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俗人每天尋求快樂，但只能每天夾着疲憊和消沉回家。有時候快樂不期而至，迫使我們笑上一笑，比如發年終獎的時候，或者接收到莫名其妙的稿費單。但更多的時候，我們不得不依賴於自我安慰和自我找樂。
有的經濟學家喜歡測度快樂，他們的測量技術日趨先進，採納了社會學、心理學的方法來重新佈置快樂的效用函數。但是，新技術的引入並沒給老問題帶來一個更確鑿的答案。同樣是發達國家的子民，一個出生在瑞典，享受福利主義帶來的無所用心，一個活在美國，享受競爭社會的價值張揚，誰更快樂呢？同樣是不發達國家的國民，一個活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一個活在慾望值很低、雪山明月的尼泊爾，誰更快樂呢？
在過去的幾十年，英美、日本以及中國，人們的收入普遍增長了幾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醫療技術的進步以及消費物資的剩餘。人的壽命總的來說是延長了，體質也更健康，人們的生活更豐富，這似乎讓人覺得，生活在今天的每個人都會比1950年代的人要更幸福。
但是，根據在富裕的發達國家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一旦一個國家脫貧，國民收入的增加並不能帶來快樂的增加。舉個例子，自上世紀50年代，那些自認為“非常幸福”的人的比率一直維持在30%左右，而認為自己“還算幸福”的比率有所下降，大約下降了8%。
倫敦經濟學院的萊亞德教授是一個“快樂倒退論”者，他甚至認為古人的快樂要超過今人。他的這個觀點有點讓人吃驚，我們都覺得自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萊亞德教授說，大錯特錯！過去人與人的競爭強度沒有現在這麼大，今天過度地宣揚競爭觀念，讓人們疲倦、心累，並導致道德真空和相互嫉妒。
最近萊亞德教授出了本關於快樂的書《HAPPINESS》，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講述如何獲得快樂，他提供的方法很普通，比如認識男女朋友，參與社區活動，尋求美滿婚姻以及找到趣味相投的人羣。但是，他提出了一個非常富有爭議性的觀點，他認為，人們爭權奪利的零和遊戲規則已控制了貌似上進的社會，野蠻競爭的叢林規則是不幸的源頭。簡單地說，上進的社會往往是非常不公平的社會。我國的聖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係太突出，並不是件好事。
萊亞德說，在東亞經濟急劇增長的儒家社會國家中，一個人收入的增加往往引起另一個收入的減少。儘管很多經濟學家不承認這點，認為經濟發展是正和而不是零和遊戲，社會是分享而不是獨佔的，可這些扯淡越來越被老百姓所嘲笑，因為他們並沒有看到“卡爾多補償”(既得利益者會通過一定的策略和方式來補償利益受損者)的苗頭。萊亞德說，比這更壞的是，東亞“世襲貴族”在社會權力遊戲中高高在上，擁有美人香車，社會是他們的提款機，他們始終是贏家。老百姓總是輸家，活得謹小慎微，賺點錢異常艱難，他們被苦惱和苦悶所包圍，非常不快樂。
在書中，萊亞德非常討厭佔統治地位的新古典主義學派的“快樂效用論”，他認為心理學根本不支持這些個人主義的效用觀。比如，檢驗人們是否快樂幸福，主流經濟學家總是看人們是如何行動的而不是看他們是怎麼說的。如果你選擇一週工作90小時，減少休閒時間，就說明這份工作能使你幸福，或者至少比增加更多的空閒時間更使你幸福，否則你就不會這麼做。你的行動展現了你真實的偏好，即使你告訴調查者說你更想與孩子們多呆一些時間，即使這是你最真心的話。
概言之，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做的比想的要更真實也更重要。為反擊這種邏輯，萊亞德教授利用了行為經濟學家的理論，行為經濟學家傾向於信任人們訴說的願望與感受，以及觀察他們痛苦的表情和低沉的音調，而不是敢怒不敢言的加班行動。萊亞德發現，相對的財富而不是絕對的財富，是主宰快樂的重要源泉。萊亞德教授說，我在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學生寧願每年拿5萬元，他們的同事拿4.5萬，而不願他拿10萬同事拿20萬。
按萊亞德教授的思想，如果一週工作90小時，你可能會提高收入，同時也會引起別人的不滿。他們可能會被你火辣的薪水數目激勵得更加努力工作，只是為趕上或者拉近你的收入水平，於是就失去了投身家庭與社區的時間。
人們往往捨棄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去工作，是防止被勤奮工作的夥伴拉得差距過大，當這種差距太大，就意味着自己的競爭力不足，有從市場退出的危險。所以，捨棄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並不是因為他愛這個時間所創造出來的金錢，而只是想保留和維持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讓別人覺得自己還算能勝任這個工作，不至於很快被替換——被替換掉的話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萊亞德說，這好比環境污染，一個人(或一個公司)的行為會傷及別人。他指出，幸運地，經濟學家已計算出如何對付這些外在性，那就是向他們徵稅，讓污染者為他們的行為付出代價。所以在萊亞德教授列舉的提高人類幸福的清單上有如下建議：對高收入者徵高稅，使競爭不至於太過慘烈。
萊亞德認為，收入的不平等是一個社會重要的心理傷口，不要聽一些經濟學家的胡扯，認為只有殘酷的競爭和血汗錢才能帶來繁榮。社會要儘量民主，競爭可以適度，民主的社會往往會抑止那些野蠻的愚昧競爭。比如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歧視移民是不正確的，但是不得不承認，在民主(多數人暴政)歧視原則下，原住民的被威脅感是減少了，他們的確更快樂一點——儘管我個人反感這種歧視外來人的做法。
萊亞德還認為，破裂的家庭對小孩的快樂有着很大的影響，要給離婚設置一些障礙。同時，讓社會的一些權力世襲階層從高處跌落，使他們和普通老百姓一樣，也能增加社會的快樂。簡單地說，等級制的緩慢摧毀也能增加社會的快樂。
我並不同意萊亞德教授的分析，但是我相信，他的書對於一個不快樂的社會來說，是很有借鑑意義的，這有點像哲學家薩特提出的命題“他人即地獄”。如果你活在一個相互影響的社會，你經常會從比較中感到不快樂，當然你需要學習，學會不要一味同別人比較。不過，有時候這由不得你，境界這東西很難強求，尤其當你不得不面對一個競爭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