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北京故宮高層將回訪臺北故宮，故宮文物的交流與聚首依然是個政治問題，但“禮尚往來”取代了以前的“隔岸指責”。
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左)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三希堂參觀時露出微笑。
雍正西服像和朝服像。如果不出意外，8個月後，它將跨越淺淺的海峽，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展出。
雍正朝服像。
兩岸的國寶文物，倏忽分隔已過60年。在臺北故宮收藏的唐代懷素《自敘帖》，其原包裝盒則尚在北京故宮；而乾隆皇帝“三希堂”內的所謂“三希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作為中國古代書法最精美的篇章，原本同處一室，現在卻成了傷別離的見證。
瓜子臉，八字鬍。東方面孔，但卻穿着西式服裝，頭上還戴了長長卷起的假髮套。這是雍正，愛新覺羅·胤禛，清朝第5位皇帝。他扮成西洋人物的這幅畫像，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如果不出意外，8個月後，它將和其他28件雍正時期的藝術品(以雍正及其後妃的圖像為主)一道，跨越淺淺的海峽，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展出。
2月14日，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率團來到北京，向大陸“借寶”，充實秋季在臺北揭幕的清“雍正大展”。受制於政治因素而長期分割的雍正時期國寶，終將在臺北外雙溪的展廳內短暫重逢，聯袂完成這一中華文化交流的盛宴。3月1日，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也將率團訪臺。這是兩岸故宮高層首次正式互訪。
距國民黨倉皇間運載故宮文物赴臺已是一甲子。60年一個輪迴，重逢仍要面對那緣於初次的諸多不適。19日下午返臺的周功鑫說，兩岸故宮原本考慮採取“合作展”模式舉行“雍正大展”，但最後還是決定採取單純的借展模式，這主要是顧及北京故宮要求臺北故宮“相對無條件提供展品”。
在國臺辦2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圍繞兩岸故宮交流的提問，也都聚焦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國立”名稱要不要改變，臺北文物在大陸展出是否會被扣押等似乎有些敏感的問題。對此，發言人範麗青均以“樂見兩岸的故宮能夠開展交流與合作”作答。
28年前，還是新華社記者的範麗青到臺灣訪問，她去了臺北故宮。彼時負責接待的周功鑫還只是展覽組組長。範麗青在《故宮寶藏在臺灣》的報道中說：“臺灣的故宮博物院至今尚未與北京故宮博物院進行過交流，‘但是’，周女士笑着說，‘長期以來都看得到對方的資料’。一位臺灣記者問：”何時兩岸故宮珍品可合璧展出？‘周女士笑道：“那是政治的問題。’”
如今，政治的堅冰已漸消融，具有高度象徵意味的兩岸故宮交流提上日程亦屬水到渠成之舉。而回首糾纏故宮文物一甲子的風雲，仍有太多令人感慨系之的興嘆。
1949年：分隔的國寶
南京城一片慌亂，而碩大的十隻石鼓沉寂。1949年1月29日，“崑崙號”航船載着1248箱國寶啓程，向東南方駛去，這是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第三批遷往臺灣的文物，也是最後一批。作為中國刻石類最重要國寶的石鼓，因其太重，而留在了大陸。
此前半月，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致函南京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杭立武，以“患心臟動脈緊縮症，臥牀兩週……醫生戒勿乘機”為由，不肯離北平(北京)而赴南京。國民黨政府行政院3個多月前讓他選擇故宮文物菁華分批空運南京，被他一拖再拖，此次他也一併回絕。
馬衡是金石和考古學大師，唐朝出土文物別名“獵碣”的石鼓，最初即是他鑑定為東周時秦國刻石，被郭沫若評為“不刊之論”；他同時也是中國博物館事業的開拓者，1924年11月5日，當溥儀及其眷屬被髮動政變的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清宮善後委員會”欲將紫禁城改為故宮博物院時，馬衡即被聘為顧問，參與文物清理工作，並在1925年10月10日博物院成立後出任古物館副館長。
世道不太平。在軍閥混戰時局中，度過直魯聯軍欲接收故宮等危險，又在南京國民黨政府時期應對了國府委員經亨頤“廢除故宮博物院”之議案，很快到來的“九一八事變”，又讓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認識到來自日本的可能威脅，經國民政府同意，遂於1933年起選故宮文物精品分5次南遷至上海、南京。
隨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遷的文物又開始西運四川。幾番舟車勞頓，抗戰勝利後復歸南京的文物，又在內戰爆發後面臨何去何從的命運。1948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翁文灝召集故宮常務理事召集祕密會議，決定選擇故宮精品運至臺灣。
當年12月22日，馬衡在北大教書時的學生、故宮文物專家莊嚴與同事乘“中鼎輪”軍艦隨第一批文物赴臺。
1933年，莊嚴是親自將石鼓層層包裹後裝箱南遷者，但至其赴臺時已15年未曾開箱查看。“因為石鼓留在大陸，無法得知它們的保存情形，因而懸念不已，甚至每一想起即寢食不安”。莊嚴的兒子莊靈說，直到很多年後得知石鼓絲毫無損後，父親才如釋重負。
莊靈隨父親來臺時年僅10歲，但對留在大陸“穩重親和”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尚有印象，只是要到成年之後，他才知道，原來這對師生對故宮文物是否要遷運臺灣，意見竟是完全相左的。
在國民黨政府的催促下，馬衡一直以“機場不安全，暫不能運出”等理由拖延。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現任院長鄭欣淼介紹，當時馬衡在解放區的親屬，通過地下黨組織和他取得了聯繫，要求他儘可能使北平文物的空運不能成為事實。在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中，馬衡始終是無黨無派的，在這重要關頭，他做出了拒絕赴臺的決定。
馬衡摯愛的石鼓，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有專館展出。而60年前除石鼓外，國民黨因艙位有限等原因留在南京岸邊的還有756箱文物。總的來算，故宮運抵臺灣的2972箱文物僅是南遷文物的1/4，然多為精品。
兩岸的國寶文物，倏忽分隔已過60年。在臺北故宮收藏的唐代懷素《自敘帖》，其原包裝盒則尚在北京故宮；而乾隆皇帝“三希堂”內的所謂“三希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作為中國古代書法最精美的篇章，原本同處一室，現在卻成了傷別離的見證。
寂寞北溝，熱鬧紫禁
位於北京故宮的“三希堂”，原是乾隆皇帝的書房。堂內現存有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在臺北故宮，也有一間“三希堂”，內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中秋帖》和《伯遠帖》民國期間收藏在郭葆昌手中，他曾表示百年之後將二帖無償捐給故宮。據莊嚴生前所撰《我與三希帖的一段緣》：1949年，政府遷臺，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曾攜二帖到臺，舊事重提，欲履行他先父生前宏願，但“希望政府在‘賞’他一點報酬的條件下，他再將二帖‘捐贈’出來。可惜那時政府剛來臺不久，一切措施尚未能步上正軌，財源短絀，實在無力顧及於此，希望以後再從長計議，以致二帖迴歸故宮之事，不克實現。後來聞郭先生只好攜此二帖，遠去香港……”後在周恩來的批示下，國家文物局用488376港元從香港購回二帖。
兩件寶貝這樣擦肩而過，暴露出彼時戰敗的國民黨政府在文物保護上的捉襟見肘。三批文物在臺灣基隆港登陸後，先後輾轉楊梅、臺中糖廠，因這些地方均不適合文物保護，又於1950年4月搬到臺中霧峯鄉新建的北溝庫房，並在那裏一待就是15年。其間雖有修建小型展覽室，公開展覽所藏文物，但大半歲月，眾多文物被塵封在黑暗的庫房中寂寥無聲。簡陋的保存條件下，四庫全書曾被雨水部分濕毀，導致時任“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主任委員”的孔德成辭職。位於外雙溪的新址，在籌建過程中還曾因經費短缺而停工。
而海峽這一端，昔日的紫禁城內呈現了熱鬧的新氣象。在和平解放北平之後，故宮被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接管。據《人民日報》報道，在1949年3月16日召開的一次文化座談會上，40餘位文化名流“對於國民黨匪幫盜運人民文物一事，一致表示憤慨”。
在接管委員會文物部4月為故宮確定的新的業務方針上：要利用文物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啓發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並協助國家建設事業為工作目標。
在1949年4月11日，馬衡等人起草的《聲討南京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盜運文物的罪行》宣言公開見報，內稱：“賣國黨徒盜運文物至臺，實不啻間接盜往美國。”“盜運文物之主持人，查為傅斯年、朱家驊、王世傑、杭立武等，素屬喪心病狂，助桀為虐，應即宣佈為文化戰犯，無論逃至天涯海角，必須拿捕歸案，嚴加懲處。”簽名者包括王芸生、沈從文、卞之琳、馬寅初、梁思成、徐鑄成、黃炎培、儲安平等329人。
被分隔的文物背後，有着更本源的來自內戰的國共兄弟仇恨。“蔣匪”和“美帝”，在接下來有關故宮國寶的聲討中，被置於輿論的峯巔。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故宮先後舉辦了美蔣聯合大屠殺照片展覽會、解放軍戰績展覽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展覽、美國政府細菌戰罪行展覽，以及包括展示“美帝國主義和蔣匪合流在中國土地上所進行的一連串特務間諜的陰謀活動”在內的全國公安工作展覽會等。
在臺文物赴美展覽風波
在臺灣，國民黨亦琢磨着如何將故宮文物在政治上為我所用。臺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建成之前，有關這些國寶的最大一樁歷史事件，是1961年的赴美展覽。
赴美展覽最初是美國《時代》週刊創辦人亨利·R·盧斯(HenryR.Luce)於1953年6月向蔣介石發出邀請，並迅速被蔣介石同意。此後與國民黨當局的協商，盧斯則轉給美國政府。但因保險、運輸方式、損壞賠償及中共可能提起文物所有權訴訟等原因，雙方的談判陷入漫長的拉鋸，使展期由最初預計的1954年一直拖延到1961年。
臺灣歷史學者吳淑瑛認為，在失去大陸政權之後，說服美國中國的“正統”在臺灣，是蔣介石在面臨諸多風險之下，仍同意故宮在臺文物赴美展出的重要原因。因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中華文化的代表，故宮國寶赴美展覽可以傳遞出他擁有“中華文化”的繼承關係，亦即所謂的“中華民國”才是中國的真正代表。
在當年的美展目錄中，負責展覽準備工作的王世傑就曾明言：“自由世界的前途主要落在美國人民的肩上。在這個多事之秋，美國人民能對中國的藝術和文化有更充分的瞭解，就具有新的意義。這個展覽會還可以提醒人們注意：”自由中國‘的人民不但是為收復失地而戰，而且是為挽救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戰。“
在那個特殊時期，故宮在臺文物被國民黨賦予了太多的歷史重負。而大陸方面對此的大規模反彈開始於1955年5月8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題為《堅決反對美國劫奪我國在臺灣的珍貴文物》的報道。
而北京故宮博物院除聯合其他文物機構發表聯合聲明外，還專門進行了一個《反對美國侵略集團陰謀劫奪在臺灣文物展覽》。
因故宮在臺文物赴美展覽的事一直沒能敲定，大陸方面的抗議很快偃旗息鼓，一直到1960年美蔣簽署了有關展覽的協議，才再掀波瀾。文化部聲明：美國政府同蔣介石集團簽訂的一切劫奪我國曆史文物的“合同”均屬無效；人民日報刊發評論員文章《制止美國政府的強盜行為》；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文化界名流再次紛紛集會，表態譴責；德高望重的郭沫若也刊文稱，美帝國主義“今天又公然企圖用它的軍艦劫走我國在臺灣的珍貴文物了”。
北京故宮博物院內，也被激憤的情緒所籠罩。據新華社當時的報道，首都許多歷史文物機關工作人員連日紛紛舉行集會，張貼大字報和聯名發表抗議書。故宮博物院全體工作人員在羣情激昂的抗議大會上，一致通過了對美帝國主義的抗議書。
而美國的軍艦還是駛入臺灣，將故宮文物運至美國。自1961年5月至1962年6月，先後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等5個大博物館內舉行了《中國古藝術品展覽》。美國總統肯尼迪亦和蔣介石一道，受邀擔任此次展覽的名譽倡導人。
從大陸流落到島內的文物，在國共對峙的昔日，短暫地游離到更遠的大洋彼岸，在歷時一年有餘的展覽後，平安回到臺灣。而此時，兩岸在故宮文物上唯一的交集是：有朝一日分隔的國寶再度完璧。
臺北，又一個故宮的誕生
故宮在臺文物赴美展覽，給蔣介石當局政治上相當大的欣喜。1960年9月，蔣介石當局決定將文物遷離簡陋的北溝庫房，另在臺北興建博物院新址。1962年6月，在士林區外雙溪舉辦了新館奠基儀式，3年後落成，最初命名“中山博物院”，後更名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臺“行政院”公佈的博物院臨時組織條例規程中規定，將來國家統一後(所謂“反攻大陸”成功)，遷臺故宮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
而大陸方面，雖政治運動頻仍，但念茲在茲的仍是解放臺灣後收歸流離的故宮國寶。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落成前一年，1964年3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發《美國又從臺灣劫走大批歷史文物》報道：“臺北消息：美帝國主義最近又以‘展覽’為名，把蔣介石集團運到臺灣的大批歷史文物，劫往美國。”雖然仍稱“劫走”，但也許是因1961年的展覽並未導致在臺文物流失美國，故在輿論和人力動員上沒有大動干戈。
兩年後，“文革”爆發。當時臺灣媒體，除報道文物被紅衛兵破壞外，還有諸如“故宮一珍品，匪贈送外人”這樣的報道出籠(1967年11月30日《聯合報》頭版)。“文革”結束後，甚至到上世紀80年代末，臺灣方面有關北京故宮的報道，仍基本是負面的。以1988年為例：1月30日《民生報》報道“公然指派畫匠作假，北平故宮贗品充斥”；8月28日，《聯合報》報道“環境維護不當故宮城牆倒塌”；11月26日，《聯合報》報道“北平故宮捧着金碗討飯：遊人攤販亂搞，猶如大雜院；管理保護不善，文物成堆放”……即便是為免器物遭破壞而限制遊客數量的行為，也被《聯合報》說成“北平故宮怕見人！”
但在1988年，大陸方面實際已向臺灣釋放出善意。據臺《民生報》7月9日報道，中介人傳來消息，北京故宮可以免費將乾隆壽典文物借給臺灣展覽。但臺灣當局對此似無回應。1989年，讓臺灣當局頭疼的一個問題是，當華盛頓國立美術館擬向臺灣借展故宮文物時，因此前“中華民國”已退出聯合國，且中美建交導致時局變化。“擔心中共刁難”，使臺北故宮對赴美展覽不表贊同。後美國特予臺灣“安全歸返”的“免予扣押保證”，臺北故宮文物才放心越洋展覽。
弔詭的是，兩岸故宮文物藏品的首次碰頭，正是1991年6月在美國的這次展覽中。臺《聯合報》報道稱，故宮文物由華府牽線在海外交流，北京故宮藉機大做文章，但臺北故宮指這次展出與中共無關。
本是同根生，交流遮不住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兩岸故宮文物交流，熱情主動的一直是大陸，而臺灣當局相對冷漠。
1985年7月，北京故宮博物院繪畫館展出了臺北故宮博物院珍藏書畫的複製品56件，包括王羲之“三帖”、孫過庭《書譜》、巨然《層巖叢樹圖》、范寬《溪山行旅圖》等。不過，複製品是來自與臺北故宮合作的日本二玄社。
1990年，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方國錦多次發函給臺北故宮，但沒有迴音，而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就此接受臺灣《聯合報》採訪時卻說，北京從未與臺北接觸。臺灣媒體也注意到兩岸故宮博物院在文化交流上的不同調，大陸方面說，“交流是早晚的事”，而臺北故宮說，“現階段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性”。
但在同年的9月5日，臺北故宮也對來自北京的橄欖枝接招，提供了350件文物複製品，參加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開幕的《漢字———走向二十一世紀》展覽。主辦者特地將它們和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100方歷代印章印譜等同室展出，新華社的報道單方面稱，這是海峽兩岸故宮博物院40年以來第一次在大陸的合作展覽。
次年4月，國家文物局建議兩岸故宮文流，讓兵馬俑和現在臺北的翡翠白菜互訪，秦孝儀仍表態：還早。1992年9月，大陸訪臺18名記者在臺北故宮訪問秦孝儀，就文物的進一步交流轉達了北京故宮的三項建議，秦孝儀也僅表示願意考慮但不作承諾。
不過，1992年年底，兩岸故宮決定再邁出一步，合作出書。這本彙集中國曆代文物精品的大型圖冊《國寶薈萃》，於1993年4月在北京舉行了首發式。1995年，兩岸故宮的高層訪問起步，楊新副院長赴臺參加臺北故宮慶典活動並作了學術講演。
在民進黨2000年執政之後，兩岸故宮的交流亦未結束，2002年底，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首度訪臺，也去了臺北故宮。不過，此次訪問中國大陸媒體鮮有報道。
但在“臺獨”意識崛起的臺灣，兩岸故宮的實質性突破仍困難重重。早在1990年5月，民進黨籍“立委”彭百顯以“保管費太多”為由，要求把臺北故宮文物“還給大陸”，在臺灣傳為笑談，媒體揶揄說，“‘立委’問政，應有點深度嘛！”實則彭百顯在“立法院”問政一直相當受好評，把文物“還給大陸”應有明顯的政治意涵：並非基於大一統的中國意識，而是在文化上去中國化的努力。在民進黨執政的8年，這種意識愈發膨脹。2007年，“行政院”提出修正故宮組織條例，刪除“寶物來自北平故宮與中央博物院”等文字，也將現行條文的“中國古代”字句修改為“國內外”，但被國民黨人佔多數的“立法院”否決。時任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的周功鑫說，臺北故宮的文物來源為歷史事實，不應刪除。
在馬英九2008年贏得臺灣執政權後，周功鑫獲任命為新的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主動向大陸“借寶”，對一貫消極回應的臺北故宮而言，是一個相當大的轉圜。雖然臺北故宮尚有名稱和文物被扣押的莫名擔憂，北京故宮博物院也在2月15日突然取消當天原定的記者會，顯示出文化交流不免枝蔓上的政治困擾，但在兩岸政治和解的大背景下，雍正時期文物在臺北的相遇，開啓並通向的是故宮國寶終將完璧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