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處副處長周新茹，與首都經貿大學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做客首都之窗，與網友交流。周浩表示，為控制北京人口規模，應把戶籍制度與福利制度、社保制度區別開來，同時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費水平，用經濟槓桿來控制人口。(《新京報》9月1日報道)

　　看罷周浩博士自認“有一些偏激”的觀點，我以為這與此前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惟英的提高進京門檻控制人口論可謂是一前一後，遙相呼應。從本質上說，二者控制人口的所謂良方都是建立在歧視外來人口基礎之上的。

　　所謂用經濟槓桿控制人口，按照周博士的表述，一是提高整個城市的生活成本，築起生活成本的高門檻，以抵禦外來者的“入侵”；二是採用區別房價，讓外來人口為租房付出更高的代價。這兩招如果能付諸現實，無疑會讓隸屬於低收入階層的外來工知難而退，甚至可以起到杜絕外來工進京的作用。

　　控制城市人口自然是沒錯。但我們不禁要問，因此限制進而杜絕外來工進京可行嗎？

　　探討這個問題前，我們應該先看看同日《新京報》刊登的這條新聞：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計，如果禁止勞動力轉移的話，最遲到2009年，全國城市就會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這是中國社科院人口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對近來部分城市試圖提高門檻、限制農民工流入的做法提出的警示。

　　不知道周博士在看到蔡昉的警示後，會是怎樣的一種感想？且不說，強制提高生活成本會給京城居民加重了多少經濟負擔，會引發怎樣沸反盈天的民怨；單就外來工在京城越來越少，甚至消失的可能性而言，未來的北京建築業、服務業以及一些相關的低端服務行業將靠誰支撐，就是一個極為嚴峻的現實問題。

　　更何況，無論採取什麼方式提高進城門檻，都會不可避免地遭遇歧視外來人口的尖銳矛盾。此前的張惟英委員如此，現在的周浩博士如此，今後還會不會有其他的專家學者站出來繼續着對外來人口的歧視之舉？現在看，不好說。

　　其實，我們更應該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每每總有專家跳將出來，總是喜歡將自己的所謂理論，建立在歧視特定人羣的基礎之上？我以為，其根源在於在相當數量的人羣心目中，外來人口成為了城市的累贅與負擔，而不是將他們視為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我想，如果這一觀念無法從這些人的內心深處根除，恐怕還會有類似的觀點與辦法出籠。

　　如果考慮到設置種種門檻限制外來人口進城的呼聲在國內其他一些城市也是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我們不妨設想，如果每個快速發展起來的城市都依此方法拒絕外來人口，那麼中央政府一直倡導的城鄉交流豈非又重新迴歸森嚴的城鄉壁壘狀態？

　　筆者的觀點是，無論城市人口需要得到怎樣的控制，也無論採取何種方法，所有圍繞着控制人口展開的話題，都不該將自己的論證依據建立在歧視外來人口的基礎之上，這既與和諧社會倡導的以人為本精神格格不入，更與文明社會最為推祟的公平原則相悖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