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當然發現自己在輿論面前是處於弱勢的，因為他不可能捐得比楊惠妍多，但他又不能決定萬科可以捐得更多。
關於賑災捐款，王石顯然陷入了又一輪輿論危機當中。事實上我們仔細思考或許會理性一些。我們要考慮王石所言的出發點或許應該是：萬科有多少錢？萬科能拿出多少錢？萬科被允許拿出多少錢？（王石：萬科為什麼只捐200萬！）（汶川地震房地產企業捐款排行榜）
其實如果在平常的日子，想一想這也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我們喜歡計算企業的鈔票和計算我們自己的鈔票的公式是不同的。我們認為企業的市值就是他手裏有多少錢，這顯然不對，就好似我們用市值來計算你個人財富一樣荒謬：你手裏的存摺和現金加上你所有的資產，比如說房子、傢俱、家電什麼的，再加上你未來十年或是二十年可能有的收入和你手裏的資產可能增值的收入。
其二，萬科能拿出多少錢，簡單的以利潤與淨利潤來比較是不對的，就像發了一個月的工資你首先要扣除伙食費和必要的花費一樣，或許還要到銀行存一點。當然，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話，你可以借貸一些，但你很顯然要考慮你上個月的借貸是否能還。同樣，萬科的利潤和銷售額肯定是要用於項目開發和還貸的。
其三，萬科被允許拿出多少錢？這個更簡單，如果你同情災區人民的話，你想捐一個月的工資，甚至把你老婆一個月的工資一起捐了，但你通常也的徵得你老婆的同意。更恰當的比喻是一個小學生想把自己父母一個月全部的收入捐給災區人民是很善良的想法，但他的父母顯然不會同意，他們當然會留下供自己一家生活的費用。萬科是一個上市企業，他的捐款是要通過董事會決定的，王石不過是一個職業經理人。
當然，有人說其他企業他們捐了多少多少。當然每個企業的情況是不同的，根據自己企業的情況決定自己的貢獻大小，是無可非議的。其實大家同樣也注意到，碧桂園與楊惠妍個人總共捐了1300萬，其中碧桂園捐了300萬，作為企業他們與萬科捐款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所不同的是，作為首富的楊惠妍個人捐了1000萬。現在大家把楊惠妍個人的捐款等同於碧桂園的捐款顯然是不對的。楊惠妍個人的決定並不能代表碧桂園，因為碧桂園還有其他的股東。就像一個孩子把自己的存起來的零花錢全部捐給了災區，他的父母無權干涉一樣。
其實問題的核心應該在於我們把企業與個人的行為簡單等同起來了。王石自己也將萬科與自己等同起來了，儘管在企業經營上並非如此。王石就是萬科的家長，這是萬科給予外界印象。“王石是喜歡以家長自居的，王石甚至喜歡以中國現代企業乃至中國房地產界的領軍人物自居。”，這種外界對王石角色認知的混亂顯然讓萬科在這一輪的輿論危機中有所被動。於是在這一輪萬科的輿論危機當中，我們發現一向以現代企業自居的萬科在相關問題的處理上甚至不如碧桂園。因為人家把企業與個人分開了，但是萬科沒有？
王石在博客中回應的話語也混淆這個概念，他說向捐了1000萬的碧桂園致敬，是楊惠妍捐了1000萬。那麼王石應該捐多少？作為職業經理人的王石與作為企業大股東楊惠妍的財富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如果王石硬要把自己與企業等同起來的話，王石當然會發現自己在輿論面前是處於弱勢的，因為他不可能捐得比楊惠妍多，但他又不能決定萬科可以捐得更多。
從另外一個層面而言，王石在打造萬科成為一家現代企業的同時，精英化的短板也似乎開始顯現。其一，仍以碧桂園為例。其實碧桂園創始人楊國強一直在經營慈善基金，後來將這個基金轉了女兒楊惠妍。但萬科經營慈善基金的報道鮮見，當然王石積極介入了阿拉善基金，但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相當多的人民還在為生存與貧窮所困時，顯然沒有那些直接投入到對貧困人民扶持的基金那樣有着更為積極的效應，以中國目前發展階段而言，關注環保顯然不如關注教育和扶貧。事實上在廣東地區，創立的慈善基金的不僅僅是碧桂園，朱孟依等廣東地產富豪均有參與慈善基金。其二，萬科有沒有自己的慈善基金？萬科在獲取企業效益的同時，並在奔向精英化的同時，是否遺忘掉了人民？
最後，輿論爆炒捐款排行榜對不對？
中國人似乎陷入了一個誤區，我們不能把對金錢的態度作為衡量良心的標準，當然也不能把捐款多少作為評判企業抑或是企業家是否善良的準則。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那麼捐款也不必成為企業或企業家塑造公眾形象的唯一舞臺。因為，人心善惡怎能就用捐款多少去丈量呢?
善之於心，於行。偶然間的善行或是良心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一個億與十元也不是衡量的標準。事實上，開發商乃至整個企業界攀比捐款是福是禍未嘗可知，對未來中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是好是壞也未嘗可知。
但是，在這巨大災難與悲傷的時刻，面對着最樸實與真摯的愛，也許我們更應該多一些情感，少一些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