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奧運會及世博會後，西班牙當代建築發展經歷了消極到積極的曲折發展歷程，分析這一歷程，將為後奧運時代的中國建築發展提供一個可能的探索方向。
1992年，巴塞羅那召開了奧運會、塞維利亞召開了世界博覽會，這兩個重大慶典考驗了這兩個城市，乃至整個西班牙的自我更新能力。許多西班牙建築師認為這一時期是他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努力和成就的頂峯，並且趁此機會規劃新的建築景觀，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局面。西班牙建築的發展由此超越了西班牙曾經落後的經濟，使其擺脫了曾經遠離現代世界的歷史背景。1992年的巴塞羅那和塞維利亞是西班牙面向世界的展示窗口。當發達國家困惑於決定現代建築究竟是什麼樣子時，西班牙似乎擁有其獨到的建築思維。不論從外表，還是從內在的精神，西班牙克服了幾個世紀以來的落後，並保留了某種不同的個性，這種個性表現在建築領域，最後發展為一種新的建築趨向。
1992年後，西班牙建築界存在某種失落的感覺，有人認為派對結束了，西班牙的建築界可能再不會有設計委託。當20世紀接近尾聲，西班牙政府對1992的努力似乎將反過來激發另一場新的經濟危機。
事實與這些悲觀的估計恰恰相反，西班牙的公共機構繼續提供了大量的建築設計委託。20世紀八十年代積極的文化政策到1992年並沒有全部終結，隨着民主政策的推進，西班牙社會產生了大量的對於公共建築的需求，比如在拉斯帕爾斯(Las Palmas)的禮堂和巴塞羅那音樂廳，聖塞巴斯蒂安的海濱遊樂場(Kursaal)，這些項目都不是為奧運會和世博會準備的。其它並非為1992準備的項目還包括一批文化和政府建築：穆爾西亞(Murcia)的公共圖書館和馬德里的UNED圖書館和經濟系館，薩莫拉(Zamora)的美術博物館和梅里達自治政府法院，穆爾西亞的市政廳。商業和體育娛樂建築：如巴塞羅那的對角線大道(Diagonal)商業綜合體，馬德里銀行大樓和體育館綜合體，也於1992年之前啓動。
一些重要的項目甚至從1992年後才開始啓動，包括拉斯帕爾馬斯的塔菲拉大學報告廳和聖地亞哥大學的研究院，馬德里的UNED心理系館和畢拉努埃巴·德·拉·卡尼亞達市政中心。很明顯的，社會對公共機構的建築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不同級別的西班牙政府持續委託大型的有價值的建築，這並不能看作是重複性的建設。其中的一些是必須實施的項目，如馬德里皇家劇院(Teatro Real)的復原和巴塞羅那的利賽奧(Liceo)歌劇院的重建，它曾毀於一場火災。
全新的建築包括禮堂和會議中心，如畢爾巴鄂的巴斯克會議中心和巴塞羅那音樂廳；馬德里的封卡拉圖書館和塔拉薩的巴爾巴德圖書館；納瓦拉的社會科學系館，拉科魯尼亞的生命科學系，赫羅納(Gerona)的法律系，阿利坎特的公用演講廳，塞維利亞的主教管區的神學院;坐落在阿利坎特大學博物館、卡斯特萊昂大學博物館、阿爾塔米拉博物館和瓦倫西亞的科學和藝術博物館；其他文化建築還有唐·貝尼托、拉庫阿和聖費爾南多·德·艾納雷斯(San Fernando de Henares)的市政中心，薩莫拉的西班牙-葡萄牙學院和交易市場，以及一些臨時性建築，如馬德里廢品處理中心。
在此期間，西班牙的幾個經濟、政治和文化較為獨立的地區，如加泰羅尼亞、加利西亞、巴斯克，為了提高自身的國際影響力，組織了一系列的重大建築活動，包括建築項目的國際性招標和召開國際建築會議，表現出積極的交流姿態。這從客觀上帶動了整個西班牙的開放，推動了觀念的更新。通過克塞羅拉通訊塔、古根海姆美術館、Domus博物館等項目的落成，蓋裏、福斯特、磯崎新等世界級建築大師對西班牙當代建築發展的強烈刺激是顯而易見的。
西班牙本土建築師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莫內奧的迴歸對西班牙當代建築發展的積極意義甚至大大超過了這些國外建築師的總和。他在國際建築界所獲得的一系列榮譽，擴大了西班牙建築的影響，對他個人的關注促使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西班牙，從而使得西班牙的當代建築師有了更多的在國際建築舞臺施展才華的機會。而後，納瓦羅·巴德維格、卡拉特拉瓦和米拉雷斯的一系列成功，更加鞏固了這一狀況。與此同時，新一代的西班牙建築師也顯示出了他們的巨大能量，例如阿巴羅斯&埃雷羅斯、圖儂&曼西亞、加耶戈斯、帕亞、莫拉雷斯、埃爾西亞等，他們都來自於西班牙的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建築師的嶄露頭角標誌了一個新的世紀的來臨。
在西班牙，對於後奧運時代最糟糕的預計並沒有成為現實。前述的名單，掛一漏萬，但均表明西班牙很快走出了陰影。西班牙公共建築的設計實際上自1992年後顯得更加活躍。如此豐富而高質量的設計也使得對這期間的建築狀況的分析變得更有歷史價值。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和塞維利亞博覽會奠定了西班牙建築崛起的基點。在經歷了高潮後期的短暫低迷以後，後奧運時代西班牙建築的發展轉向了新的主題，從而保持了前進的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