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區一個叫三里河的地方，現在是中國經濟的心臟。那裏是國家發改委大院的所在地。
11月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出臺了兩年內以4萬億元投資刺激經濟的方案，其中今年底前向各地新增1000億元投資項目，發改委的官員說，這1000億元不僅僅是撥付下去，而且是在50天的時間裏要花掉。
據說三里河的賓館、酒店全部爆滿，連深居於居民樓小區的如家快捷酒店也門庭若市，來晚的人只能遺憾地被告知，100多個客房已經全部住滿。甚至據說周圍衚衕的地下室也住滿了來客，都是各省市來跑項目的。
不僅酒店、餐飲生意火爆，三里河一帶各個複印店的機器也在不停地瘋轉，將各省官員帶來的準備上報國家發改委的項目報告書複印或裝訂成冊，有的報告書被複印裝訂了10多套，壘起來有一個書櫃格那麼高。
這實在是讓人難以想像的一幕，最早在三里河發現這場景的媒體朋友告訴我，除了衚衕的地下室裏究竟住了多少跑項目的人還有待繼續調查，其餘都是親眼所見。他笑說，酒店的商務中心裏，隨便在地上撿張紙，也許上面就有一個有利可圖的大項目。
三里河的故事其實並不新鮮，“跑部錢進”成為人所共知的俚語已經有十幾年，只不過在這個冬天，爭奪項目的工作到了爭分奪秒的地步，比如合肥市政府網站的一個新聞標題就是：“市農委進京跑部動作快、準備足、工作實”。2008年的種種類似的故事無非是一再提醒我們，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者是誰，還有所謂的市場化改革共識是多麼容易被遺忘。
一位經濟學博士這幾天連續發表文章呼籲說，“四萬億投資計劃的本質是在內需難振，出口受困的情況下，重新祭起政府投資的大旗，這是各屆政府刺激經濟的必殺技，政府重新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體。從改革的路徑而言，更希望這只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道，並不構成對中國30年改革共識的顛覆。”這樣的話語無疑是很必要的警醒，但是在現實面前無力地像片寒冬裏的落葉。
比起學者，實踐者更有體察，也更無奈。一位銀行業的朋友告訴我，國家的經濟刺激計劃出臺之後，他們的銀行已經在為明後年貸款出現呆帳、壞賬做好準備。因為按照今年四季度的投資安排來看，中央投資與地方和社會投資資金的比例是1比3，這個比例和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央投資與地方和社會投資的比例大體一致。眾多地方政府的項目爭取不到中央政府的資金，主要就是靠銀行貸款，而銀行對這些蜂擁而至又難以拒絕的政府項目，自然是心知肚明。
2008年的三里河故事，未來一定會有很多有趣的、有益的記錄和分析。不過如果我們稍微翻閱歷史就知道，2008年的這場經濟蕭條的內在邏輯和10年前多麼類似：高速的經濟成長，誘發通貨膨脹，政府採取十二道金牌式的行政調控手段，導致經濟迅速轉冷，民營企業大量死亡。
2006年的時候，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處於“半成品”階段，總體上已更為接近撒切爾式的自由市場體制。但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只佔中國經濟總量的28%，卻獲得了將近一半的銀行貸款。電信、航空、能源、傳媒、鋼鐵和汽車行業仍然處於政府強有力的控制之下。政府高度介入經濟的結果是，在過去25年以來，排除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那一年(1998年)，中國是亞洲各經濟體中經濟波動最大的。
我們現在手中擁有的，依然是那個半成品。而從2007年開始，經濟大起大落，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之間只有一紙之隔表現得更加充分。因此歷史給與我們的答案就是，政府再次為市場兜底，市場繼續形成一種依賴的預期和“尋租”的動機，擴大內需造成了表面繁榮和寬鬆的經濟環境，使得經濟轉軌過程中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市場經濟”都各顯神通。這一幕已經在熱鬧的三里河拉開了大幕，接下來的故事難道還會在我們的意料之外嗎？
還是在2006年，吳敬璉先生出版了《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在討論如何解決中國經濟的痼疾時專門有一章節，：“限制政府權力，建設有限政府”。我的朋友吳曉波當時評述說，這是一個觀念，而非戰略。同時，它本身就充滿了矛盾：要讓一個掌控無限權力的機構，主動放棄權力和利益，就好比讓一個商人在他盛年之時散盡家財一般，可得乎？
確實如此，汗牛充棟的，關於中國經濟應該擴大消費的貢獻率，真正啓動內需，減少經濟大起大落，真正讓市場配置資源的分析和言論，在我看來只是無力的吶喊，已經完全淹沒在三里河的喧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