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一抹晚霞消失之前，小陸已經步行兩公里，從崇左生態公園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不滿兩歲的兒子坐在門檻上捧着搪瓷碗吃玉米糊，一看到爸爸，就撒開步子，踉踉蹌蹌地跑了過來。小陸一把抱起兒子，放在臉旁一邊親着，一邊從口袋摸出一顆糖果。妻子聞聲從廚房出來，從小陸手裏接過兒子：“乖，讓爸爸去洗洗手……”

　　廚房裏燈光昏暗，沼氣爐呲呲地舔着藍色的火苗，上面一個白色的鋁鍋正呼嚕呼嚕冒着熱氣。這時，村裏的街坊鄰居大多已經做好了飯，就着沼氣燈一邊聊家常，一邊享受自己的晚餐。而小陸則可能要多等半個時辰，像他們這種三口之家，已經從父母家裏獨立出來，一切都得靠自己。

　　早上八點，他就起來去蔗田裏收割甘蔗，直到晚上擦黑才能回來。甘蔗收完，還有空閒的時候，他就去生態公園幫潘文石教授做工，補貼家用。整個合江村裏，他的普通話算是一流的了。這要得益於他前幾年在深圳務工的經歷，也就是在那裏，他認識了現在的妻子——鄰村的小羅。

　　“我們也想過在深圳生活下來，可是人不可能在外面打一輩子工。深圳的壓力太大，條件太艱苦了。”在深圳感受到生存壓力的小陸和小羅選擇了回鄉結婚，並在父母的主持下，體體面面地操辦了婚事，那次婚事花光了兩人所有的積蓄。

　　“在村裏，我是第一個贊成潘教授推廣沼氣池和清潔自來水的。”在大城市裏養成了衛生習慣的小陸成家後第一年就遇上了潘教授在鄉間推廣沼氣。“這就和城裏的煤氣竈一樣，很衛生，還可以為我們提供照明，更重要的是不用再去山上去大量砍伐樹木。”

　　1998年，潘文石教授已經在部分村落推廣沼氣，因為經費緊張，收效甚微。2000年初潘教授拿出他獲得的10萬元獎金，幫助岜旦村修建了沼氣池。在這樣一些基礎的科普宣傳與實實在在的支持下，立即減少了900人從白頭葉猴分佈區的石山上砍伐薪柴。在他們的帶動下，當地政府採取了禁止砍伐和財政補貼的措施，全面介入推廣沼氣的工作，一些剩下的村子陸續建設沼氣池。

　　沼氣這是一種綠色、低成本的能源。從投入上推算，每家修建一個沼氣池的成本在1000-1200元，政府補貼一半，實際上每家初期投入只要500元左右；建成池子後，每家的牛糞和豬糞都可以用作原材料，發酵完以後，還可以拉出去繼續肥田。如果將沼氣照明所節省的電費也計算在其中，則五、六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實際上，推廣沼氣只是潘文石教授“解決這場迫在眉睫的生態學危機”構想中的一小部分。當地人們生活的狀況要得到改善，還面臨着各方面的困難。例如清潔飲用水的解決，醫療衛生設施的完善，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構建。

　　後者當然尤為重要。否則，人們遲早會退回到“靠山吃山”，繼續與白頭葉猴爭奪空間的老路上去。在潘教授看來，一個物種必須生活在一個健全的生物羣落之中，一個生物羣落要生存下去，其內部的生態過程必須達到平衡，否則構成羣落的物種將逐個相隨消失。白頭葉猴生活在“石山森林生物羣落”生態系統中。本來白頭葉猴賴以生存的這個生態系統，與當地農民的“農業”生態系統是各自獨立的，分界面很明確，但是近一、二十年來，由於人口的增長，使本來以經營水田為主的生產不足以養活過多的人口，由此形成了開發石山旱地的生產活動。

　　“農業”生態系統的突然入侵，造成“石山森林”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弄底的森林已經被砍光，灌木和雜草被清除，土地被開墾為農地，種植甘蔗、木薯和玉米。開發的前幾年，農民還能從開荒墾殖中獲得一些好處，但當他們把最後一寸土壤都種上莊稼之後，人們便發現他們還能否繼續生存下去也成了問題。首先是水土流失異常嚴重，有些地方原來良好的農田，現在竟以每年18%的速率被雨水衝下的泥沙所覆蓋；其次，原來流淌着清水的小溪被堵塞，他們不得不從村邊的死水坑裏汲取飲水──那裏是水牛每日洗浴的地方；第三，土地變得乾旱而貧瘠，病蟲害十分嚴重，莊稼並不景氣；第四，若要有所收成，農民就必須投入更多資金以購買化肥和農藥，可是債臺高築，連孩子的學費都交不起；第五，水源被污染以後，已經影響了許多人的健康，導致當地普遍的肝腫大併成為肝癌的高發區。

　　要探索兼顧珍稀物種、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促進當地人羣生存發展的綜合性途徑，絕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給與，更多的還需要精神觀念的轉變和各方力量的介入，形成“政府—科學家—民營企業”共同推進的模式。

　　這是一種新的嘗試。一個有責任的政府，在對待“環境—倫理”的重大問題上，絕不能無所作為；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科學家，則應該幫助政府做出正確的抉擇；而作為企業，在承擔利潤最大化的任務之外，亦須對其相關羣體擔負起不可推卸的責任——企業公民的職責。

　　促使潘教授進行這一思考的契機是APP集團的桉樹事件。他看到許多媒體報道，APP集團在東南亞以及中國雲、桂、瓊、粵等地大面積的桉樹種植是一種破壞生態系統的惡劣行為，強烈要求政府予以調查。可是，當潘教授等人深入雲南瀾滄江西岸實地後，他改變了主意。瀾滄江西岸有100萬人口，分屬九個民族，有的還過着原始共產主義的生活。村裏殺一頭豬，要按人口來平分；21歲的小夥子，連同外界的簡單交流都不能進行。在這樣一種思想意識和生產能力之下，他們最迫切的問題不是生態系統的維護，而是自己的未來如何生存！

　　通過對雲南瀾滄江西岸兩次深入實地的考察，潘文石教授提出了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最佳的方法——在保證該地區100萬仍處於原始社會形態下的少數民族人民繼續生存的前提下，儘可能多地保護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因此，潘教授大膽設想，留住APP集團，把桉樹種植繼續下去。“我們不管這個集團在過去對環境造成過多麼惡劣的影響，只要它今天做的事情是好事，就應該支持。我們要用桉樹林來保持當地水土，這樣確實有犧牲，但還是比等死要好。”儘管路途艱辛，但潘教授還是竭盡所能，向當地政府獻策，要為瀾滄江西岸的100萬少數民族人口描畫一張可持續發展的藍圖。

　　這是潘教授一貫奉行的理念，“要保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保護寶貴的生物多樣性，就必須關注和解決那些與野生生命命運緊密相關的貧困人們的生活，就必須探究既能改善當地人的生活質量，又能使其他生命繼續生存下去的可能出路。”

　　這可能已超出潘教授的研究範圍，牽涉了科研、政治、經濟、倫理等諸多領域……是一個更為廣泛的社會課題，沒有政府、科學家、民營企業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參與，恐怕真的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