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易憲容挑戰房地產泡沫的“堂吉訶德”
易憲容，中國房地產新聞中出現最多的學者名字之一。2004年下半年，他以一篇《警惕房地產業要挾中國經濟》的文章，對中國房地產泡沫發出尖銳質問，引爆了房地產泡沫的激烈爭論。
一年來他頻繁發言，尖銳言論在房地產市場不斷掀起浪花。今年6月，他被警告“不要胡說八道”後，更多的爭論洶湧而來。
是為民代言，還是過於張揚？是眼光敏銳，還是學養不足？圍繞着易憲容，充滿了很多對立的評價。
易憲容的激烈言論，讓外界有各樣的評價。帶着疑惑，記者找到他位於北京北郊的王府公寓。
開門是一張笑臉，笑得非常開心。佐丹奴牌的套頭衫加上灰色大褲衩，再加上一雙拖鞋，是北京胡同里男性在夏天的典型打扮。他笑眯眯地帶記者參觀房子，一個人在前面躥上躥下，走路跟跑步一樣。他忘記倒水，發現記者口渴，又一拍大腿，從沙發裏蹦起來，跑到廚房去切西瓜，又很熱情地說：“多吃幾塊，多吃幾塊。”
易憲容猛烈抨擊房地產泡沫後，許多朋友都給他打電話，說，“易老師，你要多保重啊。”他們得到的答覆多是易憲容的大笑：“我沒事。”易憲容說，他覺得朋友們想得太多了。
問到這次警告對他的影響。“無所謂啦。”易憲容說，眼睛笑成了一條縫。整個採訪過程中，他一直笑嘻嘻的。“我是個很好玩的人，哈哈。”他踢掉拖鞋，光着腳板踩在地上。沒多長時間，自己又重複一遍，然後自顧自大笑起來。
“常識不需要證明”
不過，這段時間易憲容還是減少了公開活動。大多數時間在家裏看書、寫文章，再就是和朋友聊天。他說，早晨散步時一個人拿着相機出去，什麼有意思拍什麼，連漂亮的女性也會悄悄收入鏡頭。
易憲容與房地產商發生衝突，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今年3月，某網一次網談，請他和幾位地產商展開辯論。當時是“6對1”，幾位地產商輪番發言。“他們欺騙民眾，”易回憶道，“他們認為上海的房價不高，談東京、香港的房屋價格多高，而且不讓我說話。”易憲容氣得差點當場翻臉走人。
易憲容介紹，他作出房地產泡沫的判斷是在2002年。一個晚上，他駕車沿北京的二環、三環、四環轉悠，發現到處是工地，到處燈火通明，整個城市像一個大工地，他就此認為房地產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泡沫。“哪有像這樣搞建設的？西方城市化過程中也沒有出現過。人家幾百年才發展成今天這樣子，我們幾年的時間就冒出來這麼多房子。”
從去年始，他大聲疾呼房地產泡沫的嚴重性，在眾多唱好房地產經濟的經濟學家中獨樹一幟。正因為此，他成了房地產商人眼中的“惡人”。不過，很多中下層民眾的廣泛認同他的看法。
對易憲容的反擊鋪天蓋地。著名的地產商潘石屹說他是“教條主義者”；眾多學者在各類論壇上宣稱房地產經濟“健康”，質疑他的觀點沒有經過調研。綜觀整個經濟學界，真正和他觀點一致的極為少見。
眾聲喧囂中，易憲容支撐着房產泡沫論的大旗。他頻繁接觸媒體，-他最多時候一天有7篇文章在報刊發表。“我就是要說，告訴民眾一定要持幣觀望，房價百分之百要跌，只要大家齊心，他們(地產商)一個月都支撐不了。”
在許多開發商眼裏，易憲容缺乏調研和嚴格的學術研究支撐。聽到記者是為了瞭解易憲容的情況，北京一位知名房地產商在電話裏口氣平淡：“我和易老師平常關係還可以，但對他研究方法不能認同。房地產泡沫問題是一個嚴肅的經濟問題，他沒有經過嚴謹學術研究，結論太過草率，容易誤導社會輿論。”
易憲容本人則堅持認為：“很多東西無需用深奧的理論去研究和解釋。常識最重要，我判斷房地產泡沫嚴重，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從常識出發。”
“千萬不要輕易相信公佈的各種房地產數據。”易憲容說，還不如晚上出去看看那些新建的小區，有多少燈亮着。“我一個朋友買了北邊的一個高檔樓盤，一平米一萬多，房子早賣光了。可他告訴我，那裏的房子，實際入住的不到五分之一。”“經濟生活中，最基本的靠常識。為什麼科斯(美國經濟學家)得諾貝爾獎，他就講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在交易過程中有交易費用發生。他沒說前，大家都明白，但是隻有他把交易費用提出來了。”
易憲容對自己基於常識的判斷一直很自信，“因為我的閱歷、背景，寫文章能夠看得比較遠，看得深。”“2001年股市最牛的時候，都在看好五千點，我判斷股市要轉，當時寫了很多篇文章，認為股市不行，讓股民千萬要趕快撤出來。”當時易憲容的妹妹也在炒股，因為他堅決阻止，最後股票全部出手，一點也沒虧。
今年3月，中央政府開始重視房地產泡沫現象，眾多調控措施陸續出臺。但易憲容並不認為自己勝利了，對他來說，真正的勝利是讓房價跌下來。種種跡象顯示，這種勝利仍然無法預期。
“無名、無利、無功”
文章中的易憲容橫眉怒目，生活中的他卻很平和。有同事看他一天到晚樂呵呵的，便問：“易老師，你怎麼這麼開心啊？”易憲容回答：“沒什麼不開心的事啊！”
一年來，易憲容頻繁發言唱衰房地產，開發商和各地的邀請越來越少了。他自己也主動規避一些場合，能不去就儘量不去。不久前，某市有關領導通過易憲容在當地的同學，盛情邀請他去“調研”。易憲容堅決不去。“去那裏幹嗎？去了我說什麼呢？說不好你們(指上海有關方面)不高興，說好我又不能說。”
參加活動少了，這對易憲容來說似乎是一種損失。因為參加活動、坐而論道的背後，“車馬費可不少，”易憲容看了看記者，“起碼是你們一個月的工資。”但他看起來並不在乎。“從現在起我就是一直坐在家裏，都能過得很舒服。”
易憲容對自己的賺錢能力非常自信。他有一句口頭禪：“北京遍地是黃金，我隨便弄個什麼法子都能賺錢。”他堅信，富之有道，是市場經濟的最大推動力，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1987年讀研究生期間，易憲容到北京調研，偶然發現北京的明信片比上海便宜很多。他把身上500多元錢全部批發了明信片。回到上海後，在復旦、交大等學校擺攤，一個星期就賣光，淨賺1100多元錢。
20世紀90年代初，易憲容被分配到湖南師大做教師。那時許多人寫論文在國內發，他寫論文直接寄到國外發，一篇論文的稿費就是100美金，連發了六七篇。他的體會是，“做學術也一樣，同樣產品可以賣不同價格。”
易憲容說：“這些年來，我想做什麼事情，一定成的。”1999年，他在香港讀書研究之餘，買了一些股票，如今幾支股票全部漲了。2001年，他把自己資產的大半以上都買了外匯，結果幾年後，資產升了百分之三四十。
易憲容還說，“我對錢看得很淡，過得舒服就行了。”
不久前，易憲容出去散步，路邊向一個農民打聽一些情況。第二天，農民找上門來，“哎易老師，我要和你合作。”這農民想找一塊地，和易憲容合作搞點開發。易憲容還認真考慮了，發現承包期有問題，“如果承包二三十年，可以搞點環保產品的開發，肯定能賺錢。”
易憲容受過苦。他父親是抗日老幹部，“文革”期間背上“黑五類”的帽子被打倒，帶着全家6個孩子，拖着3輛板車的全部家當回到農村老家，靠老鄉們偷偷接濟才得以勉強度日。這段日子讓今天的易憲容仍然記憶猶新。
名氣大了後，易憲容曾被經常參加房地產商邀請的一些活動。“但我不是為錢去的，”易憲容說，“我要借這樣的機會，把自己的觀點、理念講出來，幫助民眾去判斷、思考。”
把自己的生活過得舒服後，易憲容自認為已經做到不與人爭利，一個人獨自逍遙自在。社科院的同事們申報課題，易憲容說，我不去和他們競爭；有一次改試卷，報酬很高，有同事覺得很賺錢，易憲容想都沒想，沒去。
易憲容告訴記者，他開始熱心公共事務。社區門口一條道路經常濺水，易憲容找到物業，聯繫幾次後，修好了。社區門口的馬路剛修好，紅綠燈剛安上，很多人不遵守交通規則，他就站在那裏，勸阻那些闖紅燈的路人。
打算寫上幾十年
在一些學者的眼裏，易憲容被視為“不能埋頭學術，學術素養不夠”。乍聽到“易憲容”的名字，北京一位知名經濟學者就在電話中後脫口而出“這個你們不要問，我不感興趣”。他的一位同事則語氣冷淡，“他這人和別的人不一樣，不是純粹的經濟學者”後，再不願意多置一辭。
易憲容對此的回答是：“我和他們志向不同”。
1998年，易憲容應邀到香港大學進行合作研究，開始寫作經濟評論。寫了一段時間，他得以與當時《信報》的老闆、經濟評論家林行止先生會面，痛快地聊了一下午。
“林先生對我影響很大。”易憲容說，香港人的經濟素養不錯，林行止這樣的經濟評論家對此貢獻很大。“將目光移向國外”，易憲容發現，“弗裏德曼等很多世界級的美國經濟學大師不也經常在報紙上寫評論嗎？”他下了決心，把經濟評論作為他努力的方向，準備像林先生一樣寫下去，“寫上幾十年”。
從香港回北京後，易憲容買了他在北京的第二套住房，日子過得很舒心。“經濟條件好，無憂無慮啊。”他開始在各類報刊上大量發表經濟評論，“坐在書齋裏安靜地做學問，肯定不是我發揮最好的地方。”他渴望用自己的觀點影響社會。
他向記者熱烈介紹林行止的工作與生活。“一年365天，天天看書，然後寫文章，一些會議等公開的場合，他不去，隔一段時間出去旅遊一下。”他渴望自己能像林行止一樣，讀書，然後靜下心來寫寫東西，為社會做事。
採訪的過程中，易憲容一直對自己的文章津津樂道。“你有沒有看我寫的某某文章？”他笑眯眯地問記者，得到肯定的答覆後，開心得像小孩子，趕緊問，“那讀起來是不是很過癮？”但他認為自己相比過去，已經改變了很多，以前文章筆風更凌厲，現在已經溫和多了。
對於來自同行們的批評，易憲容認為，“我的價值判斷和追求和他們不一樣，沒有什麼好壞問題，這是我自己的選擇。中國知識分子難道就是哪一種知識分子嗎？不一定，多元化的社會，各種各樣的人都會出現。”
“說不定我以後不搞學術了，專門寫經濟評論。”易憲容說。
不過，關於易憲容的經濟評論，有從事經濟報道的記者認為，這些文章缺乏邏輯和理性，太張揚。
要寫好經濟評論，書應該必不可少。易憲容有23架書，擺放在裏的不同樓層中間。不少書是他從香港複印回來的，為什麼不買原書呢？回答仍然充滿易憲容特色：“當時複印不需要花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