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接下來我們將進行的是地產精英博鰲論劍，也就是我們原訂於今天晚上舉行的第二場對話，現在我們把它調到這個時段來進行。下面我們有請對話嘉賓：潘石屹、施永青、胡葆森、林明彥、張寶全，以及我們的對話主持上臺。有請！
主持人：各位嘉賓，各位對話的嘉賓，下午好！今天下午談論的主題是宏觀調控下的中國房地產，其實這是大會一個整的主題，但是我們今天下午這個對話的主題還想把這個主題再延伸一下。就是說下一步如果宏觀調控是目前房地產商非常關心和未來短時間非常關心的話題，那麼最長久關心的一個話題就是中國城市化，和城市化的運營能給房地產商帶來一個什麼樣的機會或挑戰。我們這次對話的嘉賓，剛才上一場應該是東西南北中，這次我們簡單分可能是分為海外派和本土派，因為任何一種不確定性在市場裏面都是會存在的。在海外他的不確定性我們總結為主要是市場和技術，但是在中國主要是政策和環境的。不知道各位對話嘉賓對此是怎麼看的，要不先從潘總開始，就是對不確定性的理解。
潘石屹：中國和外國的區別？
主持人：對，對。
潘石屹：沒反應過來。說中國和外國的話，我覺得中國的現狀還是很落後的。這個是一個現狀，因為在160年前鴉片戰爭的時候，才知道的外面的世界，才知道洋槍洋炮的厲害。所以所有的中國人就發奮，要現代化，要把我們國家搞得富強，可是140年過去了沒怎麼富強。就在改革開放以後搞市場經濟，在20多年富裕起來了，所以這就是一箇中國的現狀。我想在中國做任何的生意，包括做房地產，實際上我們才剛剛有錢、剛剛吃飽飯，所以整個基礎還是非常的薄弱，包括香港，說是我們要支援他們，他們現在比較困難。實際上我們的收入只有人家的二十分之一，所以就是窮人幫富人。我覺得可能我們做房地產的時候千萬不要忽略我們才是剛剛有點錢，這個發展是幾百年都沒有怎麼發展，是剛剛才開始發展起來的。宏觀調控的話，我還沒搞得太明白因為有好多政策是不是宏觀調控的，例如像國土資源部的11號令，這是從2002年的上半年就下發的，是不是都和宏觀調控有關係了。我覺得這個宏觀調控就像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得天花是一樣的，為了不得天花就種牛痘讓你得上一次小病，大家都知道了身上有這個免疫力瞭然後再健康的發展。從整個發展的前景來看的，整個中國才剛剛開始發展，才發展了20多年。和人家發展了幾百年的沒辦法比，可是在這過程中調控如果是種了牛痘要種得好了，終身免疫了就可以健康的成長。我覺得這次宏觀調控更應該吸取的經驗教訓是93年的經驗教訓，93年下手有點狠了。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大概到97、98年的時候，就到處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哪。然後因為整個就業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所以這次的宏觀調控我想更多的是用經濟的手段、用市場的手段而不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下手不要太狠，適可而止。謝謝！
主持人：其實剛才潘總講的正是我們一個主題，我可能還要揭發一下潘總。關於不確定性，比如說，因為我們上午有個私下的討論，到底說政府出臺一個什麼樣的政策，如果他告訴一個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做，大家有一個明確的期待。那這個不確定性其實是可以確定的，他是確定的不確定性，關鍵現在本身這種不確定性他也帶不確定性。下面，我想請問海外的中原地產的施總怎麼看。
施永青：房地產的不確定性，我相信是全世界都一樣的。剛才發言也說因為它的生產期比較強，風險一定是大的。剛才潘總說的比喻很好，但是房地產可能種得不是終身免疫的。有一個時期，好像現在流行感冒打的針一樣他可能一年兩年的效率，可能將來還是要出問題的。我是從外面過來的，你們在裏面生存的很好，在賺錢，當然覺得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我從外面看過來我覺得中國房地產問題還是存在的，但問題是不是嚴重到要下重藥，可能還沒有到。但是我看到一個不太好的現象就是，控制量比較大，政府統計這個控制量跟香港的統計方法是不一樣的，這裏統計的就是出售量，出售了他就覺得問題解決了。這個樓盤發展商把他賣掉之後沒有人搬進去住的，這種統計在國內好像沒有做，或者政府做了之後沒有公佈。但是如果建出來之後沒有人用的話，對社會資源其實是一種浪費。因為在國際上可能有些國家是他把資金引導去證券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他覺得如果游資引導到證券市場造成的破壞不會很大。雖然也是投機，但是這個企業的錢輸了給哪一個企業，那個企業贏了另一個企業，錢還在嘛。但是如果你做房地產的你錢變了磚頭之後，磚頭以後可能不會變成錢，可能對社會造成很大的破壞，現在銀行裏面的壞賬，很多都是跟房地產發展有關的。所以政府對這個問題比較重視擔心資金錯配，我覺得是有它一定道理的。當然我自己也是做房地產代理的，成交量上、價格上對我最有利。但是市場的波動太大的話，就是大的公司在面對波動的時候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所以做出一定的調整，我基本上贊成的，但是問題是調整的方法，因為在調整經濟是很難的，西方的經濟學家說好像是開一部老爺車，打油門的時候油不是一定到，兜個圈才到你打下來好像沒有反應你就打得太多了，一下子衝出去，想剎車的時候開始剎不住，剎得太緊他就熄火了。所以中國政府在調控經濟的方面，92、93年這一次做的破壞性太大。所以我覺得調控雖然應該做，但是做的時候應該是很小心，很小心做得好的話，才可以避免不確定性的程度造成的社會破壞太大，我基本上還支持要做，問題是怎麼樣去做。
主持人：其實施主席和潘先生談到一個調控的技術問題，這使我想起在地產界在香港我知道有一個"孫九招"對土地的批售有規定，這對香港的地產市場影響是非常大的。然後在我們內地大家都知道，所謂8.31的批示，這個對我們的土地可能有一個轉型，以後有協議土地出讓這一塊。這個對市場和地產商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我想就這兩條，我們能不能談談政府在土地政策調控這一塊直接的影響，胡葆森先生，您能不能就您掌握的這一塊的市場怎麼樣？
胡葆森：這次宏觀調控開始我也當然和其他的地產人一樣在關注這件事情。但是我們現在回過來看看誘發這次宏觀調控的原因，一個是一個數字，就是國土資源部的統計在全國的地產商手裏，現在土地的存量是70萬畝，計算一下按1.5的容積率來算可以建7億平方米的房子。也就是說按現在每年的開發量將近2億平方米來算，還可以開發3-4年時間，即使這三四年時間不批土地那麼也還可以維持。實際上，這70萬畝的土地很多沒有合理的配置在有開發能力的開發商手裏，這個宏觀調控，我們怎麼看他這次採取的政策，實際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種博弈。實際上看各個地方大量的開發區很多土地是沒有進行合理的、科學的配置。就拿我經常看到的一些城市的開發區來講吧開發情況確實不是很好，我個人對這次宏觀調控，我持的態度我認為還是應該的。但是這次採取的手段，是不是合理我覺得政府也是在不斷的學習，他也有一個成熟的過程。而且就在這個過程當中的人對這種學習的意識和對制定政策的能力也是需要一個成熟的過程。我覺得這次下的兩個藥，一個是嚴格控制的土地批註，第二是收緊銀根。但我覺得對開發商，我今天上午看了，對大的地產商或者說現在生存比較好的地產商沒有太大影響。我認為媒體上把宏觀調控炒得太可怕了，但實際上我看到周圍的平時特別注重戰略、土地儲備和企業練內功的企業反而生存得更好了。王石就連着爬了好幾座山，劉曉光在考慮兼併問題，任志強又一下買東直門了80萬平方米的土地。當然宏觀調控給每個人的影響是不一樣，但我覺得政府這次採取的措施沒有顯示出他特別不成熟的東西，我覺得還是正面的東西多一點。
主持人：我覺得現在的地產商面臨的是技術的環節宏觀調控一些信貸和土地這兩塊的問題，就是怎麼去和政府的政策配套或者說怎麼去對應這個政策。還有一塊就是，我們把話題延伸一點看現在應該是本世紀以來，中國發生最大的變化就是城市化的運動。城市化這塊的進程非常快，當然得益的有很多行業。還一塊是根據國家人口變動，在國家的整個計劃裏面，這是非常大的一個變化，包括人口的遷居和一些資金的轉移。如果是這個實施慢慢的一直往後延伸，會延伸到20年、50年這樣節奏來走的話，地產商這一塊的分化應該是很大的，誰能在城市化這個過程拿到很大的蛋糕。但在這一塊過程中當然有好的消息面，就是人口在不斷的往城市走、建築和一些需求在擴大，但是同時我們國家會在政策上更理性的作各種調控。這個時候我想問我們的嘉賓們，你們怎麼去看待在城市化運動中同時又有技術上的調控的時候，怎麼去搶到自己市場？我想問一下張總，您在這個城市化裏面是怎麼看的。
張寶全：我覺得這個城市化和我們今天的房地產開發感覺有關係，但實際上沒有太大的關係。我覺得地產商還是關心我用了多少錢、我拿多少地、然後掙多少錢。那麼如果城市化跟地產有關係的可能就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可能會給我們土地價值的新的發現，比如說原來值錢的變得不值錢了，不值錢的又變成值錢了。這就看誰聰明，誰聰明把現在不值錢的先佔在手上，那城市化以後值錢了那就掙錢了。所以我想，這個事情我還是說這一點。剛才前面的問題就是8.31，因為8.31在北京的地產商非常關注，包括很多的媒體提出了8.31大限。我個人感覺一個土地交易方式的大限和房地產開發的大限沒有必然的關係，我個人對此我覺得還是比較坦然的，這次土地上的方式改變宏觀調控和93年相比，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為什麼不同，就是市場的技術不一樣，93年可以說中國根本沒有房地產的市場，所以任何行政的介入都可以說對我們僅有的一點點狀態是個毀滅性的打擊。但在今天呢？就是像去年一樣18號文件沒給我們帶來好處，121文件也沒給我們帶來什麼壞處。我們既沒有看到哪個發展商說賺了很多的錢喜形於色也沒有看到哪個發展商跳樓去了。所以這就說明市場已經發揮作用了，市場發揮作用的根本就是保持穩定，他有能力來自我完善、自我協調，就是你出現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可以來對策，這是一點。第二個就是831我個人認為對發展商來說應當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壞事情。市場的遊戲規則是什麼？就是資本在這個市場中有最重要的發言權，資本能夠主宰我們的市場，房地產是資本非常密集這麼一個行業。我們現在發現很奇怪，以前在房地產行業裏面這個特色不是非常明顯，這次可能是由於土地交易方式的改變，使這個新的或者說真正的房地產市場這種遊戲規則建立起來了。比方說，我們現在固然有很多的發展商，他如果手上沒有錢或者沒有地，或者說通過關係拿了一塊小地。那他究竟是不是發展商，這點我們就需要重新來定位。如果按照新的遊戲規則他不是發展商，8.31土地交易方式的改變可能就是把那些濫竽充數的或者說偽發展商可能要攆出去。另外一點就是說正因為以前我們在房地產市場並不是以資本作為主要發言權在市場上的操作的話，也就造成在房地產這個開發普遍存在的一種我覺得一種過分、貪婪的慾望。這種表現就是什麼？就是以小博大，以前地產商最高的境界和原則就是"空手套白狼"。所以我覺得遊戲規則一改變，開始以資本來衡量的時候，那麼這點可能就帶來新的危機。我覺得這點也是市場開始向一個真正的正常的狀態去迴歸，也就是說如果說這是資本密集的市場，你有多少錢，你大概幹多少活，如果以前你沒有錢的話你就算攬了很多的活那就必須面臨兩個選擇；一種選擇就是你能把錢引進來，一種選擇就是你能把地弄出去。如果不行的話那麼這些東西都吐給市場的話，那麼對真正的地產商我覺得有好處。另外就是真正的地產商我覺得並不是說你開過項目你是地產商，在房地產開發裏資本他沒有界限，只要有錢都可以做。房地產本來就是資本密集的行業，外行的資本或其他都可以介入。我覺得這次8.31大限以後，如果以資本作為平臺、作為門檻的話，就是反而會造成市場一種新有的公平。這種公平可能就會給我們市場帶來進一步的成熟，比如像北京，現在可能註冊的房地產公司可能快有1萬個，那麼真的有項目大概就1000個。那麼9000個是發展商嗎？我覺得這是一個疑問，如果這9000個就算從開發行業裏面退出去了，這是不是就影響了開發商的利益呢？我覺得不是，反而是保護了開發商的利益，剩下的真正的開發商反而少一個人跟你破壞、搗亂。你還可以少花點成本，就像我們以前找地一樣，天天談，天天談，每天談每天都跟你談，談到最後才發現是個騙子，談了半天浪費感情也浪費時間。所以我覺得，就是831以後這樣一種秩序的建立，我覺得我們可能少麻煩一點，簡單一點。到時候有可能真正的發展商能夠按照你的計劃和對企業的戰略和戰術的安排去一步步的往下走。所以我覺得土地交易的大限並不是房地產開發的大限，很可能是新一輪房地產市場建立或者啓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
主持人：林總，您認為8.31對你沒有影響吧？比如說完全市場化以後，這個地價的控制權掌握在市場手裏以後，對局部市場反應不配套？
林明彥：其實831執行之後，我相信整個土地交易的方式會改變。這個改變的前提就是在這之前我們有了宏觀調控的各種不同的政策。在這個政策下主要針對的方向就是開發商，在這裏面市政的要求，土地出讓金、需要交租等等。在這些要求之下，基本上你開發項目的時候，你需要的不是原來的10%的資金，你可能需要自備的資金要達到40%-50%。在這情況下，進一步把原來還沒開發但是有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的土地拿回來的話，我相信整個會市場比較規範，那麼他對我們肯定是有影響，但他對整個市場都有影響，就是不只是對我們，對所有的開發商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主持人：剛才幾位嘉賓都從各自的角度談了宏觀調控，但是可能有個前提就是宏觀調還是有必要性。但是技術和手段可能有西醫的做法，有中醫的做法，有雞尾酒的療法。就這一塊比如現在像城市化運營這一塊，我聽說鄭州、西安、成都很多都有新區或者再造一個新區。因為胡總也參加了鄭州新區的建設，比如像一個這種造城或者說一種計劃，地產商有什麼樣的機會。跟潘總交流的時候，在北京發展很好就在CBD待着，挺舒服，不必要去造一個大的城。比如說王石先生說的12平方公里的一個大城。對這一塊或者說這種機會不同的地產商是怎麼辨別或認識的？要不先請胡總談談這個問題。
胡葆森：像今天下午說的我現在戰略正好是在一個區域內，那麼這種區域的城市化進程對我的企業應該說產生了很多影響。這種影響從目前來看積極的層面比較多。比如剛才說到鄭州，他現在正在建一個鄭州新區，150平方公里，相當於過去50年建的鄭州那麼大。給我提供了機會，首先政府找了我，讓我參與了第一塊土地的操作，給了我很多的優惠政策，後來又讓我們中城聯盟所屬的中城投資也加入了，實際上等於把全國地產商的組合帶入了這個新區。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互動的局面，就是政府給我提供了機會，我同時又拉着全國的地產商對這個新區的開發起到一定的拉動作用。像這種情況我在河南遇到的很多，像各個中等城市包括洛陽，任何城市像平頂山在他的那個大的水庫邊上又建一個新的區。政府也都批到那個水庫邊上了，像每一城市現在都有很多這樣的機會。我相信如果地產商你自己把你的戰略自覺的和一個城市、一個區域的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能夠自覺的結合在一起的話，那麼你下一步會有無盡多的機會。所以我自己認為下一輪的城市化進程會對開發商提供越來越多的機會。
主持人：我想問一下，剛才胡總談到了機會是不是還有一種風險？比如現在對城市運營大家也有一種反思的觀念，就說政府成立一個這種公司把土地注入進去，然後拿這個公司抵押再去銀行貸款，反覆的這樣開發，這種放大效應會不會帶來一些陷阱？
胡葆森：大家知道像現在的政府很多是弱勢的，表現在財政這方面，像類似於這種欠發達地區吧，河南也屬於這一類的地區。政府都是很窮的財政，那麼政府他沒有錢去啓動這樣一個新區的開發，就只好藉助很多手段，一個是從商業銀行貸款把土地抵押給銀行借一些錢，同時另外一種就是剛才你說的成立一個公司把土地給他之後，用這個公司再去運作，作為土地的一級開發。這種作為開發商來講，要去判定首先是這個區域的規劃，國務院是不是已經批准了，第二呢他的規劃是否合理，政府操作的水平是不是能夠和你的企業的戰略配合，這裏面有很多技術層面的原因，不是說每個政府推出一個新區你就盲目的進去，政府的操作水平、操作方式、運作的節奏，以及整個區域經濟的承受能力，包括消費者GDP增長的人均收入這種關係有很多數字，你進與不進，進了之後怎麼操作，節奏怎麼把握，你投入的規模如何的制定，我想有一系列的數據，這是開發商需要考慮的戰術上的原因。從戰略上來講你和政府形成這樣的一種合作伙伴關係，這是大的趨勢。但從技術操作的時候，戰略上應該是積極配合，但戰術上應該是謹慎執行。
主持人：我想問一下潘總，因為潘總一直北京的CBD地區精耕細作，假設從北京拿一塊很大的地，讓你去造一個城，你去不去？
潘石屹：這造城的事我不太會幹，所以我可能不會去。另外從我對這個城市規劃的認識，我覺得應該是自然而然的成長起來，他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成長起來的這可能就是一個好的城市。所以我們現在整個中國的房地產發展商感覺到的機會就是中小型的地區包括一些農村的地區在城市化，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就是有好多人要進城需要房子。對中國的特大型城市北京、上海，上海的情況我不是很瞭解，像北京的情況就是明確的提出來叫世界城市，就是我們平時說的國際化大都市。也對我們的房地產發展商提供的一個很大的機會，原來世界城市就是要把北京作為的一個口號一樣，要建成一個國際化大都市。我就常想可能2008年開完奧運會以後就差不多了，正好前段時間北京市做總體規劃的抽籤我有幸被他們聘請成專家委員了。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了，他們做了好多資料我看了一下。實際上作為一個世界城市，有三個標準：初級標準、中級標準和高級標準。要達到的世界城市的初級標準，它有一系列的指標，人均居住面積、旅遊人口占的比重，國際化的會議各種各樣的指標就算下來，北京不要宏觀調控，就按照過去三五年的房地產增長的速度再往下增長，還需要20年的時間才能達到的世界城市初級標準的底線。所以我想這是個非常大的機會因為我覺得是可能全國各地都有機會，每一個發展商都可以看到這個機會。我認為我的機會就在北京，就在國貿周圍沒有超過1000米的範圍之內。現在做了五六年的時間，營業額也不知道是不是北京第一了。反正我查了一下，最近三年時間每年納稅是北京第一，一個小時給政府交24萬的稅金，所以別人批評我說你一分錢貸款都沒有，中午還批評說是你是不是沒有進取心了。我說是我在自己感覺有點把握不住了，增長的速度已經比較快，我還在1000米的範圍內精耕細作，能夠在把北京做成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的初級標準這20年時間內做我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主持人：剛才潘總提到一個規劃，比如國際化大城市的規劃。因為施先生和林先生都是海外的，對這個國際化城市肯定有這方面的意見，我想聽聽兩位的看法。要不，施先生先請。
施永青：這個題目其實我也不太熟悉，我可以談談剛才政府對批地政策方面我看到的一些情況。香港跟國內不同的就是香港政府對批地是很謹慎的，他是透過控制土地供應量去維持這個土地的基本價格的。但是中國的情況很奇怪，就是中國政府拼命的把土地批出去，現在流落在民間的土地的量是可以足夠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發展。這個從某一個角度來說，中國比香港更市場化。這個土地供應在民間的土地供應已經大量的存在，會造成的影響就是中國的地價、樓價也不容易增長。你看這幾年雖然說什麼過熱了，除了上海、浙江一帶，其實深圳的樓價沒有怎麼升，廣州、北京也是一樣。就是樓價一好大量的供應就可以出現，這個政策將來政府會不會改變呢，如果現在8.31號這個大限，我自己看本來是不一定要定8月31號，他以前批地也有條款也可以做的。但以前不能夠做，到了8月31號就能夠做了嗎？我的估計也是做不到，因為這麼大量的土地在民間你怎麼去收回？你是行政上沒有能力去做的，但是如果他是一步步去收緊的話，對市場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如果他是把土地收回給政府，對有實力的發展商應該是有好處的，因為你是減少將來的供應嘛。但是如果這一批人，受了銀行政策的影響，銀行不貸款，沒有發展機會了，他可能將這些土地吐出來。但不是吐給政府，他是吐給有能力的、有財政能力的現存的發展商。這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因為這批土地吐出來的時候，他是已經不計成本了拿到多少就是多少，就會對市場造成一個衝擊。因為有一批人拿到比較便宜的土地之後，建出來的房子跟你競爭的時候他就可以我便宜一點也賺錢了嘛，他就跟你搶的時候可以造成市場價格的影響。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批土地是吐給市場還是政府收回。我覺得政府應該想辦法自己來收回，不要讓他吐給市場。吐給市場，潘總就最喜歡了，因為他現在是有錢沒地嘛，吐給市場他就可以拿。但是從整個社會來說，這麼大量的土地吐給市場的話就會對市場造成很大的衝擊。這是我看到一些情況。
林明彥：可能先談一下這個國際化大都市的這個標準吧。剛才潘總也提到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標準。但是這個標準在不同的城市會有不同的標準。比如說現在我們到了東京，可能東京會有另外一個標準說怎麼把他定位成國際化大都市，那麼到了紐約他又有另外一個標準。所以這個不確定的因素，基本上就根據每一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計劃委員會會制定一個標準，那麼計劃怎麼樣能夠達到這個標準。從世界上看的話，他們可能會看他是不是世界上的金融組織，比如說紐約、倫敦都是世界上一個金融中心，那麼他們是不是國際化的大都市，一般的人都會認可。那麼北京今天可能還沒有達到這個地位。中國經濟目前的崛起，北京肯定是有非常大的這方面的希望。可能我想再說一下，剛才潘總也提到就他可能在企業的戰略方面更加的重視的是北京CBD這個範圍。我們從另外的角度，從凱德置地的角度考慮的話，我們企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可能我們有必要分散一下市場本身的風險。那麼你到了這麼大的規模，進入了這個市場，如果你佔有這個市場的比例是非常大的話，市場一有什麼波動都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從這個角度考慮的話，我們是希望就是把我們的風險相對分散，分散到不同城市，當然這裏面也帶來操作上的一些要求。跨區域、跨國際可能要求是更加大，這裏面也有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們再總結一下，最重要的一點就我們需要很大程度的本土化，這樣才能夠達到一定的成功。
主持人：我想問一下，張總，因為你也是被歸為北京的地產商，你是想做一個北京的地產商呢？還是想做一箇中國的地產商或者說跨國的地產商？你對這個企業的目標是怎麼樣設計的？
張寶全：我覺得這次宏觀調控以後，很多企業感到壓力一樣。我覺得中國地產商整體來看心情還比較浮躁，用好話來說叫志向遠大、以小博大等等。所以我個人認為通過這次宏觀調控可能也需要我們自身一個反省。我覺得可能就是我們還在需要一個理性的狀態、一個從容的心態。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有很多的誘惑，這個誘惑可能前景都很好，但是不是你的一定要想明白。如果不能夠放棄的話，很可能給你帶來我覺得正好是相反的一種東西，但在中國地產在規矩或者遊戲規則不很清晰的情況下，滋長了這種叫投機也好，叫拼博也好。我覺得要從容，該放棄的要放棄，我個人還是這樣定位。我肯定是永遠不可能去想我當最大的發展商。但是我立志想當一個最好的發展商，那我最好的標準是什麼？如果你做一個項目，能盡力把這個項目做成產品的定位，到市場的經營，他的綜合思維比一般的項目更高，或者說一個人相當於兩個的話，我覺得這也是一樣的狀態，這是一點。第二點就是說，像今天的會議一樣我們還是把房地產作為一個經濟形態，作為一個產業來認識的。我覺得這個經濟形態產業認識可能是在房地產發展的初級市場的時候它是最主要。但是就是房地產還有一個形態就是文化形態，他一定和城市有關的。所以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把這種東西融合起來，包括也是今天新一輪需求增長裏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或者很重要的需要，包括像一級城市房價基本處於穩定沒有怎麼很大的增長。但是二、三級城市房價基本上是幅度比較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其實並不是宏觀調控帶來的，就算帶來可能還沒到不是他的原因。最最重要是需求的更新，或者是需求的提高。所以我認為所有的企業也好、發展商來也好，在房地產發展過程中我個人認為還是應該正確的根據自己企業的能力、特徵、狀況來做一種選擇。我覺得可能就是要放棄我們以前很多不切實際的想法，這些想法在宏觀調控後可能更不能實現了，或者說可能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如果能夠在選項目、地段、選產品的時候，做一些自己擅長的也比較喜歡的也比較高興的，同時也可以賺到錢的，又能保證是很自由的按照自己的願望來發展，我想這是最好的一種選擇。謝謝！
主持人：今天這場的幾位嘉賓，對宏觀調控談都了一些自己的意見，然後對自己的企業發展按照自己的特性做了很多的理解，到底先是做大還做強，怎麼避免越大越弱、怎麼做好做強，這一塊可能大家都有很多話題可以展開討論。因為時間關係本次論壇的這場對話結束，謝謝各位嘉賓。
主持人：再一次謝謝我們今天所有發言的嘉賓，接下來我們要請所有VIP的嘉賓上臺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