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於1938年的Fannie Mae一直被視為美國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MBS)的奠基之筆。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時設立他的初衷，就是保證房貸資金的流動性；Freddie Mac意譯名是“聯邦住房貸款公司”，由國會在1970年發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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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貸美、房利美這對姐妹花瀕臨破產，也將美國房貸市場推向崩潰邊緣。中國作為第一大海外債權人，3，760億美元國民財富會“因禍得福”，抑或“是禍躲不過”？取決於美國的拯救方案。
上週五，美國兩家政府發起類公司(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簡稱GSE)房貸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傳出深陷財政危機，政府可能接管的消息。一時間，股市風雲變色，道瓊斯工業指數兩年內首次擊穿11000點大關。
五位現任和未來美國經濟“首腦”：美國總統布什、聯儲主席伯南克、財長保爾森、候選總統奧巴馬和麥凱恩紛紛出面表達關注。外界先有報導伯南克提出將開放貼現窗口，隨後聯儲有出來澄清，外界分析認為這“出爾反爾”，顯示政府舉棋不定的窘迫為難。
中國讀者也許奇怪於，這對譯名有些脂粉氣的公司，為何如此舉足輕重？他們雖然是上市公司，卻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和非常特殊的“江湖地位”，不客氣地講是美國房地產貸款市場的“心臟”。
設立於1938年的Fannie Mae一直被視為美國房地產抵押貸款證券化(MBS)的奠基之筆。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時設立他的初衷，就是保證房貸資金的流動性；Freddie Mac意譯名是“聯邦住房貸款公司”，由國會在1970年發起成立。簡單講，他們是美國房地產貸款的最大買家，從債券市場融資，購買銀行的貸款，然後打包出售，或者自己持有，充當着美國房地產貸款的血液-資金供給分配站，目前共持有或擔保着5.3萬億美元的房地產抵押貸款，佔全美未償清抵押貸款的半壁江山。
次貸危機中，它們不但扮演着官方救援隊，也肩負着最後關頭為樓市貸款的重任。他們轟然倒地，美國力挽次貸狂瀾於即倒的努力不但可能付之東流，全球經濟也將面對很大的危機和變數。
而中國國民應該瞭解的是，根據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2007年聯合發佈的“海外持有美國證券情況的報告(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這兩家公司排名前五的外國債權人依次是中國、日本、開曼羣島、盧森堡和比利時。海外投資者共持有1.3萬億該公司的債券，其中中國持有3，760億美元。而成為美國反對政府接盤者最重要的論據。他們指出，這兩家公司的債券既然屬於“非政府擔保債券”，投資者獲得了高於國債的利息，就不應該由拯救“因禍得福”，又享有政府擔保。拯救，會事實上成為用美國納稅人的錢，補償投資失利的中國和其他海外投資者。
美國前政界人士成立的非官方機構Freedomworks總裁Matt Kibbe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他提醒美國公眾注意，中國是最大的債權人。
Matt Kibbe稱，如果中國如果做了不明智的投資，就應該承擔後果，而不是美國納稅人埋單。
非常微妙，需要指出的是，這兩家公司的債券雖屬政府發起人公司(GSE)債券，而非美國政府擔保債券，但卻被“視為”後者。背後的邏輯是，他們對美國的舉足輕重人所共知，政府不可能坐視其有何閃失。雖然從法律上講，政府完全可以做甩手掌櫃。
美國國家利益和中國的債權人利益，就這樣被綁定為一條繩上的螞蚱。美國政府心知肚明不可能袖手旁觀，雖然拯救計劃絕不會比擬定天書簡單多少。如果美國政府接盤，很可能令美國政府債務翻番，進而影響美國國家主權AAA的信用評級。標普就在稍早一份報告中，提示這可能招致的“美國大規模財政危機，和美國主權信貸評級被降級的威脅”，雖然該公司也表示短期內這兩家公司的AAA評級不會被降級。
客觀地講，中國的這筆投資不能成為“不智”，但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目前作為僅次於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美國證券投資者，是否有在美投資的有效風險預警系統和定期的因應調整機制，尤其是在國家投資公司試水黑石浮虧13.13億美元、中國銀行業為次貸記提十數億美元的減值準備，和又一個3，760億美元禍福不定之後。
根據上文提到的聯儲和財政部報告，中國到去年中僅次於日本所持的1.197萬億美元各類證券，在美國持有總價值9，920億美元的各類證券。
分析細目，中日間最顯着的的差別是中國偏重債券投資，其中資產支撐證券(ABS)高達2060億美元，是日本的兩倍。這類證券即包括曾有AAA評級，而後來出現問題的次級房貸款證券，也包含被指為次貸後可能落下的另一隻鞋子的汽車貸款支撐證券和信用卡債支撐證券。可謂目前正處於風口浪尖上的投資品種。
2006年到2007年，是次貸從端倪初現到成為焦點的一年，報告分析，日本對美國債券的持有隻小幅上升8%，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二名中國增幅高達32%。
2004年格林斯潘首次向國會預警稱，“和其他金融機構不同，房貸美和房利美沒有有效風險控制，卻不斷擴大的業務規模，潛藏很大風險。”
而從該報告看，從2004年到2007年，中國對美國證券的持有從3410億美元三翻至9220億美元。如今又作為房貸美和房利美最大的海外債權人走上臺前。
無論是次貸問題及其連鎖骨牌效應已廣泛進入分析家的視野，還是格老已對今日危機作過提示。應該思考的是，如今，擁有全球最大外匯儲備的中國，在積極進行的高增幅和大規模在美證券投資的同時，有沒有相應的信息收集、風險評估和預警系統，有沒有定期的因應和投資調整機制呢？
這大約是中國政府第一次與美國政府機構同舟共濟,共同等待市場的裁決。當美國的信息可以公開查閱時，中國人民作為納稅人是否可以要求政府海外投資的透明度？在全球化的今天，關係到千家萬戶的利益時,請不要再用國家機密來開拓政府運作的空間。
答案我們不得而知，而這3，760億美元的命運，我們也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及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任路透社北京記者站中文組組長，現旅居美國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