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將他的不正常歸之為他在美國十幾年的”游牧”生活，可是老張說他在美國建築界也是旁類。
張永和是一個建築師。
他在北京的工作室叫“非常建築”。
非常就是不正常。不以商業盈利為目的的建築事務所。中國獨此一家。
張永和招募新人時，有一條，就是不能太正常了。老張自稱是中國建築界的異類，奇談怪論令同行皺眉，繼而羣起攻之，大有將其逐出業界之勢。
張永和去年(2003年)歸化為美國籍，有人將他的不正常歸之為他在美國十幾年的”游牧”生活，可是老張說他在美國建築界也是旁類，只不過那裏流派紛呈，他也就相對正常，他的設計在美頻頻獲獎可以為佐證。
張永和有一位在中國建築界名聲卓着的父親，張開濟。張老先生是建國初期北京十大建築的設計師，中央電視臺的“東方之子”。
那次採訪是在張老先生的家中進行的，記者當然不會放過父子兩代均為着名建築師這一細節。“東方之孫子”張永和對着鏡頭說：“我和父親除了面貌象外，建築理念都不相同。”
張老氣得不行，說老張在全國人民面前跟他過不去。對於專業上的分歧，張永和向來是寸步不讓，大太魯力佳一直埋怨他人事不知。
去年聖誕節，我從上海到北京，頂着北京特有的寒冷找到了張永和在中央民族大學的叫“非常建築事務所”，那是連接兩棟樓的一個封閉式通道，稍微弄一下就當作了辦公室。沒有暖氣，一張大桌子鋪滿圖紙。幾臺電腦，張氏夫婦，還有幾個精神十足的年輕人。
老張穿着件中式面襖，帶着頂雷鋒帽(他稱為“頂戴花翎”)，手裏捧着本艾青詩集。浙江金華要建一個艾青紀念館，張永和想根據艾青不同時期詩作的風格來劃分空間。他的設計最後因未獲艾青夫人的同意而胎死腹中，因為老張的想法太非常了。
“非常建築”的年輕人邊聽Walkiman邊在電腦上畫圖，還偶爾指導一下他們的張老師，魯老師該買哪種品牌的音響，張永和說他們現在要招人很困難，既不能沒經驗，又不能大有經驗了，容易陷入一種模式。現在”非常建築”還付不起高薪，可是老張的要求又很高——”最後，我發現我們要的是聖人。”老張嘿嘿地笑了。
老張不想把工作室變成公司，他是要幹有意思的活兒.對於送上門來的商業利益，他不見得想回避，但他確實不想主動去追求。美國人到了聖誕節會把一年來做的事寫下來，打印無數份向親友散發，類似於賀年卡。那天我在張永和那兒也看到一張，1996年的每個月都排得滿滿的，唯有二月寫着“歡渡春節”. 1996年他們一共接了10個活兒，老張說“生存沒問題了。”
民族大學離張永和，魯力佳的家僅隔一條馬路，他們的交通工具是兩輛自行車。我坐上老張的“二等”(自行車後座)，一路上聽他們夫妻倆說笑話。魯力佳說有個朋友的事務所和他們同期開張，專攻商住樓，現在已經開上奔馳了，說起話來腔調都變了。
說上幾句話，你就能知道老張看過許多書。在他的設計裏，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書和電影的蛛絲馬跡，它們就像分子，原子一樣漫遊在他的血液裏。
我記得他有一個獲獎作品，傳達的是“窺視”的概念，靈感來自希區科克的電影後窗。
愛爾蘭作家弗蘭歐佈菜恩1964年的小說《多爾基檔案》中有個科學神話：根據現代科學理論，甲乙兩種物質猛烈地碰撞，甲的部分分子就會進入乙，反之亦然。所以在道路坎坷的多爾基，常年騎車，人分子也會逐漸進入自行車，自行車分子同時逐漸進入人體，最後便出現了半人半車的東西。
張永和設計北京席殊書屋時，就造出了一個半書半車的東西——書車。書屋利用一棟1956年建造的辦公樓的現有空間，這棟古典風格的建築有着嚴格的中心軸對稱，在西側與它相對應的位置上則是個通道，停了不少自行車。按照古典規律，書屋的空間原先也應是個通道.張永和在思索中看到了書架和自行車的重疊，一個半書架半自行車的裝置出現了，它可以壓上二，三千冊的圖書，車輪又可轉動，老張似乎完成了一個歷史使命，成全了那懷才不遇的通道。
可是和業主溝通時，張永和只能換另一套簡單的說明，他的解釋是”學富五車”.建築師和業主之間永遠存在着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
張永和最近回母校東南大學講課，學生們馬上就敏感地覺得這位張教授跟他們的老師講得不一樣。比如他從來不講造型，傳統建築界認為建築就是造型，張永和則認為建築就是空間。清華大學、天津大學請他講了一次課，也就不再請他了。學術問題從來就不只是學術問題。
相對於建築界，北京文化界卻對張永和青睞有加。“讀書”雜誌約他寫文學與建築，還要他組織跨學科的建築研討會，一會兒聽說他和某個搞雕渠的打得火熱，一會兒聽說某個畫現代畫的要跟他交換作品，寫小說的餘華也給他拉活，還是一挺大的活兒。
陳逸飛在北京的畫展，張永和拉着魯力佳也去了，沒看完就吵着要回家畫圖，他說畫裏的那些女人全像穿着戲裝的女文工團員。
張永和和魯力佳在北京白十橋的家是他們的得意之作。極普通的一居室，整個裝修工程可概括為“拆了兩堵牆，砌了半堵牆”.他們找來原始圖紙，把非承重牆拆掉了，之後臥室面積擴大，客廳變成了工作室，廚房則完全消失了。原來是陽臺的地方砌了一個半人高的炕，上面放着一個北京磐家園古董市場淘來的明式茶几。
新居落成後，有位親戚來參觀，上上下下看了一遍頗為疑惑：“你們那幾十萬花在哪了？”
屋裏幾乎沒有任何傢俱和電器，分隔臥室和工作室的那堵牆一面是木製書架，一面是壁櫥。居中開了個門洞，門上有轉軸，門可以摺疊，讓我想起黑澤明的蜘蛛巢域(麥克白斯的日本板)的城門。
臥室的地上鋪了一層木頭，離水泥地面有一寸的距離，走上去有彈性。在一個角落放着一張牀墊。
工作室裏懸着一盞IKEA燈。是從香港帶來的，還有四把倚子，是張永和喜愛的一位設計師的經典作品。裸露在工作室裏的幾根管道常被誤認為是什麼抽像設計，其實原本就是砌在牆裏的水管和煤氣管。房管所因此斷了他們的煤氣，說要麼把牆砌回去要麼沒煤氣。張永和、魯力佳正好得了不開伙的理由，在兩邊父母那兒輪流蹭飯。有個老外看了他們的家，用不太標準的中文說：“你們只有精神沒有物質。”可是年輕人和文化圈的人都很喜歡，常有慕名造訪者。張永和也考慮做些改善，最近新添了電視和VCD。
張永和有個重大愛好——看電影，幾近惡性的程度。他在美國伯克利任教的時候，電影院也能算他住過的地方之一，電影票是租金。一下班就進電影院(看電影已在班上研究好了)，深更半夜出來回家睡覺，幾乎每天都是這樣。
回到北京，儘管忙得人仰馬翻，但星期五晚上固定的娛樂節目是看幾盤VCD，老張告訴我北京有線電視臺有一檔很棒的電影評論節目，內容非常新，評論也極有水準。
我一直認為如果張永和想改行，應該去當電影導演。他的文字很具畫面感，像分鏡頭劇本。他寫伯克利的冬季落日是這樣的：“電梯廳向西，冬季可以看到夕陽正好從金門橋中間落下去。有一天，落日的光輝染得整個工作室象七武士(黑澤明的電影)的海報，大家都跑到電梯廳裏去看，好像希望能發現比落日更不尋常的東西。”寫文學性的東西，老張用筆名“張永，和”，很酸，但是他喜歡。
對於專業上的不正常，張永和的長相實在太正常了，據說他發胖以前也挺苗條，可惜8歲就發胖了。有人說他像清華老教授，魯力佳說他像街上賣西瓜的，換上老張在夏天的裝扮一一無領汗衫加沒膝大極，還真有那麼點意思。魯力佳則有一副模特兒身材，天生的衣服架子，有人就此認為她是“下嫁”了。
張永和，魯力佳都愛看時尚類雜誌，對世界知名的時裝設計師瞭如指掌。老張最喜歡山本耀司(Yoji Yamamoto )和川久保玲( Rai Kawakuto)的作品，“可惜大貴了。”他一得到稱心的新衣服，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來穿上人看。有時，老張還會翻起衣領讓給行家鑑定一下商標。他對所有非常的設計都有濃厚的興趣，最近他買了一輛北京藝術家王魯炎改裝的注前蹬往後走的自行車。
我們常常被告知要在一種模式下生活，比如：要賺錢，要相愛，要結婚生子……在美國的中國人的正常模式是——穩定的工作，買車，買房子，生孩子，勤儉節約為下一代積攢私立大學的學費，過有名無實的中產階級生活。
張永和則完全是個異端，他和魯力佳不要孩子，也沒買房子，滿世界亂跑，還辭去了令人羨慕的美國名牌大學的教職，跑回中國來。在“非常”這點上，魯力佳和老張非常匹配。1988年，老張回國參加學術會議邂逅魯力佳，隨即兩人便雙雙失蹤。他們倆一起在加拿大影院看過無數場電影、又在歐洲共遊紅燈區，張永和在體斯頓的萊斯大學任助教時，魯力佳是建築系的碩士生。魯力佳說標準的普通話，經常充當老張的發言人。如果”非常建築”要往商業化發展，經理的理想人選是老張大太，而不是老張。
張永和是個很有趣的混合體，並非“融中美文化”可以形容，不同歷史時期都在他身上留下烙印。他還使用着“愛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之類的詞彙；他隱藏得很深的“鬼子”樣，一跳起迪斯科便暴露無疑——那是純美國式的；他說那種衚衕裏的北京話，整個一老舍筆下的人物。
那種二十四、五歲時去美國，據說頭五年沒講中文。老張說：“那時特別想當美國人”，據小道消息他還有過外籍女友。
某次他和美國同學一起上街，在十字路口豎立的一面凸面鏡裏猛然發現了夾在一羣黃頭髮藍眼睛裏的自己--“我操，還是個中國人。”
後來，老張越來越覺得中國的東西有意思，再後來就呆不住了，他說：“我想生活在一個文化的中心，而不是文化的邊緣。”至於美國護照，純粹是為了方便。
在遇到魯力佳之前，張永和曾去相親不下20次。除了好奇心之外，還有一種僥倖的心理。就是乘人不注意時從相親主角的位置溜到配角甚至是旁觀看的位置。張永和樂於當看客，前幾天又打電話說：在北京三里屯的露天咖啡座看時髦人。但是他也想被看，特別是被美妞看。每次聽他說“美妞”之類的話總是不信，跟他對不上號，可他肯定他說：“我雖然結了婚，可是我沒死啊。”
當夠了看客，現在是被看的時候了。張永和佔據了有利地形，他已經站在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