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時候“齊家治國平天下”，到現代社會“民主、科學”的理想，讀書都被賦予了積極的社會意義——我們相信讀書有這樣的意義。偏偏世間許多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賦予社會公共的意義，竟會味道大變，乃至於戕害它原有的美好。
比如說，我就看不出朱熹先生以及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讀書人，到底從書中體會過什麼樂趣，或者為社會貢獻過什麼美好和幸福——但是，無論如何，這一切都不比“讀書無用”的反智時代更加糟糕。
“彈鋼琴的孩子不會變壞”，或許只能如此描述讀書的意義，它是生活裏諸多壞事中最不壞的一種。
讀書使一些社會、一些時代和一些人走向自我完善，有時候它是自我實現的工具，某時某地它被用於維持秩序，或者僅僅是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有時它甚至僅僅是一種溝通的本能。在這種差異中，讀書透露着智慧的微光，鋪展着無能的力量。
這個專題裏，我們沒有給出答案，因為它並沒有答案。與其為讀書捕撈出一種偉大的勸世意義，不如向更多的人展示它可愛的一面：它就是一種個人興趣，“與飲酒作樂同”。
有教養的公民
如今，大多數人已經接受這樣的觀念：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本能，從而有追求更大財富的本能。如果一個社會的人羣是理性的，則經過一個巨大無比的博弈之後，大家會接受：一個廣泛的中產階層對建設穩定的和諧社會具有積極的意義。
這得有一個前提：社會的人羣或人羣主體是理性的。所幸的是，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本能，從而也有求知、求理性的本能。一個廣泛的有教養的公民羣體對建設穩定和諧社會一樣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不過，比之追求財富，求知是一個更為複雜、更為模糊的過程，因此，有教養的公民羣體難以定義，更難以培養成形。
在18世紀，柏林大學的創辦者洪堡說：“教育的目的是充分發展個人的一切能力和個性，使之成為像古希臘人和法國人那樣意識到自己尊嚴的、有教養的、獨立自由的公民。”什麼是有教養的公民？在此我們並不想自不量力地給出一個精確定義，那是連盧梭也沒有完成的任務。人們常常說有氣質的女人比漂亮的女人更美，但卻說不清楚什麼是“氣質”。同樣遺憾的，“教養”作為一個社會文明的重要指標，也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有如一陣風”。但我們仍需要使用這個相對模糊的概念，為此，我們試圖作一些粗淺的描述：
有教養的公民的行為特徵是：廣泛而充分地閱讀，理性，以及不斷地思考與自省。
有教養的公民的精神特徵是：“保護每個人履行自己的良心所認為是正確的職責”。
若以此而論，許多公民的知識結構是有欠缺的。許多年前，蔡元培先生這樣說過：“教育是幫助被教育人的，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幸的是，從他那時候到現在，“中國人先把科學當作洪水猛獸，後把它當作呼風喚雨的巫術，直到現在，多數學習科學的人還把它看成宗教來頂禮膜拜”，而沒有提醒和幫助人們發展能力，完成人格，於文化上盡一分子的責任。
私人的閱讀
“有教養的公民”是一個社會概念，因此，當閱讀作為有教養的公民的一種行為特徵時，他便具有了社會性，便有了“有用”或者“沒用”的討論(好比一個女孩兒嫁給一個男人，她便成了女人；倘若她嫁的男人是個政治家，她竟又一舉兩得地成了一個女性政治家)。王小波的文章中提及他一位大學數學老師在課堂上的一段話：“我現在所教的數學，你們也許一生都用不到，但我還要教，因為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但一門學問，如何才是好的，如何才是不好的？“好”與“不好”，恐怕比“有用”“沒用”更加模糊難懂。
熱愛讀書(或者僅僅是熱愛收藏書)的人們總少不了提起紐約大名鼎鼎的“高談書屋”，這個書店來過亨利·米勒、塞林格、索爾·貝婁、斯特拉文斯基、達利、卓別林、伍迪·艾倫以及傑奎琳·肯尼迪，書店外高懸一塊鐵鑄招牌：“智者在此垂釣(Wise Men Fish Here)”，它暗示智慧與書籍息息相關。然而閱讀與它最後的作用之間的聯繫，並非一個等號，否則自有書籍之後沒多久，人類世界就應該“盡舜堯”了。
閱讀這個行為的本質是私人性的。博覽羣書的阿根廷圖書館館長博爾赫斯說“人生是毫無意義的”，而大字不識幾個的農人可以勤勞而快樂(惠子眼中的魚甚至有為人所不知之樂)——這都說明，作為一種個人體驗，閱讀和求知更多時候是純粹的個人樂趣，在這個意義上，它是詩性的，而非社會性的，很難說它有用或沒用，好或者不好。
如果強求閱讀的社會性，突出強烈的普遍的功能性，而使忽略它的個人樂趣，則閱讀將不再是我們所謂的閱讀，事情會變得滑稽甚至可怕——就好像一昧強調她是個女強人，她竟將錯就錯，漸漸失去了女人的味道。
宋美齡與蔣介石於1934年至1949年推行了一場名為“新生活運動”的公民教育運動，鼓勵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理想化地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新生活運動總會作了極詳盡的規定，條目分明，內容瑣碎，例如：提倡冷水洗浴，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清潔，守時，節約，升降旗禮，滅蠅競賽，識字運動，禁菸消毒，等等。
這便是把私人性的“生活”完全社會化，極端強調其功能性，完全忽略了生活的個人樂趣。結果新生活運動更多時候演化為官僚走過場的儀式，徒有其表甚至勞民傷財，最後潦草收場。
王小波這樣評價他那位數學老師：“這位老師的胸襟之高遠，使我終生佩服。”照我的理解，既然是胸襟高遠，那就無所謂數學還是語文，只要是學問，只要是求知，只要是閱讀，它總是好的——而這種好處只有自己能體會，這便是閱讀的私人性。
社會的閱讀
但人到底是社會的一份子，由人組成的社會的閱讀行為卻會形成社會性的影響。“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是一種社會性的閱讀，“為讀書而讀書”是一種個人的閱讀。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但是人人都“為讀書而讀書”，卻可能帶來“讀書，而後中華崛起”的效果——你不能太急切地希望自己成為牛頓，但你可以希望自己被落下的蘋果擊中頭。
趙兵是一家證券公司的投資經理，他有一個很小的私人計劃：在貧困的鄉村開辦一些很小很小的圖書館。
他選擇的目標是極其貧困的鄉村，沒有互聯網，甚至沒有電話。圖書館裏的讀者是鄉民們、青年、孩子。書沒有特別的標準和類型：教科書、歷史書、小說、遊記、工具書、快速讀本……，“只要是書，都給寄過去，並不用特別加以管理。”趙兵說。有人提醒他，這樣書很快就會流失的。“無所謂，有人喜歡是好事。書這玩意兒，到誰手裏都都會有它的那麼一點作用。”
引發這個計劃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趙兵自己的經歷。1980年代，生活在小鎮上的他讀到《讀者》，這本雜誌向他打開了一扇大門：原來世界上有那麼美好的一種生活方式存在。而閱讀另一本書《寬容》則打開了另一扇大門：原來世界上有那麼深邃的思想境界存在。趙兵相信：書至少具備提高人們慾望的偶然的力量。
另一個引發計劃的原因來自金融投資界的傳奇人物索羅斯，他曾經向匈牙利圖書館、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400臺複印機，供讀者們複印和傳播書籍資料。他認為，閱讀可以讓人們瞭解更加多樣的選擇，從而摒棄生活的教條。這種方式被證明是相當有效的。
盧梭說：“我們人類不願意受不完善的教養。”話是沒錯，可天知道什麼才是完善的教養？像愛彌爾那樣經過精心篩選彩排出來的教養嗎？或許一個隨意得不分青紅皁白的鄉村圖書館，或者一臺複印機更接近於“完善”的要求。當然，不容否認的是，簡陋的鄉村圖書館和一臺複印機不能提供廣泛而充分的閱讀、理性，以及不斷的思考與自省，不能夠滿足有教養的公民的胃口。
小資的閱讀
“小資的閱讀”，希望這樣的定義並不帶有惡意，事實上他們並不是一類容易從我們所描述的“有教養的公民”中分辨出來的人。無論如何，“小資”已經成為一個有鮮明特徵、有認同感的人羣甚至階層，它是一種相當強大的消費力量和民意力量，它甚至是一羣有能力閱讀和熱愛閱讀的人——至少表面是如此。
“小資”的行為特徵是附庸，經濟上附庸於主流經濟力量，閱讀上附庸於主流知識階層。他們並不試圖深入，閱讀於他們而言，只需要能提供話題就已經足夠；對金錢，他們也沒有想像中那麼貪婪，並且不試圖為金錢付出太大的代價，而只需要保持富足的生活即可。
“小資”的閱讀可能有一個特徵，他們喜歡手冊類、指南類、快餐類的書籍，因為這種閱讀方式最為實用，而且能提供足夠的話題。他們的書籍並不經常霸佔在銷售排行榜榜首上不走，但他們是書店老闆歡迎的人物。“小資”的閱讀可能廣泛，但並不試圖充分；他們可能會思考，但不會堅持不斷地自省。他們理性，但理性有限。
這沒什麼不好的。即便是最淺的閱讀，都可能閃爍着求知的光芒，都可能有助於社會的理性與和諧——正如自由社會裏，人人為了自己的私利和貪慾奮鬥，卻帶來了社會整體福利的增加。
有教養的公民的閱讀
我們請13位公民開列了他們的書單，書單分兩部分，其一是“最喜歡的10本書”，其二是“最近讀過的10本書”。我們並無意以此總結有教養的公民的閱讀規律，更不是要開出有教養的公民教材，不過是聊備一格，立此存照，供人們參考罷了。
選來開列書單的公民，除了滿足我們所描述的有教養的公民的基本特徵外，再沒有其他特殊的地方，年齡從47歲到21歲，有男有女，學歷集中在大學本科到碩士，職業有公務員、編輯、記者、公司職員，也有在校學生。我們特意迴避了學者和特別專業的人士，只是為了強調：讀書並非學者和那些特別專業的人士獨有的權利或義務。
前幾日我在一個書架上無意中翻到劉雪鍇的《匯評本李商隱集》，愛不釋手。很巧合，在後面李海公民所列出最喜歡的書單中，這本書的一個近似版本高居榜首。而在郝紀柳和林黑的文章中，他們都如同公開一個只治過自己發燒、沒治過外人感冒的祖傳祕方一般，談到了對老舍名篇《斷魂槍》的喜愛。林黑說道：“遇到《圍城》時，感冒發燒歇了病假，所以很集中地一口氣閱讀了它，真叫如開天眼。”郝紀柳又說：“在眾人七嘴八舌巴金的《家》《春》《秋》時，這個小圈子的人卻在以引用《圍城》的典故相互嘲諷而引以為高超他人一等。在我們剛學完中國現代文學史裏，還找不到有關錢鍾書和《圍城》的一句評介。現在想起來都奇怪，是何種動機讓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0年11月出版了錢鍾書的《圍城》。此書的定價是0.78元……，而那時每月發的伙食費是12.5元，想想看是多大一筆開支。”
在閱讀不能給時代留下痕跡的時代，時代卻給閱讀留下了痕跡。
在“我最喜歡的10本書”中，被13位公民提及次數較多的有《紅樓夢》(5次)、《平凡的世界》(3次)、《魯迅全集》、《沉默的大多數》、《黃金時代》、《史記》、《金庸全集》、《歷史深處的憂慮》、《圍城》、《鄭淵潔童話》和《自由秩序原理》(各2次)。被提及次數較多的作者有王小波(6次)、曹雪芹和高鶚的組合(5次)、魯迅(4次)、奧威爾、哈耶克、金庸、路遙(各3次)、昆德拉、錢鍾書、三毛、司馬遷、林語堂、餘華、鄭淵潔和林達(各2次)。
在“我最近讀過的10本書”中，被13位公民提及次數較多的是《達芬奇密碼》(4次)、《帝國政界往事》、《袁氏當國》、《往事並不如煙》(各3次)、《此間的少年》、《菊與刀》、《狼圖騰》、《毛澤東傳》、《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各2次)。被提及次數較多的作者是丹·布朗(4次)、史景遷、唐德剛、章詒和和李亞平(各3次)、江南、魯思·本尼迪克特、姜戎、菲利浦·肖特、王小波、胡蘭成、胡適、黎東方(各2次)。
此外，我們還嘗試對“我最喜歡的10本書”進行了簡單的分類，130本書中，最多的是小說類，共有51種，哲學和美學16種，歷史和人物傳記15種，詩歌12種，散文雜文12種，經濟學與社會學8種，個人全集4種，童話4種，金融與商業3種，自然科學2種，建築學、漫畫與日記各1種。
在這篇文章中，“有教養的公民讀什麼？”這個問題，從定義到回答都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最好的圖書館果真如我所設想，是一個囫圇的圖書館，那麼關於這個問題，也不應該有一個精確的回答。因為，書與閱讀，無論它們對一個社會的意義有多麼重大，也不能凌駕於個人興趣之上——正如教養不能凌駕於人性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