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一個不可迴避的矛盾在於，自己可能擁有在北京房地產市場上感到驕傲的產品和健康的企業肌體，卻越來越因為資金侷限而被排除在遊戲圈之外。
也許整個2006年下半年任志強都在籌備重組幸福實業的事情。當年底他興奮的在博客上公佈即將借殼SST幸福上市的時候，任志強的語氣中充滿了一種宣泄的意味。2002年脫離華潤自立家門以來，任志強已經遠離資本市場達5年之久。針對上市，任志強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華遠已被許許多多的後來者遠遠的拋在了遊戲圈外，但今天華遠可以對資本市場說‘我們又回來了’，也可以對競爭對手們說‘我們合作吧’，因為我們已經有資格再次用資本市場的支持而施展自己的競爭力了。”
與華遠類似，2006年謀劃上市並可能在2007年上市的房地產開發商可能還包括SOHO中國，建業住宅集團，碧桂園集團、恒大集團這樣的南北房地產巨頭。其中最為準確的消息可能是華遠與碧桂園，華遠借殼重組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碧桂園基本完成上市前程序，3月底有望在香港上市。
如果單純從企業角度出發，我們不難發現類似華遠及碧桂園這樣的企業在經營方面無可厚非，產品受到市場的歡迎，財務狀況亦可以說是良好。但如任志強在博客中所言，華遠與碧桂園在企業長期發展上無疑面臨着困境，自2002年土地招拍掛以來，華遠僅用掛牌的方式獲得了一塊土地。2006年，華遠參與了北京多塊熱門地塊的競爭，但均成為配角，存入國土局的保證金高達16億元，僅利息損失就高達數百萬元。
碧桂園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2002年以來，在廣州多個地塊的競爭上，碧桂園表現遠遠不如萬科、富力這樣在資本市場上長袖善舞的上市企業。在一個依靠資金支撐起的土地市場上，一些原本依靠產品生產及銷售支撐現金流的企業往往在土地爭奪戰中缺乏資金的競爭力非常明顯。
任志強一個不可迴避的矛盾在於自己可能擁有在北京房地產市場上感到驕傲的產品和健康的企業肌體，卻越來越因為資金侷限而被排除在遊戲圈之外。
讓任志強在土地問題上感到捉襟見肘的情況始於2001年3月26日開始實施的深圳市《深圳市政府100號令》，其時，該文件被稱為“國內第一個規範地產市場運作規則”、意在為“防止劃撥、協議轉讓土地過程發生腐敗”。深圳“100令”確立了“土地局是土地唯一合法的土地交易部門。”要求所有土地及地上附屬物的交易都必須由土地局下屬土地交易中心以“拍賣為主，掛賣為輔”的方式進行。
2002年，深圳的這一政策被推廣到了全國。2002年4月3日國土部通過了《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這被人認為是1998年房地產市場化改革以來改變遊戲規則的政策，文件明確了經營性土地必須通過招拍掛的方式出讓，地方政府則應有計劃的供應土地。但2002年的土地改革畢竟給開發商們留了一道口子，開發商們獲得土地開發的重要途徑依然是協議出讓。2004年，土地市場的遊戲規則徹底改變了，國土資源部、監察部下發了《關於繼續開展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情況執法監察工作的通知》，通知規定，2004年8月31日，協議出讓土地被徹底禁止，延續了21年的土地協議出讓制度終於到了完成使命的歷史時刻，招標、拍賣、掛牌三種方式開始全面登上土地出讓市場的舞臺。
由於大多數的土地招拍掛是通過競價的方式獲得的，誰有錢誰就能獲得更多的土地！
有媒體認為2002年開始的這場改革徹底改變了中國房地產行業的格局，區域性房地產公司不再獨霸一方，與之相對的是類似於萬科、富力、合生、中海這樣有着雄厚資金後盾的企業開始了瘋狂的擴張。同時，土地出讓改革也給了類似孫宏斌這樣的野心家們以機會，藉此時機孫宏斌帶着順馳在全國範圍內瘋狂掠地，通過與地方政府扯皮，分期付款的方式完成了短期內的崛起與擴張。在此期間，各地地王的記錄不斷被刷新。
與之對應的則是任志強等地方派的失落，2004年以後的多個場合，任志強與潘石屹這樣的地方房地產企業的代表開始叫囂着土地的緊缺，時至2006年，潘石屹幾乎到了無米下鍋的境地，潘石屹說出了要退出北京市場的話。
與之相反的情況是，土地儲備與資本市場結合開始日益緊密，土地儲備多的企業往往能在資本市場獲得更多親睞，而上市企業則更多的通過在資本市場上融資獲得新的土地儲備，如此循環，為了擴充土地儲備上市企業往往不自覺的開始選擇了擴張的道路。
2007年，任志強與潘石屹終於又開始重新思考向資本市場迴歸，然而此時的遊戲規則也許又要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