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改革不僅糾正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價格管理制度，還帶動了計劃、物資體制的改革。這是對計劃經濟制度的重大突破
價格問題越來越突出了
1979年初，我調到國家計委研究室。當時，研究人員總共才四個人，兩個人研究生產力，兩個人研究生產關係，我和魏禮羣是研究生產關係的。
1979年7月，國務院財經委成立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由張勁夫領導，一開始實際參與這項工作的是國家計委綜合司處長柳隨年和我。我們兩個人召開各種座談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我們寫出初稿後，由張勁夫主持又開了一系列座談會。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1980年初，由李先念主持人大財經委員會討論通過，我國第一部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下發試行。
在整個文件起草過程中，張勁夫沒有傳達上面什麼指示，也沒有感到來自哪一方面的壓力。過去歷次經濟調整總是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兜圈子，而我們設想要有些突破，在國家和企業的關係上動腦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調節為主，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擴大企業自主權、在經濟中引入市場機制後，隨即出現了新的問題。價格問題就變得越來越突出了。價格不合理集中表現在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價格低，加工工業品價格高，造成的結果是，基礎工業越來越跟不上加工工業的發展。
1984年，我在國家體改委宏觀規劃組任處長。國務院開了很多次會議，討論價格改革問題。小調解決不了問題，大調經濟承受不了。煤炭價格調一點點，電力就要漲價，鐵路運輸要漲價，企業成本上升，可銷售價不讓調整，怎麼辦？後來想了一個辦法：調價以後，誰利潤增加了，國家收回來；誰吃虧了，國家再補貼。最後什麼結果呢？拿到好處的，國家收不回來；虧損的，國家必須補貼。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這年的3月，由《經濟學週報》《世界經濟導報》等單位發起，準備在秋天召開一次中青年經濟學者論壇。會議籌備工作由張鋼等人負責，代表人選按論文水平確定。從1300篇論文中確定了會議代表124人。張鋼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說：“徐景安了解情況，找他參加。”張鋼找到我，我覺得，這是好事啊！
臨開會了，國家體改委和經濟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們去。這個會不是國家有關部門召集的，參加有風險。領導們是出於好心，讓我們別參加這個會。可是，我擔任了整個會議的策劃工作，討論題目是我定的，怎麼能半路撂挑子呢？在那種情況下，我是冒着被撤職的危險去參加會的。
莫干山上激辯“調”“放”
1984年9月，這個會是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召開，所以民間稱其為“莫干山會議”。會議分成七個組，第一組就是價格組。我一直在這個組，田源是價格中心出來的，主張“調”；張維迎是按論文選來的，則主張“放”。他舉了一個例子：溫度計中的水銀柱，氣溫高了，水銀上去了；氣溫低了，水銀就下來。價格就是要按照市場供求關係變化，自動地升降。調價是什麼意思呢？不是水銀柱，而是鐵柱子，要降價就得鋸；要加價就得接。他講的是市場經濟的ABC，但在當時具有革命性意義。我們過去都是“調”的概念，沒有“放”的概念。但價格能全放開嗎？華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後調，改中有調”的思路，在會上代表第三種思路參加了討論，而且還提交了一份書面報告，會後還參加了向張勁夫同志的彙報。
會後，我根據會上的討論，撰寫了一份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報告提出，能源、原材料調價之所以不易解決，是由於國家計劃供應和統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仍很大，煤炭佔50%、鋼材佔7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價格，勢必衝擊整個國民經濟。如果逐步縮小計劃供應物資的範圍，把統配煤、鋼材的比重縮小到30%左右，再調整這部分物資的價格就容易決策了。
那麼，怎麼縮小計劃供應物資的範圍呢？具體辦法是先選擇供求平衡或供過於求的一般機械、輕工、紡織產品，取消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或市場調節；放開其價格，實行浮動價或議價；同時取消平價供應的煤、鋼材。
報告最後說：這種“先放後調，以放促調”的辦法好處有三個：一是把價格改革這個十分複雜、難以決策的大系統，分解為一個個行業、一類類產品的小系統，改起來容易預測、決斷和施行。二是利用指令性計劃外的浮動價、議價創造的市場機制，促進計劃價格的改革。這不僅調整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又改革了僵化的價格管理體制。三是把計劃、物資、價格統起來配套改革，既縮小了指令性計劃，又搞活了物資購銷，還改造了價格體系，為企業放活、簡政放權、政企分開創造了條件。隨着這些“老大難”問題的解決和突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就能出現新的局面。
這份報告寫出來後，我興奮不已，在杭州西湖邊散步時對張鋼他們說：“‘金蘋果’已經長出來了！”果然，報告送上去，由於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操作性，很快得到國務院領導的批覆，成為我國價格改革的指導方針。9月20日，張勁夫就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10月10日，國務院領導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震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的從改物價管理體制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浮；及糧棉油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實質上都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
但是，這份報告並沒有提“雙軌制”，只提了“放調結合”，而放調結合的結果形成一種產品兩種價格的雙軌制。後來人們就把這項改革稱為價格雙軌制改革。
“雙軌制”之功過
說起來，“價格雙軌制”這個詞，首見於張維迎的一篇文章。在莫干山會議前的1984年4月，他就寫了論述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文章，刊印在1984年6月內部出版的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能源組編的《專家建議(3)》當中。其中明確提到：“價格體系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後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但怎麼實行雙軌制，他提出，“對原牌價與市場議價相差過大的產品可以實行分階段放，或先調後放。”我寫的主報告，則是“先將供求基本平衡的機械、輕工、紡織的價格放開”。
不過，在莫干山會上爭論最激烈的還是“調”與“放”，而不是“雙軌制”與“單軌制”。因此，在會上，我對“雙軌制”這個概念毫無印象，在起草《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的報告中，也根本沒有提“雙軌制”。倒是華生在這個報告的附件中，使用過這個詞彙。國務院領導批的也不是雙軌制，而是“先放後調，以放為主”的思路。因為這項改革的結果，形成了一種物資兩種價格的現象，所以，“雙軌制”這個詞也就不脛而走了。
一種物資兩種價格，市場價高於計劃價，分配比例逐步縮小，市場份額逐步擴大。價格實行“雙軌制”，將價格改革的大系統化為一個個可以操作的小系統，避免了大風險。更具有深刻意義的是，這項改革不僅糾正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價格管理制度，還帶動了計劃、物資體制的改革。這是對計劃經濟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國商品經濟制度的基礎。
到1986年底，國家計委下達的工業指令性計劃產品從120種減到60種，國家統配物資從256種減到26種。實行浮動價和市場價的比重，農副產品佔65%，工業消費品佔55%，生產資料佔40%。因此，價格雙軌制不僅僅是價格改革。
但是後來，理論界對“價格雙軌制”提出了猛烈的批判。他們認為，一種物資兩種價格，既不是計劃理論，又不符市場理論。可是，中國的改革就是這樣在計劃與市場的夾縫中走過來的。理論家往往追求理論的徹底，但實際生活需要妥協，改革要面對現實。
我國經濟改革實際上就是走的“雙軌制道路”。中國改革的成功，應歸於雙軌制漸進改革模式。這是“摸着石頭過河”、避免社會大震盪的正確選擇，也是減少改革阻力的機智策略。可是，成功的原因往往就是問題的根源。雙軌制改革的實質就是新舊體制並存，這必然帶來矛盾、摩擦、漏洞，腐敗也由此而生。當雙軌制的成本大於其改革收益，當時機成熟時，雙軌制並軌，舊體制讓位新體制，也是必由之路。90年代以後，主要是1994年以後，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
總之，雙軌制改革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藝術；運用得好，就能使中國改革繞過暗礁，克服阻力，走上光明大道。但是，也必須清醒地認識由此帶來的負面作用，以將改革成本減低到最少。-
作者是“莫干山會議”主報告執筆人，1985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