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來，多少人試圖在維也納留下自己的名字，在維也納寬街窄巷的深處，在城市一隅徹夜亮燈的閣樓中，在光芒四射的舞臺或是漆黑一片的後臺上，這些蒼茫大地上異鄉人的身影無處不在。
盛世
《羅斯芭蕾》散場，一場長達兩年的婚禮終於落下帷幕。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萊奧波德一世（Leopold Ⅰ）和西班牙公主瑪格麗特。特蕾西亞在貴族們的簇擁下，緩緩移步走向霍夫堡金碧輝煌的大廳。皇冠上碩大的祖母綠和尖晶石，在人們的瞳孔中變幻出燃燒的火焰。那些火焰，大部分人終其一生都無從企及，對他們來說，僅僅觀看一場歌劇，已經足以心滿意足。
約瑟夫廣場上那個佈滿腳手架的角落，仍然暗中積蓄着力量，它傲慢而緘默地目送着這些華麗過場。它才是為了婚禮而修建的新歌劇院，只是，直到漫長的婚禮結束，它卻依然只見冰山一角。按照當初的日程，如果這座劇院能準時落成，本該上演威尼斯作曲家安東尼奧。切斯蒂（Antonio Cesti）應邀特別創作的巴洛克式宮廷歌劇《金蘋果》，可工程遲遲不結束，《金蘋果》也被迫順延，《羅斯芭蕾》取代了它；歌劇院沒有竣工，演出只能在廣場上進行。人們無法想像，一場皇室婚禮居然長達兩年，更無法想像，為了婚禮而修建的新劇院，工期竟然比婚禮更為漫長。
直到一年後，約瑟夫廣場上那個緘默的巨人才向維也納人揭下神祕的面紗。那一天，城裏不少普通百姓受到萊奧波德一世的邀請，他們帶着受寵若驚的神情，魚貫進入新劇院。花團錦簇的貴族包廂，臺前龐大的歌隊，以及臺上一望無垠的大海和精緻的巨型航船佈景，這一切無不在提醒觀眾，他們正置身於傳說之中。神聖羅馬帝國七百年的盛世氣象，被切斯蒂輕而易舉地濃縮進一場歌劇裏。
《金蘋果》沒有讓維也納人失望，這部登峯造極的作品，甫一開場就使人們因為驚訝而陷於沉默。長笛和小提琴婉轉地掀開一個新紀元，神話中妖嬈的歌聲自愛琴海而來，如一尾靈動的海豚，一躍跳入蔚藍的多瑙河，隨着柔波緩緩淌入維也納人癡迷音樂的心靈，而急風驟雨中的作戰場景、激情澎湃的詠唱演繹又使人們的精神為之一振，全身心沐浴在帝國的榮光裏。在帝國的莊嚴與榮耀面前，希臘諸神也只得作為襯托皇后氣質的橄欖花環：天后赫拉、雅典娜、阿芙羅狄忒3位女神爭奪金蘋果，最終卻心甘情願地將金蘋果獻給瑪格麗特皇后。大段跌宕起伏的詠歎調充分調動起人們的五感，所有人都在慶幸，自己生在這樣一個開明自由的時代，可以與皇帝平起平坐，同看一齣經典。
《金蘋果》的豪華陣容，即便是兩百多年後的當代歌劇也望塵莫及：它動用了包括一個芭蕾舞團、一個管弦樂團、四十八名獨唱在內的一千多名演職人員，塑造了當時堪稱不可能的上天入地的飛昇道具和亦真亦幻的烈焰機關。對西方音樂史而言，它突破常規，比一般的三幕歌劇多出兩幕，全劇共六十六場，切換佈景二十四次，持續了近八個小時。人們用經久不息的掌聲與歡呼聲來回應這次音樂史上的偉大變革。目送那些濃妝豔抹的女神們提着裙裾謝幕之後，人們踏着夜色，離開劇院。這座政治首都從此有了與歐洲文化中心一爭高下的潛力。《金蘋果》所創下的歌劇時尚，在歐洲歌劇界延續了整整一個世紀。
維也納人理應驕傲，因為他們迎來的是一代代空前絕後的明主，正是在他們的推波助瀾之下，維也納才得以成為恆久的世界音樂之都。
萊奧波德一世本人就是歌劇的擁躉，他甚至親自執筆，為《金蘋果》的樂譜錦上添花。他能體會維也納平民熱愛音樂卻無法靠近音樂的無奈，因而慷慨地向羣眾敞開新劇院的大門。相比遠征時隨身攜帶私人樂隊的馬克西米利安皇帝，萊奧波德一世善意的舉措無疑顯得更有遠見：當一位皇帝決定向他的臣民敞開心扉之時，音樂天堂也向這座城市頒發了永久的通行證。被萊奧波德一世反覆摩挲的金冠，穿越了65年的時空，見證了帝國如何在17世紀與18世紀之交稱霸歐洲，也見證了人們如何在一個開明的時代，享受前所未有的藝術饗宴。在此期間，僅在維也納，就上演了近四百場歌劇、芭蕾舞劇、安魂曲和清唱劇。這些數字、形象和歌聲疊加在一起，還原了一個城市因音樂而沸騰的本源。維也納音樂學院教授弗朗茨。恩德勒則一語道破了天機：“對於音樂愛好者和對音樂感興趣的維也納訪問者來說，如果對萊奧波德一世有幾部作品說不上來，或是對瑪利亞。特蕾西亞對音樂的癡迷程度毫不知曉，這並沒有關係，只要他們知道一點就足夠了：即在當時強大的帝國裏，音樂是既能為一般百姓尊重也能為皇帝所理解的藝術。這是音樂在維也納佔有空前地位的前提條件。“
瑪利亞·特蕾西亞女皇（Maria Theresa）加冕之後，"音樂之都"的桂冠也隨之垂青維也納。女皇一邊用錦旗與鐵騎驅散四起的狼煙，一邊為奧地利砌造文化藝術的溫泉，還維也納一個歌舞昇平的盛世。
23歲的瑪利亞。特蕾西亞，四個孩子的母親，她的即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創世紀之舉，若不是卡爾六世膝下無子，她決不可能站在歷史之巔。然而，迎接她的不僅有人民的愛戴，還有周圍公國蠢蠢欲動的野心。這位史無前例的女皇披荊斬棘，硬是在男性主導的世界裏，在頻繁的戰事中，為帝國覓得一線生機。她遺傳了祖輩父輩對藝術的熱愛，時常參加芭蕾舞演出，對音樂有極高的品位，對音樂家也獨具慧眼。維也納古典樂派第一人海頓（Franz Joseph Haydn）於1772年完成了C大調第48交響曲，因深得女皇嘉許而易名為《瑪利亞。特蕾西亞交響曲》（Maria Theresa symphony）。遙遠的東方舞者亦成為女皇的座上賓。在女皇的影響下，宮廷貴族和政要們盛裝端坐，沉醉於中國元朝大戲中的悲歡離合。
1762年，年僅六歲的莫扎特在父親的安排下來到美泉宮，為女皇演奏鋼琴曲。一曲終了，女皇欣喜異常，盛讚了這位"來自薩爾茨堡的神童"，而莫扎特也激動萬分，大膽地跳上女皇的膝蓋，小心翼翼地親吻她的臉龐。女皇不僅沒有責怪他的唐突，反而很欣賞他的天真與才華。特蕾西亞女皇用羽扇翩然揮舞出維也納的藝術舞臺，而她的兒子約瑟夫也為這座華麗的舞臺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在他們的感召下，格魯克、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施特勞斯父子等音樂史上振聾發聵的名字從四面八方聚攏到維也納，又從維也納走向世界。
月光下的多瑙河畔，小夜曲、圓舞曲和交響曲滲透到維也納的甜美夜色中，使18世紀末的維也納，綻放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華。如今，在維也納城中，熙熙攘攘的外來遊客大多在尋找茜茜公主當年生活的痕跡，鮮少有人會去關注特蕾西亞女皇這位已成雕塑的偉大女性-儘管，她的雕像矗立在城市的最醒目處，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是城中最重要的街道。或許，她從未被奧地利人所遺忘，只是天天見面，已親密得如同海洋與空氣。而她對音樂的熱情，她所締造的音樂傳統，也已經滲入了維也納人的血液之中，這是帝王為這座城市所能帶來的最寶貴的財富。
追夢人
當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人用啓蒙主義的理想照亮巴黎時，維也納也迎來了西方音樂史上接踵而來的革新。從18世紀伊始，來自佛羅倫薩、威尼斯、巴黎、漢堡、倫敦的音樂家、劇作家雲集維也納，他們放棄了馬不停蹄的驛站生涯，把維也納視作精神上的故鄉，也將歷史的偉大變革和千千萬萬個隱祕而高貴的自我，獻給維也納。維也納由此成為歐洲音樂的心臟，它的每一次強勁躍動，都來源於音樂家們與現實、與 自我鏖戰的激情。維也納收容了這些志向各異的天才們，有人來實現夢想，並幸福地留了下來；也有人離開，又滿身風塵地歸來。
就像安東尼奧。切斯蒂選擇在維也納上演《金蘋果》一樣，德國作曲家格魯克也將征途的第一站設在維也納。格魯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曾遊歷各國，深諳各地的歌劇傳統，但是他對於歌劇表演的現狀並不滿意。千篇一律的歷史劇成為主旋律，得寵的閹人歌手在舞臺上肆意妄為，程式化創作和表演已使意大利正歌劇窮途末路。作為維也納歌劇院的指揮，作為一名身孚厚望的作曲家，格魯克不能容忍歌劇像在意大利那樣，死在維也納。正歌劇必須讓位於新歌劇，這不僅是歷史更替的必然，也是維也納觀眾們的現實需求，格魯克早在上任之前，就已經在暗中開始醞釀一次新的變革。
格魯克並不是冒進的改革家。8年礪劍之後，《奧菲歐與尤麗狄茜》於1762年秋在維也納公演。格魯克大刀闊斧砍去歌劇虛飾，在經過自己洗濯的意大利歌劇風格中，融入了法國歌劇中的合唱、芭蕾的元素。意大利旋律的雍容典雅，德國旋律的古老莊嚴，法國旋律的恢弘精妙，一如皇宮前的汩汩噴泉，雖取四方之水但渾然一體，這次非凡的雜糅使格魯克一夜成名。在隨後的幾年中，格魯克又為管絃樂隊負責的序曲安插了導入劇情的重任，並將傳統歌劇中的閹人歌手換成男高音，在人們的驚呼聲中，為業已僵死的歌劇注入新鮮血液。
19世紀末，波希米亞猶太裔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在勃拉姆斯的大力舉薦下，接任維也納皇家歌劇院總監。他先後在布拉格歌劇院、布達佩斯歌劇院和漢堡歌劇院擔任主要指揮，在保守勢力面前，馬勒的革新主張寸步難行，維也納皇家歌劇院則為其提供了大展拳腳的契機。當歌手以傳統為由，質疑馬勒刪去演唱時的裝飾音時，他的回答語驚四座："傳統是懶散的藉口。"在他擔任指揮的十年中，演出劇目的水平和舞臺效果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歌劇院原本堪虞的經濟狀況扶搖直上，而他的個人影響亦遍及歐美。
維也納精神吸引了像格魯克、馬勒那樣雄心勃勃尋求變革的作曲家，也感召了一大批像海頓這樣的追夢少年。這些散珠遺貝原本只在海底的泥沙間閃爍着幽獨的光，然而，大都市的燈火卻千萬倍放大了它們的價值，甚至將其輝映成世上獨一無二的極光。
1732年愚人節出生的海頓，代表了鄉村少年在維也納躋身城市精英的典型。海頓是家裏第二個孩子，他先後見證十一個兄弟姐妹中的六個早殤，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音樂成了這位擁有絕佳歌喉的少年唯一的出路。作為後起之秀，莫扎特無疑比海頓幸運許多：莫扎特六歲時，已經享譽歐洲，而彼時的海頓，不過是小城市裏教堂唱詩班的一員；在莫扎特漫遊歐洲，隨名師學習技藝的年紀，海頓正經歷變聲的痛苦，若不是父親的阻攔，這位懵懂的少年差一點就在樂隊指揮的哄騙下成為閹人歌手。維也納也許是莫扎特的天堂，但海頓與維也納
的際遇卻使他直麪人生的大起大落，瞬間從世態炎涼跨越到溫情脈脈的人間。
被逐出唱詩班之後，山窮水盡的海頓在維也納街頭風餐露宿，有幸遇到了男高音歌唱家施龐克勒（Spangler），後者將海頓安置進自己並不寬裕的住宅，使他得以在這個繁華的大都市中，擁有一個最起碼的容身之所。而維也納遍地開花的小型樂團則在經濟上挽救了海頓，他依靠加工樂譜、擔任指揮助理和授課聊以度日。海頓的音樂之路，比其他人更為心酸無常：從唱詩班的寵兒，到維也納的流浪漢，先是娶了一個乖戾殘暴、會將樂譜當成抹布和包裝紙的妻子，又擔任匈牙利貴族私人歌劇院的指揮，三十年以來一直過着奴隸一般的日子。海頓曾悲哀地寫道："我坐在我的荒野裏，幾乎沒有人類和我在一起，我是很痛苦的……最近幾天我也不知道我是樂長還是劇場驗票員……要知道經常做奴隸是很可悲的……"然而，只要給他紙和筆，就像是神將光芒播灑進人間。當維也納人沉醉於海頓朝氣蓬勃的交響樂之中，也許會忘記這位音樂家坎坷的一生。
海頓不是莫扎特，他不會不屈不撓地撲向封建勢力；他也不是貝多芬，不會咆哮着將坎坷的現實撕成碎片。若海頓不能忍辱負重，他就不可能於絕處逢生，維也納的音樂神廟也根本不會將其列入史冊，莫扎特和貝多芬也無從與海頓邂逅，與其亦師亦友，傳為盛世佳話。海頓之所以能為海頓，是因為他能於絕境之中苦中作樂，他的痛苦與掙扎似乎全都流進了多瑙河中，流出的卻是數量驚人的輕快樂章，而他的性格也正是維也納市民音樂的精髓所在：生活或許自地獄而來，但必定往天堂而去。
那些著名的音樂大師，也許他們並不是在維也納出生，也不是在維也納成名，但是在揮別榮耀褪盡鉛華之後，他們都回到了維也納，甚至願意將自己的前半生化為煙塵，將自己的後半生託付給這座音樂之都。在巴黎闖蕩了7年後，年邁的格魯克啓程返回維也納，並在郊外買了棟大房子，和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度餘生。他故意遺忘了那些改革的激情歲月，再也沒有作曲，也不願與人談及在巴黎的一切。而像莫扎特這樣的音樂奇才，儘管擁有充分的選擇權，但最後定居在何處卻顯得毫無懸念。沒有一個宮廷可以像維也納宮廷那樣提供懇切而優渥的條件，沒有一個城市可以像維也納那樣擁有成熟的音樂氛圍，這就是為什麼美麗的薩爾茨堡留不住莫扎特，而維也納卻留住了莫扎特的原因。同樣，貝多芬的老師科蘭丁。克諾伊策（Conradin Kreutzer）也不是維也納人，但當他載譽歸國之後，他還是願意回到這個第二故鄉，與親友們慶祝他的成功。並且，直至1849年去世之前，他依然活躍在維也納音樂界。
出生於德國波恩的貝多芬，曾在維也納短暫停留，當他定居維也納並獲得維也納音樂界的廣泛認可之後，也曾考慮過是否到別處去生活。然而，維也納擁有最專業的音樂教師和最嚴謹的提攜者，無論是威尼斯還是巴黎，都無法與其相提並論，因此，貝多芬決意留在維也納，從這座城市的中心到市郊，在成名的喜悅與耳疾的折磨中，痛苦而頑強地創作着，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劇院風雲
17世紀，當萊奧波德一世向維也納市民敞開劇院大門之後，另一場劇變也在歐洲悄然發生。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主義思潮在這塊古老的大陸上傾灑出成片的蝴蝶效應，它們集體扇動翅膀，如疾風驅散烏雲那樣吞噬着宗教世界的黑暗。人類不再分為貴族與平民兩類，中產階級破冰而出，成為歐洲大陸的赫拉克利斯天柱。他們重拾祖輩們束之高閣的藝術理想，在民營劇院、私人畫廊和樂團的策劃與經營中，使音樂之風從宮廷吹到坊間巷尾。1814年的維也納會議使維也納取代了巴黎，立於歐洲政治和文化的頂峯。在此期間，奧地利家庭音樂空前流行，無數業餘的四人演奏組紛紛成立。當大批的觀眾湧向城市和外省的劇院時，也有不少愛樂人士以慈善、心靈等種種名義舉辦音樂會，用這樣溫暖而激動人心的方式凝聚在一起，慶祝國家的強盛。
即便是與音樂藝術有關的建築，人們也在其中注入了對音樂的虔誠信仰。在17世紀，宮廷建築師們可以用三年的漫長時光精心打造一座理想中的完美劇院來慶祝一場世紀婚禮；在19世紀末，維也納也同樣可以發動近三千名資助者，僅用十個月的時間就建成一座"皇帝週年紀念城市劇院"來慶祝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即位五十週年。關於這座劇院的落成，還有一則插曲：時任維也納市長亦出席了開幕式，觀看了兩場演出《瓦林格界線》和《赫爾曼之戰》，前者通俗輕快，後者則充滿歷史感。市長觀後當即表示自己 更欣賞前一部歌劇，本以為可以藉此獲得大眾共鳴，拉近距離，結果弄巧成拙，被嘲笑為市儈低俗，缺乏品位。在維也納人看來，藝術面前人人平等，貴族政要的藝術品味很有可能會遜色於一個衣衫襤褸的流浪藝人。後來，不知是天命還是巧合，這座以帝王之名、發動人民資助的歌劇院，最終被易名為人民歌劇院，成為僅次於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第二大歌劇院。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上演過無數的悲喜劇，但是關於歌劇院本身，也曾有着兩樁令人扼腕的人間悲劇。1860年，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決意拆除一些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牆，在城牆遺址上修建一條環城大道（Ringstrasse），將昔日的內城與郊區加以分隔。人們對這項龐大工程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在首批建築裏修建一個新的歌劇院，皇帝同意了，慷慨地將黃金位置留給了新劇院，欽點愛德華。範。德。努爾和奧古斯特。西卡爾德。馮。西卡斯堡擔任建築師。然而，與環城大道和國家歌劇院熱火朝天的施工同步發生的，是奧匈帝國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和財政上的日漸窘迫。從1859年到1866年，奧匈軍隊在戰場上頻頻與撒丁、法國、匈牙利、普魯士交戰，卻罕有斬獲。1866年夏，柯尼格雷茨一役，大軍又敗給經歷俾斯麥改革的強大的普魯士。人們對戰敗的怨聲載道和冷嘲熱諷最終聚焦於環城大道的建設和國家歌劇院的設計風格之上。儘管有兩位優秀的建築師主持設計，但人們卻將絕望如炮彈般擲向這項工程，甚至將之比喻為"建築學上的柯尼格雷茨戰役"。
1868年4月3日，努爾飲恨自殺；68天后，努爾的畢生知己、另一位建築師西卡斯堡經此打擊，亦抱憾病逝。次年5月，歌劇院開幕迎客，在大堂裏甚至找不到兩位建築師的畫像。後來，維也納人逐漸理解了這棟巍峨的建築及其內部的精巧。兩座建築師的浮雕也出現在大階梯的兩側，他們始終帶着建築師的嚴肅神情，回溯自身使命，迎接四方來客。
如今，在歌劇院的門樓上方，矗立着兩座騎天馬的戲劇之神的青銅雕像。然而，在1869年，騎着天馬的並非戲劇之神，而是拿破崙一世和弗蘭茨。約瑟夫一世。戰事連敗，約瑟夫一世竟認為自己堪與拿破崙比肩，這無異於天大的諷刺。維也納人忿忿地給這兩座雕像起了許多千奇百怪的綽號。幾個月後，約瑟夫一世只得尷尬地撤下兩座人物雕像。後來，這兩座雕像被獵奇的美國人請到了費城紀念大廳前。這再一次驗證了維也納人在藝術方面的率真與執拗：皇帝肉身可滅，戲劇之神永生。
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既受皇帝欽命又受民眾關注的歌劇院，維也納國家國劇院是幸運的，因為它自從建成伊始，就始終沒有改變過自身的使命。相形之下，維也納河畔劇院更加命途多舛。自18世紀晚期修建以來，儘管貝多芬在河畔劇院首演過他的許多作品，小約翰。施特勞斯也在此親自指揮他的《蝙蝠》，掀起維也納輕歌劇的"金色時代"，雷哈爾的《風流寡婦》又在此首演，開啓維也納輕歌劇的"銀色時代"，但劇院本身經過無數次的休整和重建，先後被用作歌劇院、輕歌劇院、音樂劇院和音樂廳，1950年代又因為國家歌劇院的重新開幕，而差一點變成電影院、商場和停車場。所幸，熱愛音樂的人們並未遺忘這座功勳卓著的市郊劇院，使其在接下來的歲月裏重煥青春。除了國家歌劇院、人民歌劇院和河畔劇院之外，維也納先後建有凱恩特內托劇院、城堡劇院、維登劇院、萊奧波德施泰特劇院、約瑟夫施達特劇院、維也納室內歌劇院、維也納新歌劇院等，專門演奏音樂會的還有金色大廳和音樂會廳。依託着這些劇院和音樂廳，維也納愛樂樂團、音樂之友協會、維也納交響樂團、維也納音樂家樂團、維也納童聲合唱團也從草創期的默默無聞，逐漸走向世界音樂史的風光前臺。
維也納並非歌劇和交響樂的發祥地，然而，16世紀末歌劇傳入維也納，一如明珠墜落滄海，激起千層光芒。此後，政治中心、地理要衝、商貿重鎮的美名漸次讓位於音樂之都。在這座傳奇之城裏，音樂家們幸遇明主，音樂愛好者亦生逢其時。維也納的黃金年代逐漸由皇帝主導的時代，轉變為音樂家主導的時代，音樂亦由上層階級的趣味，變為大眾的信仰。在維也納人堅貞的信仰面前，時光如浮雲掠過青空，這座城市逐漸從被影響者成為影響者，世界一流的音樂家和歌唱家聚居於此，他們快速飛舞的羽毛筆和指揮棒使維也納成為世界音樂的中心。
那些曾經年輕的天才，也許已經歸於塵土，然而，那些一度幽暗蜿蜒的道路，卻已然被抑揚頓挫的音符鋪成坦途。千年以來，多少人試圖在維也納留下自己的名字，在維也納寬街窄巷的深處，在城市一隅徹夜亮燈的閣樓中，在光芒四射的舞臺或是漆黑一片的後臺上，這些蒼茫大地上異鄉人的身影無處不在。不論這城市是否有他們的雕像或是紀念館，他們所創造的激情，他們生存過的痕跡，早已經化作了城市靜默的街燈，以及寒夜裏屋檐間滴落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