其隨經濟狀況而變化——進而退居二線，讓市場發揮其魔力。
他對自由市場的推崇是如此執着，對政府的輕慢又是如此深刻，弗裏德曼說過：“如果你讓聯邦政府接管撒哈拉沙漠，五年內那裏會連沙子都短缺。”
這種與官僚機構的針鋒相對似乎源於弗裏德曼的國家觀念——他將其視作粗樸的個人主義的堡壘。在2000年公共廣播公司的一次訪談中，他說，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正是在1776年出版他的理論專著《國富論》，“美國獨立戰爭也在同一年爆發。”
在這次訪談中，他講述了他在二戰末期的憂慮，那時社會主義正在俘獲大批擁戴者，因為各國為製造武器裝備不得不實施全民總動員。
“戰爭結束後，人們普遍相信，二戰已證明中央計劃的可行性，”弗裏德曼說道。“尤其是，左派將俄羅斯吹捧為中央計劃的成功典範。”
弗裏德曼的學說建立在此種假設之上：經濟與政治自由完全是一回事。這與冷戰時代的觀念密切相連，彼時作為自由化身的美國向全世界輸出資本主義，與獨裁主義的蘇聯形成強烈對比。
弗裏德曼的學說受到經濟學家的普遍讚揚。
他的第一個理論突破出現在1950年代，那時他指出，國民儲蓄和消費與心理因素無關，而是基於對財富的理性估算。
他最偉大的貢獻誕生於接下來的十年中，那時弗裏德曼先生粉碎了這樣一個成見——通貨膨脹是一種可容忍的高就業的副產品。他論證了高通脹率最終將招致失業，這是因為，由於生產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資，其投資積極性將備受阻礙。
“正是這一創見，而非其它成就，奠定了米爾頓·弗裏德曼躋身偉大經濟學家之列的基礎，不管人們如何評判他的其它貢獻，”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亦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在去年的《紐約書評》(TheNewYorkReviewofBooks)中如是寫道。
弗裏德曼以廣為人知的貨幣主義新範式名滿天下：政府應當逐步和可預料地將貨幣注入金融體系，然後任由市場決定它們的去向。
“任何一名誠實的民主黨人都會承認，我們皆為支持弗裏德曼學說的貨幣主義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前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勞倫斯·H·薩默斯(LawrenceH.Summers)曾於弗裏德曼逝世之際在本報發表過的一篇評論中這樣寫道。“他擁有比當代世界的任何人物都更為強大的對經濟政策的影響力。”
然而，弗裏德曼是否在推動政府角色在公共生活的淡化過程中起着主導作用，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爭議不休，對他的回顧也隨之步入混亂。
在那本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他呼籲終結徵兵制、廢止學位許可制；並要求頒發“教育券”，家長可憑券送孩子到私立學校就讀；他倡導將競爭機制引入公共教育領域。
兩年後，作為來自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巴里·高德沃特(BarryGoldwater)的經濟顧問，弗裏德曼將自己的主張訴諸總統大選。在選戰中，他號召廢除政府對能源、電信和航空領域的管制，摧毀社會保障體系與國家公園制度。
高德沃特慘敗於林登·約翰遜(LyndonJohnson)之手。弗裏德曼依然對政策制定毫無影響，一直到里根(Reagan)總統的崛起。隨後，他的關於收縮政府的主張成為佔據中堅地位的政治信條。
這不僅發生在美國，也波及到世界上其它許多國家。隨着前鐵幕國家對自由市場的接受，弗裏德曼的著作被他們奉為圭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亞洲和拉美國家開政策藥方之時，很大程度上都遵從着他的教誨。
“在眾多經濟學家中，他成為反對高福利國家之戰的旗幟性人物，”卓越的祕魯經濟學家赫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deSoto)說。“他相信大眾才是促成進步的原因，而遠非是政府。我們應當為私人部門留下最大限度的行為空間。從巴西到墨西哥，他的思想歷久彌新。”
但在德·索托眼中，弗裏德曼的缺憾之處在於，他未能讓自己的訓誡與對貧困和收入不平衡的諒解調和起來。
“弗裏德曼和他那些自由主義的追隨者們存在着一個問題，他們從未考慮過社會階層的重要性，”德·索托說。“精英階層為維護自身利益，往往會操縱國家政策，他們卻置之不顧。”
在很多拉美國家，經濟增長從不曾惠及底層貧民，這給社會主義者的捲土重來以可趁之機；如今，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Chávez)正是這股反擊浪潮的引領者。
在美國，房地產業的崩潰所引發的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促成了人們對弗裏德曼教條的反思。許多經濟學家責備管制者未能就銀行和投資者的日漸失控作出警示。在這場批評聲浪中，首當其衝的是弗裏德曼的一位門徒——前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
然而，即便美國正試圖靠加強規制來馴服市場，弗裏德曼的擁戴者們仍舊相信，政府並非解決之道。
“弗裏德曼教會了人們一些基礎性的長期事實，他很擅長也很聰明地將它們引入公共空間，”卡耐基·梅隆大學的經濟學家艾倫·H·蒙特澤(AllanH.Meltzer)說。“我們正面臨的這場危機使我們對那些信條的熱忱大為減退，我們正被帶回一個更多規制的時期，此舉將一如既往地帶來同樣的惡果。”
NYT彼得·S·古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