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限購政策如何調整，其最終的本質上仍然是樓市的一種行政調控手段，並無助於改變目前樓市供應短缺和流動性豐富的現實。

　　上週出臺的京版國八條細則，對外地人在北京購房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嚴格的條件限定，這讓北京成為了市場人士一致聲討的“活靶子”。

　　一直對政府嚴厲的行政調控手段頗有微詞的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就認為，北京的限購令嚴重擾亂了城市化的進程，“本來是政府土地供給政策出錯，現在卻要怪消費者過度買房；本來是要提高城市化率，卻又怪無戶籍人口進城買房。並質問：北京奧運之後就不再歡迎外地人了？”

　　眾多評論人士也對北京的限購令表示難以理解。“該政策骨子裏是希望用行政手段來規範居民的住房需求，但面對如此強大的市場，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該些評論人士認為，住房限購令反而有可能成為強化投資客進入住房投機炒作的動機，成為國內住房投機炒作者湧入住房市場的進軍號。但也有學者對北京限購細則表示出比較中性的態度，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就是其中之一。李稻葵甚至不否認其本人在目前版本的房地產新政中也作出了貢獻，其認為，房地產限購應該從局部的資本管制這個角度來理解，對外地人可以限購但不該過猛。

　　儘管爭議不斷，但不管怎樣，在國務院規定的2月20日“大限”之前，廣州、南京、上海等地的國八條細則還是相繼在預期中出臺。而與北京細則中的限購政策相同的是：各地限購均不約而同地與戶籍、納稅等條件掛鉤。

　　戶籍制度，已經成為了各個城市執行住房限購令的一個主要依據之一，但爭議恰恰在於，戶籍制度本身就已經是一種亟待改革的制度。

　　在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明確提出了放寬落戶條件推進城鎮化的一系列要求。近幾年來，包括成都、重慶等地方政府也已經開始在改革現行戶口制度方面作出了一些嘗試，允許農村人口逐步轉向城市。而如今，北京、廣州這樣的中心城市竟然還以此為依據，制定住房限購措施，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

　　這種倒退在李稻葵看來都有失明智。李稻葵認為，房產限購政策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把戶籍放在核心位置，“如此搞限購，就是把從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倒買倒賣戶籍的人手裏，投資需求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就北京版的限購政策而言，李稻葵建議，應該淡化戶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實際標準，時間也不一定要很長，兩年應該就足夠了。

　　但最終我們都還應該認識到，不管限購政策如何調整，其最終的本質仍然是樓市的一種行政調控手段，並無助於改變目前樓市供應短缺和流動性豐富的現實，限購之後，樓市病根仍在。

　　因此，最終的“藥方”可能還要寄望於央行的貨幣手段。2月18日下午6點，央行再次宣佈，從2011年2月24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自2010年以來第8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也是2011年的第二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儘管在目前看來，央行回收流動性的過程依然還很漫長，並且挑戰不斷，至少在下半年之前，貨幣的緊縮基調都不可能改變。但不可否認，這才是限制樓市投資炒作的治本之策。只有慢慢釋放通脹的壓力，樓市水漲船高的現狀才可能得到緩解。

　　當然，房地產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於維持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如果長期供給不足，任何的人為的經濟和行政手段都不會解決問題，惟有市場經濟那隻看不見的手，才能最終“指揮”中國房地產市場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