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攝影策展人顧錚給攝影師曾力做了一個展覽，叫做“空間生產考察報告”，展示了曾力從1998年開始拍攝的各種城市空間，如果將攝影作為一個生產過程來定義的話，我覺得，我拍攝的“我住在這裏I LIVE HERE”更具有經濟學上的成本優勢，因為我時間成本低，基本上是利用我的業餘時間完成，而且產量大，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更能產生規模效應。而且，有部分圖片，已經進入當代藝術市場進行銷售，形成了產銷鏈條。現在我已經生產了近兩百個深圳人的居住圖景，是寫一個生產報告的時候了。

　　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而且是一個千萬級人口的移民城市，各種人物紛至沓來，在這裏構成一個巨大的中國居住樣本庫，從階層上分，有住封閉小區的中產，住湖邊別墅的富人，住城中村的小白領，還有那爛尾樓裏的城市貧民，工棚裏的民工家庭，工業區夫妻房內的產業工人，也有流落街頭的赤貧人員……從人口看，有人口一般上5人以上的三代同堂大家庭，也有懸空一代的丁克家庭，甚至是奉行獨身主義的個體家庭……從文化構成上看，有南方人、北方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內地和香港之間的婚姻結合，或者中國和外國人結合的跨文化家庭……作為一個紀實文獻攝影師，生活在深圳的幸福程度，有點像剛剛踏入雲南香格里拉山谷的法國植物學家，標本的多樣性，讓他產生了陶醉的暈眩感。我也如此。

　　自從2007年初投產以來，居住圖錄已經生產了近兩百個產品，2007年是高產年，我像一個忙碌的工蜂一樣，遊走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打電話，溝通，勸說，說服，敲門，在公車上打盹，在花園裏等候……每個週末都是忙碌的，光學信號源源不斷地進入我的鏡頭，經過專業級別的光電耦合器的轉換，成為巨幅數碼圖片，或放入硬盤保存，或進入博客進行“市場”推廣。進入2008年以來，可能是經濟環境和個人狀態的影響，拍攝的速度慢了下來，產量有所下降，有的時候甚至有停產的情況發生。可喜的是，2008年是我的圖片開始進入藝術品市場的一年，上海的一家畫廊代理了我的一些作品，併產生了一些銷售記錄，賦予了圖錄產銷鏈條的完整意義。

　　從這期開始，在萬科週刊開設專欄，發表一些圖片的生產過程，每一張圖片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或者平凡，或者傳奇，都通過我與他們的溝通得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拍攝的這些人羣的肖像，是政治正確的，俄羅斯攝影師Boris Mikhailov講，“只有三種情況攝影師才有權利拍攝他人的肖像：第一，用於新聞報道，第二，信任和愛(你和他們已經成為朋友)，第三，付費——這是資本主義的方式。”我想，我是有這個權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