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一羣年輕人頂着令人豔羨的博士帽走出北大，走上了“經世濟民”之路，在經濟改革跌宕起伏的江湖歲月中，作為第四代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終無法被繞開。
這些年來，公眾視野中的趙曉，不但贏了榮譽，還贏了“歲月”，2004年，年僅37歲的趙曉就被評為“我們時代的青年領袖”；2006年和2007年，他又分別被評為“中國地產界思想貢獻人物”和“中國金融傑出貢獻專家”。
趙曉常被邀請參加各種論壇，和官員、富人們高談闊論，但他告訴我們，他是個草根經濟學家，不僅因為他來自農村，還因為他心中始終關心國家的發展變化，關心制度的轉型和政策的轉型。
聰明如趙曉，由經濟轉型到政治轉型，再到理論轉型，其都能遊刃從容。媒體人常有此一問：“您怎麼評價自己在整個經濟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他答：“我一直在做一盞照路的小橘燈，這盞燈也許能照亮別人一點點，卻不能幫助我們看清自己，真的，我們永遠不要以為自己知道了很多，或者有多重要。”
1985年他上大學的時候，還沒有預想到會成為第四代經濟學家的代表。但他清楚地意識到，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環境下，屬於自己這一代人的時代到來了。
1992年，在山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的社會科學雜誌社有過為期三年工作實踐的趙曉考上了當時經濟學的重鎮南開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研究生。這期間，趙曉師從常修澤教授，並向新中國成立初期“海歸”報國的楊敬年教授和中國優秀的金融學家、倫敦經濟學院博士錢榮堃教授，以及著名經濟學家谷書堂等教授學習，還和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們過從甚密，才逐漸開始意識到了經濟學的解釋能力。
1995年，趙曉碩士研究生畢業，被分配到國家經貿委工作。在國家經貿委的這一年裏，趙曉以國內最早研究可持續發展學者的身份參加了聯合國開發署在瑞典召開的可持續發展政策研究項目。
1996年，趙曉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作博士研究生，剛從海外歸來的林毅夫、易綱、張維迎都是他的老師。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易綱教授帶領趙曉等人成立了宏觀經濟研究小組。
1997年開始，趙曉與易綱合寫了許多分析當時經濟發展情況的學術論文，在1999年的開頭，吳敬璉教授請他們寫一年的宏觀經濟分析。自此，年輕的趙曉躋身於第四代經濟學人的行列中，並在越來越多的領域發言。
2002年，趙曉去到美國，考察這個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度是如何建構他們的市場。回國後，趙曉寫了《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和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一文，也標誌着其學術研究的轉型。
而作為一名經濟學者，趙曉始終對當前國進民退的不和諧現象憂心忡忡。談到“國進民退”這個話題，趙曉顯得激動起來：“去年的十宗地王，八宗都被國有企業拿走了，現在又傳出抑制房價，國進民退還只是一個表現，其實中國也在走房地產市場資本主義，中國房地產現在的發展就是最大的國進民退，加上中國政府越來多的管制，所以我們可以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我們現在不是計劃經濟，但是也沒有走向像歐美這樣的成熟自由主義。”
在趙曉看來，即便國資委在事後迅速做出叫停78家非房企主業的央企進入房市，以圖對上有交待，對下平民憤，但風波仍遠遠沒有平息。2004年的時候，國資委就下發了房地產業重組有關事項的通報，本來是想把非地產的央企排在房地產市場之外，但是這項政策到現在也沒有有效實施。所以我們仍然懷疑未來這樣一個退出的方向會不會堅持，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切，會不會只是一場太極的表演。
用趙曉的話說，國企的擴張界限越來越模糊化，民企的經營越來越邊緣化，中國的經濟模式並非越來越朝向成熟標準的市場經濟，而是日益成為一個危險的怪胎，日益走向一個危險的道路，那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奇特混合體。有人如是說，一個憤怒的人同時很睿智，他的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字。趙曉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已陷入近20年來最大的焦躁與不安之中，且這種感覺與日俱增。國企排擠民企，劣幣驅逐良幣，最終將一舉摧毀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和復興希望。
在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樓的休息大廳裏，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導趙曉先生接受了觀點地產新媒體專訪：
觀點地產新媒體：您給大家的感覺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學者，更像一個公眾的學者，您是希望以後擔當一個公眾學者的角色？
趙曉：這個不是希望，因為我們國家處在一個轉型的歷史時期，最重要的就是制度的轉型，政策的轉型。作為中國的草根學者，我是農民的兒子，從山裏面走出來，我始終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而且我關心我們國家的發展變化，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以，自然的就會去關心制度的轉型和政策的轉型。
當然我更多關注的是國家經濟制度和政策的轉型，更多的是從經濟學這樣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變更，這是不矛盾的。其實可能還是經濟學的問題，還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析角度，但是你可以去看很多的政策選擇，看很多的行為選擇，然後為中國的變革，為中國的制度轉型和政策轉型來貢獻自己的一些觀點。我想這兩者之間是完全一致的，不是定位自己就是一個經濟學家，我更多的定位是一個與改革開放同行，與中國轉型同步的農民的兒子。
觀點地產新媒體：您外表給人的印象很平和，但是您去年至今年寫的文章，寫的序，寫的書觀點很犀利，透露您內心不平？
趙曉：我是這樣的，每到關鍵的時候，我的東西就有點不一樣。平靜的時候，是當時情況比較好，所以我說的比較少。現在中國整個的宏觀經濟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候，所以我說的比較多。
觀點地產新媒體：國進民退，你提出是國有企業直接退出房地產，我問到建設部幾個協會領導，都說國有為什麼不可以與民營企業競爭，大家不是提倡公平嗎？而我們從開發商那裏得到的回答是，只要遊戲規則一樣，特別是給予國有企業的貸款數量、利率及各類條件都一樣，那麼我們並不怕國有企業。我訪問過一個香港財團大佬，他認為前幾年民進國退，這兩年國進民退，都無所謂，因為領導層也需要平衡，社會需要和諧，你具體的想法？
趙曉：我想三點裏面有一點應該是一樣的，國家到底要怎麼樣？比如說國資委說這不是我們想說的，看國家要怎麼做？但是我認為我們的國家也在迷失，有的時候他很清楚，有的時候會迷失，甚至集體會迷失。比如我們心理學上有一個叫集體無意識。
這三個主體其實他們都代表不同的人，我覺得都涉及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國家到底要怎麼做？國企改革到底要怎麼做？這是核心的問題。這要追溯到2004年，當年的國企改革大討論，是一個歷史的起點，也是一個政策的起點，開始走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由原來的國退民進進入到國進民退，它的政策起點就是因為我們看到國企改革的方向改變了，中國市場改革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我們必須要回到對2004年要有一個深刻的認識，要有一個撥亂反正。包括對某些人所起的作用，老百姓現在應該清醒過來。那個階段真的有點像是被人家賣了，還替人數鈔票。
觀點地產新媒體：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趙曉：你看郎咸平，他只能在中國內地忽悠，在香港他就不見得有什麼市場，因為香港的人都很理性，中產階級為主，你要忽悠這幫人不太容易。
觀點地產新媒體：在國內比較厲害，是因為目前大家都比較盲從？
趙曉：國內是這樣的，我們知道一開始的網民，特別是2004年的網民都比較年輕，當時網絡的羣體以年輕人為主，這批人是最容易被忽悠的。郎咸平2004年的忽悠也差不多是這樣，把很年輕的網民給忽悠起來。他用了幾個個案，但是他最後的否定是整體上的，其實個案是推不出整體的，他用程序上的不公正現象否定整個改革方向，呼籲叫停整個改革的方向，這個是完全荒唐的。那個時候中國網民很年輕，對國家非常關心，對公平非常敏感，對社會不公是非常憤怒甚至是情緒化，但是理性不足。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整個的十六大，原來定的國企改革的一些方向，包括佈局的條件，就被叫停了。
郎咸平以學者的外衣，藉助網絡媒體，忽悠了不少人。他是以個案來否定整體，這是不對的。整體改革程序有問題，理順了就行。改革的方向不應該停下來，這個國企改革大討論實際上造成了大混亂。過去幾年的國進民退就是這個道理。
觀點地產新媒體：06年底的時候就有開發商意識到，未來幾年都不是民營企業的日子。
趙曉：我們都看到了，我們在私下討論，我們瞭解企業的趨勢也是無法阻擋，你要知道這個民眾的情緒，然後既得利益集團很高興。
觀點地產新媒體：你說的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和央企？
趙曉：既得利益集團不完全是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比如說在土地財政等這些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團。銀行在房地產的貸款裏面，有很多的利益，是既得利益集團。但是我要說的不是這些主體，而是很多的人，他們有一些特殊的權利，有一些特殊的超國民待遇。這些人很願意藉助這樣一個大家吵吵嚷嚷一個混亂形勢，把改革的車停下來，從中來強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看到過去幾年，第一，國進民退；第二，很多方向朝着公正目標走的改革都停下來了。
觀點地產新媒體：民企和國企的待遇區別很大？
趙曉：對，是這樣的。同樣的企業，同樣的性質，但是最後的處理結果完全不同。髒水總是潑向民企，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溫家寶總理講的好，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讓社會更公正、更和諧。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秩序裏面如果沒有公正，如果不能給民營企業以國民待遇，這樣的改革框架一定是錯的，也違背了溫家寶總理講的我們黨所做的一切工作最終的目的，也違背了胡錦濤總書記所講的“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
觀點地產新媒體：這將會持續到下一屆領導嗎？
趙曉：下一屆領導人裏面有可能，但很難說。碰到困難的時候，我們總是寄希望於下一個人。大家還是有盼望，每個人都會有一些新的動作，新官上任三把火。社會對房價、國進民退等的意見，就可能為下一任的領導人打下輿論基礎，便於其推行相關政策來改善和解決這些問題。
觀點地產新媒體：輿論對國進民退已經到了極度憤怒的狀態，其實當時我印象很深，我們在跟一撥金融機構，MBO開始，整個後來就叫停很多。
趙曉：MBO有問題是可以討論的。質疑MBO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質疑改革，你不能說不改革就不改了。十六大制定的那些改革方向，那些基本精神，我們還是要堅持的。市場化的方向不應該停，民營化的方向也不應該停。當然，改革的過程中需要有更多的公平，更多的透明，更多的廉潔公正。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觀點地產新媒體：預計這個過程有多長時間？
趙曉：我覺得很難判斷，也不容易回答。
現在我們是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正常的天下太平的時候，我就不太說了，出去玩了。一旦看到有什麼問題的時候，我是很較勁的。原因很簡單，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是土生土長在這個國家，國家進步了，我們分享她的收益，分享她的繁榮。當國家出現問題，情感上自然會不安。而且我作為一個學者，我一直觀察中國，研究中國，能夠為中國的改革獻智獻策。
觀點地產新媒體：您比較擔心國進民退？
趙曉：其實我擔心的不是國進民退，我擔心的是整個市場化、民營化這種正確的方向被打亂了。然後慢慢我們進入到一個驕傲自大，固步自封的地步。什麼叫驕傲自大？原來我們很堅信，市場我們不會幹，所以就願意向別人學習。後來發現別人搞市場也搞出問題了，比如說美國，就覺得你也不過如此，這個市場我也會幹。現在不好的做法是，民營企業“退”了，政府用國進民退來製造增長，國企成了主導。
觀點地產新媒體：還有其他方面吧？
趙曉：比如說網絡的工作，輿論的管制，各個領域全部倒退。這個是令人擔憂的。所以我們看到的國進民退只是一個現象，這個現象背後是中國要走什麼樣的道路？如果要走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肯定是死路一條。
改革的方向是很重要的。改革中出了問題當然需要進行糾正，但是方向不能改。我們現在到了一個真正很關鍵的時候，國企改革到底怎麼改，中國的道路到底怎麼走？
觀點地產新媒體：這個是我們政治體制造成的？
趙曉：政治體制是一部分，經濟體制也是一部分。有一些問題是跟政治體制是有關係的，但是也有一些問題是跟政治體制是沒有關係的。
民營企業給中國提供了大多數的就業，大多數的稅收，然後分撥一些差不多的產值。比如說工業產值，解決了許多的問題，效率更高。
觀點地產新媒體：中央決策層現在有這麼方面的考慮吧？
趙曉：其實大家都在進步。前年我去中國移動給他們上課，中國移動就跟我講，2008年末他們請郎咸平來給他們講課，郎咸平告訴他們要現金為王，讓他們把股票、房子都賣了，結果他們現在腸子都悔青了。
觀點地產新媒體：鍾偉也說過，2008年是土地為禍，現金為王。
趙曉：那時候肯定是錯的，錯了就錯了，你承認也沒關係。國企改革是很嚴肅的事情，不能因為某個人或某幾個的有爭議性的觀點，就隨便的更改我們過去改革的大方向。
觀點地產新媒體：前段時間國土部計劃完善土地招拍掛制度試點，對此，您怎麼評價？
趙曉：我還是覺得招拍掛不要附加太多的條件，開始不要搞的太複雜，招拍掛最大的好處其實就是比較公平和透明，這是相對來說，也不是絕對的。如果加了很多附加條件一定會變得更不公平，甚至就會變成暗箱操作。所以好的東西不要把它最後變顏色，其他的問題，另外的一些問題，就用另外的一些方式解決。我主張國企應該做的是政策性住房，包括廉租房之類的，不要去做商品房，商品房應該給民營企業做。
觀點地產新媒體：央企拿了那麼多地王，怎麼做保障房？
趙曉：地就交給市場，國企退出市場，去做保障房，去做廉租房，你自己定多少價格就是多少價格。但是我對保障房仍持懷疑態度。
我提出了新加坡模式，現在發現光市場不行，所以我們要轉向新加坡模式。我認為中國要從第二代的房產改革進入第三代。第一代就是市場化改革；第二代就是房改，實際上是保障房，新加坡模式；第三代就是變革土地制度，進入到歐美模式。也不是完全不要保障，但是保障一定是為輔的。中國搞保障搞不了，中國的官員多腐敗，新加坡是全世界著名的廉政制度，你沒有廉政制度保障，你等於是一塊唐僧肉進了妖怪的口裏面。
觀點地產新媒體：是不是房地產民營化得比較早，而其他很多問題被掩蓋住了？
趙曉：首先，因為房地產太大了，全國沒有任何一個資產比房地產更大的。房地產的資產高過了整個國有企業的全部資產，高過了整個股票市場的市值，高過了我們的本外幣全部的存款。所以房地產牽涉到中國人民的最大的資產。另外房地產可能會造成最大的收入再分配，可以把你一輩子的賺的錢全部搜刮走了。
房地產還有一個問題，他把中國的社會和經濟最集中的矛盾，強烈的暴露出來，比如說原來我們國民收入分配不公，但是表現在存款上大家看不見，現在表現在房子上就看見了。你買的是豪宅，你買了十幾、二十套，我一套都買不起，而且我這一輩子都買不起。
不公平不是說就是房地產造成的，原來就有，這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最大矛盾。收入分配矛盾是一個社會不可忍受的瘡疤。中國在房地產領域，這個瘡疤也被照亮了。
觀點地產新媒體：那你覺得暴露了是好事嗎？
趙曉：暴露出來才能解決問題，這是好事，但是問題的暴露也可能進一步火上澆油，導致社會的崩潰。所以也是危險的。
因為房地產不僅是一個投資品，更重要是它有居住屬性。也就是他是基本的民生品，如果大家連住都解決不了，也就是他的生存已經受到威脅，這個是有切膚之痛的。
觀點地產新媒體：2010年土地供應相當於去年的兩倍，保障性住房用地2.4萬多公頃，其中，經濟適用房用地佔保障性住房用地總量的71%，你怎麼看？
趙曉：我想這是一個好消息，終於下雨了，原來叫密雲不雨，這個是很重要。錢多房子少，必然會導致房價上揚，房子少的關鍵就是土地的壟斷房地產的調控也要從兩端走，一端就是需求，另外一端就是供應的增加。前一段是結構性的調整，增加保障房的比重，但是沒有加大總量的供應，必然會導致商品房更加的減少，商品房價進一步的上揚，所以現在能夠加大保障房的供應，同時也加大總量的住房的供應，商品房那邊同樣的不減少，反而增加。這種做法才能夠有效，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所以我們說正像下了一點點小雨。總算做對一件事，這說明我們土地是有潛力的，絕不是像某些人說的中國沒土地。你看我們在農村的，農村的人均土地的佔有是城市的4倍到5倍。18億畝的耕地紅線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對房地產市場造成一個緊張的最大的一個說辭。其實我們的耕地本來就會增加。因為我們的市場化還不是那麼的完善。真正的市場化，農民就真的到城裏來了，農村的地都釋放出來了。實際上中國的人和土地的矛盾是越來越緩和，而不是越來越緊張了。耕地是會逐漸的釋放出來，而不是越來越減少。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偽城市化，就是很多農民進城了之後，身份問題解決不了，也無法享受城市市民待遇，他在農村還留了房，城裏也留了房。他們只是經濟角色的轉換，還沒有完成社會和政治角色的轉換。我們的城市化實際上是一個經濟意義上的城市化，沒有完成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城市化。這是一個殘缺，或者我把它叫做偽城市化。如果你把這個問題解決，實際上耕地根本不用擔心。
我們看金融方面肯定要下一點雨，然後稅收方面再下點雨，今年的市場肯定會出現，也許就不會讓人失望了。如果這兩點中央都做到了，我相信今年的市場能夠控制增長的態勢。我覺得不要去期待能夠抑制過快的上揚。如果房價能夠保持穩定，收入能夠年年漲，這就是每個人的福音。如果銀行不願去執行中央的金融政策，也就是執行力的問題。政府也可以通過加強監管，通過銀監會來指導。肯定會有一些問題，但是還是大體上能夠得到執行。
觀點地產新媒體：有人說房地產還有黃金十年，你覺得是還有嗎？
趙曉：絕對有，10年能夠把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鎮化的居住解決，那是中國文明的巨大進步，已經了不起的。
觀點地產新媒體：您覺得房地產的價格現在是不是跟老百姓離的太開了？
趙曉：我想是兩個問題，房價是不是跟老百姓離得太開了，這是一個問題。房價是不是太高了，又是另外一個事。房價離老百姓離得太遠了，也就是老百姓買不起，不見得房價有問題，可能是我們的收入分配有問題。收入分配是兩極分化的，窮人太多，兩極分化，可能房價很正常，但就是買不起。你買不起這個東西，可能是東西的問題，可能是你的問題。你買不起，可能是他的問題，他賣得太貴，也可能是你的問題，你收入太低。
很多人把這兩個問題混淆。買不起房子，大家就覺得是房價不合理，有可能房價是合理的，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現在中國的房價有沒有不合理呢？有，但是收入分配有沒有不合理呢？更不合理。
因為中國沒有物業稅，中國的房價，土地制度又是壟斷的，在目前的這樣的一個土地壟斷制度下，我覺得這個房價基本合理。
觀點地產新媒體：那你還是反對物業稅的？
趙曉：我反對物業稅是有條件的，在目前制度不透明，各種稅太多這樣一個環境下，我是反對物業稅的。你看市場分房子的那幫人，有好幾套房子，他們的房子都是分的，那房子不是商品房，你永遠征不到他的物業稅。我認為，最好是有一個公正的制度，比如有一個專家庫，網上公佈。
觀點地產新媒體：有開發商表示其實他們並不希望政府經常政策調控，很難適應，容易把整個開發計劃全部打亂，而且後來政策的放鬆會人為地把很多魚龍混雜的人都放進來，地王也一下子全出來了，你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趙曉：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去反思及重視，建立規範成熟的規則，才會出現健康的令人滿意的市場。沒有好的規則，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有序的、成熟的市場。
目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我是喜憂參半的，我們經常說中國的問題年年難過，但年年都過得還不錯。我現在有一個信仰，覺得所有事情的背後都是上帝在掌控的，我是上帝的孩子，我的安全由上帝掌控。其次，上帝很愛中國，每次當中國人準備要犯錯誤的時候，上帝都不讓中國人犯。80年代我們想學日本，日本就崩潰了。90年代我們想學韓國，結果韓國就崩潰了。我們這幾年賺了錢，想把外匯投到美國的投行，美國的投行就崩潰了。中國人認為這是國運昌盛，其實是上帝在操縱，所以我對中國的前途非常樂觀，我知道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的領袖。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人這樣來看中國的變革，來提示人們未來的變革方向是什麼。
觀點地產新媒體：您認為中國未來的變革會很巨大嗎？
趙曉：我相信它的過程會有曲折，也會經歷轉型的痛苦，但是我相信中國一定會越來越進步，越來越文明。
觀點地產新媒體：你覺得或者你心目中想到的，第四代學者在我們當前，你覺得應該擔當哪種角色？趙曉：我覺得更多的角色，已經差不多融入到了經濟和社會的轉型的建構中，變成了添磚加瓦等具體的東西。第一代可能就是做設計師，他提出未來的方向，到底是市場還是商品等方向或理念，差不多就相當於一個設計師的角色。第二代就有點像規劃師，比如說他對市場經濟的改革的整體變動，實際上就是做規劃。第三代就是工程師，具體的在做工程了。第四代則是泥瓦匠，越來越具體。
觀點地產新媒體：現在我們處於這個社會，應該是最浮躁的時代。
趙曉：可以說是最浮躁的，也可以說是最激動人心的，發展進步最快的時代，光有浮躁就是負面，我覺得正面負面都有用，心態比較浮躁。
觀點地產新媒體：據我所知，您經常跟蘇鑫談論信仰。
趙曉：我們一直在討論房地產，各有各的信息來源，各有各的智慧，關鍵是大家都比較成熟。就像我們當年博士咖啡一樣，我坦率的講，那時候這些人都不夠成熟，大家有了一點名氣，有了一點什麼東西都不願意在一塊，不願意為真理的追求坐在一塊。現在蘇鑫的這個小圈子就特別好，大家經常能夠在一起探討，彼此尊重，我說我們一定會見證整個中國房地產變革的進程，包括泡沫出現，泡沫崩潰。
事實上，泡沫一定會有，沒有哪一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能夠避免房地產泡沫，崩潰也是難免的。我們沒有辦法避免泡沫，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避免泡沫，中國估計也不會例外。此外，有泡沫，市場就一定會崩潰。但我們能避免產生具有極端破壞性的泡沫，這也是中國唯一能做的，不要造成大崩潰的、破壞性很強的泡沫。
觀點地產新媒體：您是否堅持今年中國仍沒有存在通脹問題？
趙曉：今年沒有，我說不僅是通脹而是通脹經濟。通脹是用CPI來反映，目前CPI沒有多大問題。但從通脹經濟來看，根據目前跟通脹有關係的一系列現象，比如資產價格的上揚，經濟的高速增長，熱錢的流入，還有其他令人擔憂的現象，這就是通脹經濟，通脹經濟比通脹更復雜，要用一些更多元的指標來表現。所以我特別寫了一本書，書名是《通脹經濟來了》。
觀點地產新媒體：如果讓您重新選擇，您願意做學者還是企業家？
趙曉：我想我還是願意做學者，因為我關心公共問題，關心中國的發展。做企業相對來說還是太狹隘，儘管企業家的貢獻很大，但實際上真正的企業家是三種：一種是市場的企業家，創新商業模式，創業管理，創新技術，馬雲就是這種。一種是政府企業家，創新制度，創新政策，比如鄧小平就是中國最大的企業家。還有一種就是學者，學者可以創新觀念，創新思想，創新理念，積極建言，這也是企業家。企業家就是代表創新，包括了很多的概念，就是企業家。
我覺得我現在就是一個企業家。企業家我們可以分為市場企業家、政府企業家和學者企業家，或者叫思想企業家。我更願意做思想企業家。
觀點地產新媒體：現在都說當下的開發商並不怕樓市的調控，您對目前從事房地產行業和房地產的從業者有什麼好建議？
趙曉：房地產行業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一個行業，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自由產業，但這個行業目前仍存在着許多的問題。
我剛才提到的“三轉一變”，包括“轉地”，你覺得一線城市玩不起，可以到二、三線城市去玩。“轉身”，就是提高你的核心競爭力，做別人做不了的事。第三你可以“轉行”。第四就是推動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制度或者規則的成熟規範。
至於有學者說小開發商趕緊見好就收，我則沒有那麼悲觀。我覺得他們應該堅持下去，痛並快樂着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