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東是浦西的21世紀升級版，不過這種升級是不得要領的。今日的上海其實是沒有靈魂統領的。
這個春天濕冷濕冷的，“倒春寒”倒了一遍又一遍。這種氣候讓人覺得江南是令人窒息的，哪裏有什麼杏花春雨，明明就是無止無休的悽風冷雨，牆壁是冷的，樹是冷的，河水是冷的，城市也是冷的。上海便是這一羣冰冷都市中的一座。
我很少通過文字提起上海，儘管在中國的城市中，除了自己的家鄉，我最熟悉的是北京、上海和廣州。因為上海是無法把握的。她已經不是張愛玲的那個上海，也不是王安憶的那個上海。張愛玲的那個上海是世故的，世故得讓你感到人生是一層無比涼薄的紙，王安憶的那個上海是冷靜的，冷靜得讓你明白世事是一場分外卑微的夢。張愛玲的上海是這座城市豐華正茂的往昔，外面的世界百般旖旎，心底的世界卻萬般蒼涼。王安憶的上海是這座城市在紅旗下圓猾的蛻變，一座城就像一個人，革命理想成了共產主義的一管口紅，人生很庸常，人情很兇險。就這樣，張愛玲和王安憶這兩個女人加在一起，解釋清楚了這座精緻又通透的時尚之城，還有那些永遠年輕又永遠蒼老着的關於上海的世故人情。
有很多次，我一個人優哉遊哉地閒逛在淮海路上，張望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多姿多彩的萬國膚色，尤其是打量着那些歐美白人誇張如野獸的長相，無論他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日耳曼人、高盧人、斯拉夫人、羅馬人、希臘人，我心中總是阿Q地升起一種莫名其妙的種族優越感，我覺得自己來自世界上最優良的種族——“中國江南水鄉族”。我很清醒，這種優越感無聊得近乎無恥。我也深深地懂得一個道理，阿 Q、祥林嫂、孔乙己、華老栓、閏土這些畏瑣的國民形象全都是誕生在被無數文人騷客吟詠的江南水鄉，但是，只要我一踏上淮海路或者南京西路，我就有了這種無聊而無恥的精神勝利感。我還會幸災樂禍地端詳着那些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下神情落泊的洋人，那些往日里在東方商廈一擲千金的白人闊佬曾經多麼傲慢多麼不可一世，現如今，目睹着他們在淮海路巴黎春天的名品專櫃前囊中羞澀的模樣，或者透支刷信用卡買港匯廣場打折商品的窘迫處境，我就會像那些寫《中國不高興》的那一羣不學無術的“憤青”們一樣滿心快意。
有時在週末，我乘坐D字頭列車，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從江蘇來到上海，在淮海中路的 Briccocafe喝茶，抽一支菸，沉浸在午後散漫的陽光裏，或者在波特曼到梅龍鎮廣場的那段馬路上緩緩漫步，靜安寺金碧輝煌，斜陽灑滿路面，春暉降臨，大地回暖，每當這時候，我就產生一種幻覺和沉思，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學說試圖闡明，人性在總體上具有一種向善的本能，因而歷史具有一種自動走向完美的趨勢。我經常安慰自己說，我們感同身受的現實終將會被改變，我的祖國和人民終將會被人類普世價值的陽光照耀。
很多年以前，我的朋友孔老師還在上海給德國人的公司工作。有一回我住在她莘莊的家裏，她曾經那樣斬釘截鐵地痛下結論說：“上海70%的外國人是垃圾”。孔老師性情一向偏激，說話也難免偏激，但你能說她就沒有道理嗎？那些有教養的白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是如此遵紀守法、恪守宗教原則、熱心公益事業，可一到上海的土地上，為什麼就如此無法無天。他們亂闖紅燈、酗酒、隨地吐痰、包二奶、嫖妓。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一旦胡作非為，就要受到制度的嚴懲，而到上海不必因人性的放縱與行為的出軌而付出任何代價，人性就是這麼一種很賤的液態物。於是有了一道道千篇一律的街景，上海灘商業街的每一盞路燈下，總會有一個年輕貌美的中國女子，柔情蜜意地攙扶着一個鬢髮如霜、皮膚松馳的白人老頭。那緊挽的胳膊維繫着綠卡、美元、奢侈生活和大半生的醫療保障。這是是一種活法，和尊嚴沒有太大的關係，我深深地理解一切生命掙扎的痛苦姿容，就像我理解《聖經·舊約》裏說的：“已有之事，後必再有。已行之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在這樣的地方，讓女人保守住美好是難的。人情冷暖固化為一種規則和技術，道德立場是癱軟的。珊珊從江蘇到上海快五年了，處心積慮想嫁一個體面的歐美男人。變換了許多國家的許多男友，至今仍舊獨身。這個春寒料峭的夜晚，珊珊約我在新錦江大酒店的頂層酒廊見面。她點了兩杯南澳葡萄酒，疲憊的我們歪歪倒倒坐在窗前，桌上燭火搖曳，我們俯瞰浦江兩岸的燈火，她突然咬牙切齒地笑道：“這些鬼佬，交交朋友、玩玩樂樂都願意，一到談婚論嫁了，比誰都精明。我就是要嫁成功。這就是上海，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然後，珊珊用英文罵了一句刻薄的髒話，比蘇州河的水還髒。
陸家嘴是21世紀新上海的新地標，羣羣樓宇、摩天大廈和東方明珠交織成一箇中國版曼哈頓的波瀾壯闊的現代化形象工程。春寒的陰雨中迎來了久違的陽光，我和曉風等人在浦東這家名為愛晚亭的餐館的臨窗座位用餐，透過這座奢華的景觀餐廳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浦江對岸著名的外灘建築羣。曉風是體制內官員，根正苗紅，孝忠黨國，時不時情真意切地回憶起共和國的鼎盛歲月。幾年前他還跟英國人合作做過一本時尚雜誌，雜誌一度走紅外國人的社交圈。這一刻，曉風多喝了幾杯智利乾紅，臉漲得比五星紅旗還紅。人喝多了就難勉不去感慨往事，他一手用筷子夾豬頭肉，一手指着外灘的海關鐘樓說：“當年上海解放，是我爸爸攀爬到海關鐘樓頂上，把紅旗插上鐘樓的。是我爸爸他們，把帝國主義趕出了上海。”我知道自己有失厚道，一邊給曉風斟酒，一邊取笑他說：“是啊，當年你老爹把帝國主義趕出上海。現在，你又把帝國主義請回上海合作雜誌。”曉風哈哈大笑，他的臉更紅了，這一回紅得像黨旗。
是玩笑嗎？歷史就是玩笑啊，惡毒的玩笑。昨天，霞飛路改成了淮海路，麥琪路改成了烏魯木齊路，革命的地名覆蓋了殖民主義的蹤跡，今天，浦江再次融入紐約的元素、巴黎的氣質與倫敦的風範。英語再一次成為所謂上等人的語言，1949年以後以講一口上海話而自豪的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再一次被悄然排擠出城市的核心。這就是歷史，昨天，共產主義的歷史需要蘇北和寧波勞動人民翻身做上海的主人，今天，知識經濟和亞洲金融中心的歷史需要新一代滿口英文的“潮人”來主宰這座轉型中的慾望都市。歷史就是這樣一頁頁無情地翻過來翻過去，人是裹脅其中的，你惟一能做的就是低調。
上海其實沒變，一切如故。衡山路梧桐樹影婆娑，有咖啡的熱香，也有抽菸的女子，人人都是過客，不奢望天長地久，都只是驚鴻一瞥笑看人間滄桑的。衡山路最美麗的時光不是午夜，而是傍晚。這時候，街上華燈初上，行人稀少，沿着寬寬的梧桐大道輕盈步行，只見西式的洋房、古典的教堂、街頭的公園、私人的小院、還有散落各處的酒吧和咖啡館，全都披上了一層迷人的華彩，讓你彷彿身處靜謐的夢境。
桃江路的紅房子是暖意融融的，化干戈為玉帛的。陝西南路是活色生香的，每一家店鋪都是訓練有素的勢利笑靨。徐家匯的上海老站永遠屹立在那兒，調動着食客的熱情，還撫慰着遊子的落寞。那些典雅的海派洋房，重要的就成了歷史文物，不夠重要的就改作餐館。華山路、東平路的名人寓所和花園洋房都開了特色餐廳，屋裏擺設着老唱機、吧檯、化裝盒、雪茄房和泛黃的老照片，這些公館和老房子裏處處是談資，談的是財富、股市、政治聯姻、留洋和私情。上海的私情是要有金錢作為支撐的，貧賤夫妻百事哀。錢是這個城市萬種風情的源泉，有多少錢就有多少情義，錢用完了，情義也就到了盡頭。世紀大道的白領也好，皇家艾美的舞女也罷，和上海的關係只能是情人關係，不會是夫妻關係。情人是情義，夫妻是恩愛；情義是用來有福共享的，恩愛是用來有難同當的；情人是以紙醉金迷為底色，夫妻是以柴米油鹽為基礎的；情人的收場是長恨歌，夫妻的結局是生死別。蘇州河是見證，十六鋪碼頭也是見證，見證舊時代的榮辱和新世紀的悲歡，陸家嘴的輪渡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此岸渡到彼岸，也不過就是從浦西渡到浦東，從和平飯店渡到金茂大廈，從舊時代的慾望渡到新社會的慾望，黃浦江水想洗盡鉛華，卻洗也洗不盡，這就是上海的渡。
崑曲和這座城市的品質是暗合的，暗合她的香豔，暗合她的綿軟。上海是歐美精緻和江南精緻的疊加混和，蘭心大戲院和逸夫舞臺就把這精細一點一點地耕作、一夜夜地上演。崑曲是悶騷的，這很像上海，崑曲也是頹廢的，這也像上海。我來到蘭心大戲院看上昆的戲，祛除了冬春的寒意，只覺春風滿懷，看杜麗娘在幽暗裏嗚嗚咽咽，另有明晃晃燈光照耀下醉酒佯狂的楊妃。為前來劇場觀賞崑曲的歐美朋友們翻譯劇情是個酷斃了的挑戰，80後的“飛青年”首先是把《牡丹亭》譯成《一箇中國少女在悶騷的春天》，然後將《貴妃醉酒》譯作《酗酒的中國皇妃》。這樣的翻譯是多麼上海、多麼“雷人”啊，在全球化後殖民主義語境中解讀古老的東方文化。崑曲是展示人生的美好，“飛青年” 不是說美好是需要“無菌環境”的麼？現在，如果現實中找不到賴以美好的“無菌環境”，這虛擬的舞臺就是最恰當的無菌室，在舞臺上，藝人們可以極盡生命的純美。
浦東是浦西的21世紀升級版，不過這種升級是不得要領的。今日的上海其實是沒有靈魂統領的，更像一具肉身和軀體的都市。30年代的上海不僅有金融豪賭和商業冒險，還有居於世界前列的文學藝術和新聞報業。今天的東方藝術中心、上海大劇院和上海博物館全不像是從這座城市的土壤裏自然生長出來的，而是花費巨資買來的昂貴珠寶和豪華鑽石，生硬地鑲嵌在城市的中心廣場，來標榜這座城市的人文厚度。當今時代，文化已經沒有可能再屬於上海了，文化完全由官方意識形態派生，文化就只能是京城文化，文化就是央視文化，文化就是春晚、張藝謀、趙本山和小瀋陽。
今天陸家嘴的白領金領就是舊時上海灘洋買辦的現代化翻版。他們過得辛苦又舒適，體面而國際化，浮華而迷亂，在中國接受完高等教育，歐風美雨一番再海歸，供職於陸家嘴的投資銀行，在聯陽社區買套複式公寓房，開輛霸氣的日本車，到湯臣中心打高爾夫球，晚上還經常逛到碧雲社區附近的紅公雞酒吧喝兩杯，一進門，見到老熟客，寒喧的話就是“Jackson， 好久不見啦。我三天前剛從紐約回來。碧雲社區真的非常非常紐約啊，光臨此地如同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的紐約。兄弟我在美國的時候……”上海白領金領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多麼抒情、多麼“話劇腔”啊，彷彿紐約真的是他們的故鄉。
白領金領們雖然留洋歐美，但畢竟生在當代。比起老克勒那一代，他們是粗糙的。老克勒們整天嘆息，上海真是江河日下啊，三十年代有周旋、阮玲玉，四十年代有白楊和秦怡，五十年代有孫道臨和上官雲珠，八十年代有陳沖和張瑜，可現在，上海灘連娛樂明星也沒有了。老克勒是邊緣的上海遺老，在百樂門舞廳跳國標舞，他們總愛指着舞廳的某個角落說：“和當年一樣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這裏滑過一跤。”這份肆無忌憚蔓延着的懷舊氛圍，催生了老克勒回憶中一個又一個的場景——昏黃的燈光，濃重的陰影，黑暗中閃爍的眼神，老式的座鐘，飄逸的旗袍，也將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徵放大開來，熨得筆挺的條紋西服和腿管很細的褲子、領子潔白的襯衫、纖毫不染的鋥亮的尖頭皮鞋，一把永不離手的陽傘，它的柄部擁有一個彎頭，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說一點洋涇浜的英語，考究的老克勒還講究發音是典雅的牛津腔還是下三濫的美國水手腔，併為此分出不同等級的圈子。姿態優雅，舉止講究。他們戒不了吃西餐、喝紅茶、打英文信件的習慣，他們仍然聽二三十代的爵士音樂，戴他們從年輕時就喜愛的勞力士、歐米茄，跳那個年代的國標。這些習慣根深蒂固，以至於他們將此等同於高貴、上流。他們不能忍受時下流行的音樂、舞蹈以及其他，甚至同樣是國標，他們也嚴格區分開來。他們生活在光陰的深處，全然不顧世上的戲已經唱到哪一齣了。
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產階級幽靈。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長歲月中，來自外界的嚴錮，又使得他們的童年記憶的力量變得更加頑固和強大。他們對打扮的一絲不苟的精神，以及對生活情趣的執著追求，是一種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國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對金錢的渴望。它只是一種對西方（主要是英國近代紳士的)品位、格調、情趣和體面生活方式的極度膜拜而已。他們是自己的生活教義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學的牢籠裏，並且為之奉獻出了一生的熱誠。
老克勒羣體更像一個不合時宜的孤島，杵在大上海，他們在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大光明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流連忘返，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新生代喜歡的是衡山路、新天地、茂名南路、香樟花園、田子坊、金茂大廈87層的九重天、肇家浜路的真漢、陝西南路地鐵站裏的季風書園。新生代去星巴克和哈根達斯約會，去錢櫃唱歌。老克勒又感慨這些新生代上海白領，比起他們那個時候，真是江河日下啊，這些已經讀到碩士博士、留洋哈佛耶魯的白領們品味大不如前了。
老克勒總是評點來評點去，說這樣不好，那樣才叫好，那樣的人生多好啊，那樣的年代多好啊。還是城隍廟弄堂裏的阿姨更富有人生的智慧，雖然每天只讀一點《新民晚報》，可畢竟是識世相、明事理的，她們笑盈盈地對老克勒們說，“別總是覺得從前好，也別老覺得未來就會好。這世上哪裏有什麼好啊，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等到了龍華殯葬館，一了百了了，也就萬事都好了啊。”弄堂裏的阿姨們一邊用豆漿機打着新鮮的豆漿，一邊聽着收音機裏的獨角戲，或者哼着越劇小調，大口嚼着快過期的蘋果，一天比一天伶牙利齒，又一天比一天手腳麻利。
虹口弄堂裏的阿姨道出的是真理啊，別總是讚美從前好，也別老是期盼未來就會好，這世上哪裏有什麼好啊。因此，要習慣於一種思維方式，不好是正常，好是意外，是中了大獎。你總是好，只能說明你碰到的意外多，說明你運氣好。這就是上海這座城市的哲學精神。康德、海德格爾們皓首窮經的繁瑣命題，被上海里弄市井三言兩語解讀完畢了。冬去春來，斗轉星移，日月更替，年華老去。不神祕，不抽象，不宏大敘事，講現世，講實惠，講快樂，這就是上海，一個精明、世故而蒼涼的上海，用萬劫不復的人性丈量世間萬物的上海，以歷久彌堅的悲情穿透天下眾生的上海，一個不必通過大乘佛教或小乘佛教，在俗世紅塵中就完成渡人渡己歷程的自我陶醉、自我開脫、自我救贖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