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網訊：10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發佈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政策立場。
中國人民銀行強調，中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堅持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2010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多輪升貶值週期，雙向浮動特徵更加明顯，彈性增強。
中國人民銀行表示，中國貿易發展根源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中國沒有必要，也無意通過匯率貶值獲取貿易競爭優勢，從不搞競爭性貨幣貶值。全球經濟失衡需要各方共同推動解決，將本國產業競爭力下降、財經約束弱化和複雜結構性問題簡單歸因他國匯率，是對自身調整責任的推諉和迴避。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政策立場闡明如下——
●中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堅持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過去二十多年，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2010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多輪升貶值週期，雙向浮動特徵更加明顯，彈性增強。
●中國貿易發展根源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中國沒有必要，也無意通過匯率貶值獲取貿易競爭優勢，從不搞競爭性貨幣貶值。
●匯率受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地緣政治、突發風險事件等多種因素影響，與經常賬戶不存在簡單線性關係。
●國際上有關匯率均衡水平的評估方法尚不成熟，將個別評估結論作為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官方依據”，是對評估結果的曲解和誤用。
●全球經濟失衡與全球分工格局演進、國際貨幣體系固有矛盾、部分國家長期高財政赤字高消費等密切相關，需要各方共同推動解決。將本國產業競爭力下降、財經約束弱化和複雜結構性問題簡單歸因他國匯率，是對自身調整責任的推諉和迴避。
●中國為全球經濟多輪動態平衡作出積極貢獻，“十五五”期間，將堅持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擴大內需，完善營商環境，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全球經濟向更加開放、包容、平衡的方向發展。
一、中國的匯率制度安排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堅定、一貫的。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2005年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改革，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作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的重要部署。作為大國經濟體，市場化的匯率機制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和發展需要，也為提高貨幣政策自主性、有效性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國實施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的匯率制度有以下特徵：
一是堅持讓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經過多年發展，中國逐漸形成了功能完善的多層次外匯市場體系，外匯市場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經營主體基於商業原則自主參與外匯交易，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人民銀行不預設匯率目標水平，不干預匯率長期趨勢，保持匯率彈性和雙向浮動。2017年後，中國人民銀行退出常態化外匯干預。
二是重點防範匯率短期大幅波動尤其是短期急劇貶值影響金融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在特定情景下，如疫情突發和2025年4月關稅戰等重大外部衝擊時，運用宏觀審慎管理工具進行調節和預期引導，乃至在極端情景下直接進行外匯干預，校正市場的“羊羣效應”和非理性預期尤其是非理性貶值預期的自我強化，防止匯率短期破壞性超調。
這些措施符合國際規則和實踐。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一些新興經濟體貨幣匯率大幅波動，相關國家開展外匯干預，避免本幣過度貶值引發金融風險。2026年7月，日元對美元一度貶至近40年低位，引發相關國家聯合干預。
三是不斷增強匯率政策透明度。2016年起，中國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公佈特殊標準（SDDS），以更高的國際標準發佈國際收支及相關外匯數據，持續提升發佈數據的維度和頻率。中國積極響應國際組織倡議，自2027年起將進一步向IMF報送外匯相關數據。
二、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變化
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在國際主要貨幣中總體保持強勢。從雙邊匯率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2005年7月匯改的8.27元升值至當前的6.7元左右，累計升值23%。從多邊匯率看，2005年匯改以來，國際清算銀行測算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超50%，實際有效匯率升值35%。
2010年以後，人民幣匯率升貶值週期交替，雙向浮動特徵更加明顯，匯率彈性明顯增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經歷三輪升值週期和三輪貶值週期，總體運行在6.04-7.35元的寬幅區間，每輪升貶值週期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均在10%以上。
202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有序升值。202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約9%。特別是2026年以來美元指數和美債收益率較快上行，非美貨幣普遍貶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延續升值走勢。向前看，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較為多元，推動升值和貶值的因素都存在，匯率走向還有不確定性。
三、中國沒有必要，也無意通過匯率貶值獲取貿易競爭優勢
中國貿易發展根源於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歷史上全球主要貿易順差國基本都是產業競爭力比較強的國家。中國貿易增長得益於4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得益於超大規模的市場，完備的產業鏈和基礎設施體系，豐富、高素質、勤奮工作的勞動力資源，持續研發創新能力。除中國外，一些經濟體的產品契合國際需求，出口同樣增長較快，並非本幣貶值驅動。
過去人民幣多輪升值並未影響中國貿易發展，貶值時期中國出口份額也沒有更快提升。2005-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1%、2010-2014年升值10%、2020-2021年升值9%，同期中國出口在全球份額分別上升2.4個、2.8個和1.7個百分點。而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貶值7%、2022年人民幣貶值超8%，同期中國出口在全球份額均下降0.7個百分點。
近年來中國貿易的一個重要結構性變化，是對匯率變化的敏感度明顯下降。從貿易結構看，中國出口結構轉型升級，從低端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向中高端、多樣化產品轉變。過去5年，中國高技術產品進出口年均增長7.9%，2025年同比增速進一步升至11.4%，對整體外貿增長的貢獻率接近六成。中國出口商不再是單純的價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應鏈，可與上下游企業共擔匯率成本。從貿易相關的金融服務看，外貿企業更多使用匯率避險手段，約30%的貿易採用人民幣結算，企業外匯套保比例也達到30%左右，進一步降低了貿易對匯率波動的敏感性。未來這些比例有望進一步提升。
中國是負責任大國，在過去多輪次、高強度外部衝擊中，從未搞競爭性貨幣貶值，從未順勢推動人民幣貶值來促進出口。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部分國家貨幣大幅貶值，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在維護地區經濟金融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許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人民幣保持了基本穩定。近年來，有關國家發起貿易戰，美聯儲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貨幣普遍面臨較大貶值壓力，中國人民銀行適時採取宏觀審慎政策措施，防範人民幣匯率向貶值方向超調。
全球外匯市場交易體量巨大，很難持續干預並影響外匯市場。2025年全球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近10萬億美元，其中人民幣日均外匯交易量超過8000億美元，離岸市場交易佔比約80%。每一筆交易都在影響匯率走勢，中央銀行基本不具備影響匯率中長期走勢的干預實力，一國也不可能通過長期壓低匯率就能持續增強貿易競爭力。
四、匯率與經常賬戶不存在簡單線性關係
匯率是貨幣之間的一種比價關係，受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地緣政治、突發風險事件等多重因素影響。分析匯率變化，不僅要看貨物貿易，也要看服務貿易；不僅要看經常賬戶，也要看金融賬戶；不僅要關注經濟基本面因素，也要關注預期等因素。
從貿易渠道看，歷史上，貿易渠道曾在匯率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斷推進，全球貿易量佔全球外匯交易量比重從20世紀90年代的約1/35下降至2025年的1/70，貿易和匯率的關聯性逐漸下降。
從金融賬戶看，本世紀初以來，隨着各國金融資產不斷累積，金融資產估值變化和跨境資產配置對全球失衡的影響加大，外溢效應增強。從歷史經驗看，新興市場匯率大幅波動，往往是金融賬戶下資本流動觸發的。2014-2016年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2022年後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央行大幅收緊貨幣政策，均引發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2026年上半年，韓國在AI發展熱潮中經常賬戶順差大幅增長，但韓元卻持續貶值，也主要受資本流動的影響；同期，日本經常賬戶順差有所增長，但日元亦持續走弱。
從預期看，2025年有關國家發起關稅戰，中國面臨的關稅威脅一度最高，影響了市場預期，儘管同期中國保持較大規模經常賬戶順差，但匯率依然承壓。近期，美伊圍繞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問題的反覆博弈，加劇市場不確定性，一旦出現局勢惡化的消息，便會引發國際油價上漲，並導致一些石油進口國貨幣貶值。
從實際看，經常賬戶與匯率之間不存在線性關係。一方面，經常賬戶順差並不必然意味着本幣匯率低估、需要升值。近年來，日本、瑞士、德國等不少經常賬戶順差國，本幣匯率有所貶值。從中國情況看，經常賬戶順差流入的資金又通過企業、銀行等對外投資運用到全球，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經常賬戶順差並不一定推動本幣升值。另一方面，經常賬戶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幣貶值。美國長期存在大額經常賬戶逆差，但美元總體維持強勢。
五、國際上有關評估方法總體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識性結論
歷經長期發展，學術研究中衍生出多類均衡匯率評估模型。各模型依託不同的理論基礎、數據來源、參數設定和計量方法，加上匯率影響因素複雜，測算所謂均衡匯率水平客觀講難度很大，不同評估結果差異往往較大，至今難以形成有說服力的共識性結論。
將IMF的外部平衡評估（EBA）結果作為人民幣匯率低估的依據，是對評估結果的曲解和誤用，對匯率缺乏必要的專業認知。事實上，外部平衡評估的主要定位是外部失衡分析工具，而非專門的均衡匯率測算模型，包括經常賬戶模型、實際有效匯率模型和外部可持續性方法三個模塊。其中，經常賬戶模型最為核心，旨在通過計量模型測算各國經常賬戶缺口狀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倒推各國實際有效匯率偏離程度。這一做法隱含的假設是經常賬戶與實際有效匯率之間存在線性因果關係。IMF還專門建立了實際有效匯率模型，包括指數法和水平法兩種測算方法。上述三種方法評估結果差異很大，在方向上甚至是相反的，表明單一方法的可信度不夠。
IMF評估的是實際有效匯率，不應被曲解為對名義匯率的看法。實際有效匯率由名義有效匯率和國內外相對價格共同決定，更多反映的是一國經濟供需關係等宏觀和經濟結構層面的影響。但個別觀點有意或無意將IMF的外部平衡評估結果引導到人民幣名義匯率上，甚至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用作匯率指責的“官方依據”。實際上，IMF對中國的政策建議主要是積極擴大內需等結構調整政策，而非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
應該看到，外部平衡評估具有方法相對透明、持續迭代改進等特點，但也面臨挑戰。比如，最新的外部平衡評估模型時間跨度40年、覆蓋52個經濟體，增大了樣本數據量。在此期間，全球經濟和各國產業結構發生較大變化，模型在參數設定和計量檢驗上沒有區分樣本在時間維度和國別維度上的結構性變遷和差異。再如，現有模型調整變量後，評估結果會發生顯著變化，說明模型的穩健性還可以進一步增強。此外，模型殘差值較大，說明模型無法解釋的部分較高，整體解釋力還有提升空間。總體看，計量模型結果可作為學術探討的參考，但不能成為評估一國外部失衡和均衡匯率水平的嚴格依據。
六、緩解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國和順差國共同行動
全球經濟失衡是產業分工格局演進、國際貨幣體系固有矛盾、各國投資儲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是順差國或逆差國單方面的責任，需要各方共同應對。
歷史上的主要工業國都曾出現經常賬戶順差。上世紀50、60年代，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大致維持在40%上下，是當時第一大貨物貿易順差國。上世紀70、8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經歷多次調整，經常賬戶順差集中地由日本、德國向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再向中國、東盟等動態調整。德國、韓國製造業佔比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經常賬戶也長期保持順差。
近幾十年來，全球主要順差國不斷輪換，主要逆差國始終不變，與國際貨幣體系的固有矛盾有關。在單一主權貨幣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能夠較長時期實施債務和財政擴張，支持高消費和低儲蓄，並由此形成長期貿易逆差。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該國的財經約束和製造業競爭力，增大債務和國際收支風險。
部分國家貿易競爭力下降反映了自身的結構性困境。有的經濟體能源成本長期高位運行，製造業成本高企，基礎設施發展滯後，監管政策僵化，創新與數字化投入不足，工業發展陷於路徑依賴，削弱了本國產業國際競爭力。
各國都應推動自身結構性改革。逆差國應着手進行財政整頓，提高本國儲蓄率和產業競爭力；順差國應推動消費和投資增長。個別國家將複雜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經濟結構性問題簡單歸因人民幣匯率，是對自身調整責任的推諉和迴避，無助於解決問題，實際上是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背景下的政治性操作。
中長期政策承諾更有利於穩定預期。各國應制定中長期政策方案，作出明確承諾並堅定執行，避免來回“翻燒餅”。試圖在一到兩年內解決全球經濟結構性問題並不現實，政策短期急轉可能適得其反。例如，2025年的全球關稅戰引發“搶進口”，加劇失衡並損害全球經濟增長。
七、中國正積極推動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促進全球經濟向更加開放、包容、平衡的方向發展
本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經歷了多輪重要的動態平衡過程，中國都深入參與其中，作出積極貢獻。2001-2007年，中國加入WTO後，有效擴大全球供給，抑制了全球通脹。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大力度擴大內需，拉動全球經濟、避免陷入通縮，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定在30%左右。疫情期間，全球通脹一度高企，中國供應鏈體系保持穩定，為全球通脹回落和經濟平衡持續貢獻了中國力量。
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自身也經歷了深刻的結構調整和動態平衡過程。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與GDP比值由2007年9.9%的峯值快速回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37%升至2025年的52%，有力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
中國堅定落實“十五五”規劃確定的戰略方向和重點舉措，堅持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擴大內需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為新一輪全球經濟動態平衡貢獻力量。堅持內需主導，大力提振消費，擴大有效投資，堅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做強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完善營商環境，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環境。注重科技創新，促進生產率提升。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着力提高居民和家庭可支配收入，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穩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在全球製造大國基礎上加快成為全球需求核心市場，以中國大市場為世界各國提供新機遇。加強國際經濟金融合作，積極參與和推進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