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活已經成為新世界(New World)值得關注的建築實驗的來源。大家很容易想到Thomas Jefferson為弗吉尼亞大學所做的富有遠見的設計，但是每代人都會重新定義與美國這種古怪的(eccentric)實踐活動---花大量的錢讓年輕人去遠離家鄉的地方接受高等教育---相適應的建築環境。在重點的私立學院和大學裏，美國的青年一代享用着學校的課程、膳宿和一個小心照管的“社會環境(social milieu)”，並在那裏長大成人。今天的美國學生---已經不是Jefferson時代了---經常參與設計的過程，貢獻屬於這個時代的看法。結果是產生了眾多依據當地特殊條件而設計的非常有意義的建築作品。例如，Marcel Breuer於1949-52年在瓦薩爾學院(Vassar College)設計的“渡船之家”---是一個為訓練女性獨立生活能力而建的實驗性集合住宅。Charles Moore於1962-74年為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所設計的Kresge學院是一個理想的鄉村形態的社區，由師生共同管理。還有Alvar Aalto在MIT蜿蜒曲折的(sinuous)磚建築(1949)，Eero Saarinen在耶魯大學Morse and Stiles campus校區設計的隱密的社區(1960-62)，以及Louis Kahn在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的愛之城堡和Erdman公寓(1960-65)，從社會意義上講，它們是與周邊卑微的建築類型相關聯並從中進行提煉的結果，因此不極端也不激進。
Simmons公寓，斯蒂文•霍爾事務所為MIT設計的350牀位的新宿舍將成為上述建築羣組中一個意義重大的補充。公寓的基地狹長(90英尺×460英尺)，並且位於準工業區內(quasi-industrial zone)，所以很不吉利。但正如我們所期望的，霍爾和項目建築師Tim Bade仔細研究了基地條件和項目情況，並且霍爾事務所和工程師Guy Nordenson合作以新穎而絕妙的方式發展了一種眾所周知的建築技術。這是一個充滿智慧，能引起人們共鳴的建築。
通常來說，“校園(campus)”一詞意味着大片起伏的綠地，也許，它有時也被誤用來指像MIT這樣的城市大學。由William Welles Bosworth於1912-16年設計建造的主樓是一個沿着麻薩諸塞州大街(Massachusetts Avenue)延伸開的包札風格(beaux-arts)的穹頂建築，正對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它是當時MIT主導的(dominant)建築意象。但是以後，對於偶然來訪的人來說，整個校園看上去顯得雜亂無章。主要的住宅區穿過麻薩諸塞州大街，位於經常使用的投擲運動場南側，布里格斯區(Briggs Field)與查爾斯河之間。這是一個高低不平且混亂的城市地段。大量的停車使人們不能立刻獲得對整體結構的印象，一個陌生人很可能在找到Aalto的貝克樓(Baker house)---這個區域的建築珍品---的入口之前，繞進一個貨物裝卸區或是穿過停車場大門一到兩次，這簡直會把人活活煩死。
Simmons公寓位於瓦薩大街(Vassar Street)，是布里格斯區北邊唯一的學生公寓，也是計劃在這個區域新建的三幢宿舍之一。瓦薩大街儘管經整修重新進行了鋪裝，周圍陳舊的工業建築賦予它性格仍然十分強烈，Simmons處在運動場區的條狀地段和一條老鐵路線之間。此外，它的另一面朝向劍橋港(Cambridgeport)---MIT和哈佛大學(Harvard)很多教員的住所也是這個區域重要的地標。儘管對於一個步行者來說，要從劍橋港走到查爾斯河並不容易---它們被布里格斯區、鐵路和四條波士頓的快速路等一系列的鏈節隔開。甚至它們之間根本看不到，因為位於布里格斯南邊的公寓阻擋了望向河流的視線。儘管如此，劍橋港的公寓仍珍視他們與河的聯繫。因此，這棟建築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如何使建築既有足夠的出場(presence)，同時又能保證視覺上的通透。伴隨過程的發展，“滲透性(permeability)”和“多孔性(porosity)”便成為了對Simmons公寓的圖表式隱喻(diagrammatic metaphors)。
霍爾的“圖表式隱喻”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棟建築的鑰匙---他稱之為《推動設計進程的“引擎”》。譬如說，Bellevue藝術博物館的圖表式隱喻是“三位一體(tripleness)”，來源於博物館的三種不同功能。赫爾辛基當代藝術博物館“kiasma”則隱喻了“交叉(crossing)”或者說“交換(exchange)”，這引導產生了將空間連接起來的路線形態和它們與城市環境相互影響的方式。《Building as a Body:Battle of Invisible Force》是挪威的漢姆生(Knut Hamsun)博物館所要隱喻的主題，它表現了這位挪威作家的傳奇中激烈的心理抗爭。
那麼，這裏為什麼是“多孔性”和“滲透性”呢？首先，這座建築不能擋住朝向劍橋港社區的視線。為了減小建築的體量，霍爾事務所嘗試沿着瓦薩街建一排高180英尺成柱狀(post-like)的塔樓以留下有意義的開敞空間。但塔樓的想法後來被證明會帶來太多的問題而被否定了。單元制(zoning)也會創造一面100英尺高的牆，但如果那成為MIT的選擇，霍爾必須找到一種能打開建築的結構以使得它通透的方法。其次：當這些討論還在進行中的時候，Mit的學生、教育和管理層正談論着他們對新公寓的期望。在這些討論中，無論是從與社區的關係還是從建築本身來看，“開放(openness)”都成為了關鍵詞。至此“多孔性”和“滲透性”成為了處理建築內部和外部的主導性隱喻。但如何展開這個圖表式隱喻(diagrammatic metaphors)呢？
Simmons公寓乍一看和一個被切成相互聯繫的三個塔並貼了方孔材質巨大的混凝土網格差不多。基座大小為52英尺×384英尺。部分體量被掏空形成懸挑區域，在底部有面向麻薩諸塞州大街的入口、一個由露天座椅劃分出來的平臺以及一些露天餐桌。這棟建築處於貝克樓(它朝向布里格斯區)的背後，整體上看像是一個相互連接的巨大的謎(puzzle)：它是直的而不是曲的，混凝土的而不是磚的，棱角分明的而不是有機的，視覺的(optic)而不是觸覺的(haptic)。在白天，18英尺進深的網格保證2平方英尺的窗戶的遮陽，有些方格用混凝土填實，還有一些是異形的，很多側柱被刷上顏色形成主要的彩色圖案，當人移動到側面的時候就顯得更加明顯了。所以建築看上去就好像是浮動的格柵從銀灰色變成了彩色的，同時這也導致了室內的一些變化，這是一種非常現代的(up-dated)對方形的禮讚。在夜晚，光線從室內透出來，建築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發光的海綿體(luminescent sponge)，這是霍爾對Simmons的另一個圖表式隱喻。
這些想法之所以能夠實現應該歸功於一種天才的結構體系，是由Guy Nordenson和得名於在混凝土上開洞的“Perfcon”公司發明的。這堵牆由每塊10×20英尺擁有3到6平方英尺窗洞的預製混凝土板組成。這些牆板在上層厚1. 4英尺，在底層厚1.6英尺。標準的牆板每塊重10000磅，外面包裹4-6英寸的保溫材料。外牆板的施工從頂層開始，它的每邊都預留有鋼筋，每根鋼筋之間的牆板上有一個預留孔，這樣臨近牆板就可以互相固定。牆板由起重機吊到指定的位置後，先固定垂直的鋼筋。對於側邊，鋼筋被成對的綁在一起並用從每塊板延伸出來的套管焊接在一起。然後在聯接處澆築混凝土。樓板和天花現場澆鑄在預定位置。最後的結果是由空腹桁架系統結合力矩框形成的呆板的承重牆。牆板在魁北克製作，然後運到基地，這使得MIT能夠組織快速地建造。安裝一塊牆板大約需要20-30分鐘，這樣，工人每天就可以立起16塊牆板，也就是1/2層。
另一個好處是，結構的外骨架(exoskeleton)使得頗具戲劇性的懸挑跨度得以實現，而普通的樑柱結構體系需要4英尺厚的梁才能支撐懸挑部分。這種結構體系還為在窗側牆塗的顏色提供了邏輯依據。建造前的計算機分析圖顯示了結構以及相關的設備構件所承受的荷載存在非常大的差異，Simpson Gumpertz & Heger提供了一張用顏色區別簡明的受力示意圖。藍色表示壓力最小的區域，黃色表示稍大的層次，紅色表示最大的壓力，後兩者通過附加鋼筋進行加強，它們之間的小黑塊則用混凝土填實。這張富有表現力的分析圖被用作顏色配置的參照。顏色為柵格提供了進深方向上的另一個層次，並且顏色分佈大致和原先的壓力分佈圖一致---對於像MIT這樣技術性的學校來說也是十分吻合的。通過這種承重的外骨架，讓室內擁有通透的聯繫也是有可能的。由於柱子和內承重牆的解放，走廊(8平方英尺)就像是室內的街道，霍爾事務所還找到了產生垂直方向的滲透(permeability)的辦法。穿過布里格斯區就能看到貝克樓，Aalto在它的內部建造了巨大的樓梯來表達學生上上下下的路徑。但是結構和空間的限制意味着那隻能被貼在建築的表面。對於Simmons來說，多孔性成為漏斗狀(funnel)空間的靈感來源，霍爾設計了貫通的樓板並作為休息室和學習間。這些漏斗空間分擔了的走廊所承受的雙倍荷載，並提供了集體學習和休息的場所，同時也使走廊充滿趣味。一個自由形式的樓梯漂浮在這個空間裏，提供了一種有意思的上上下下的方式。
雖然是非常緊張的基地，建築看上去也似乎十分嚴格，但它的內部空間卻與眾不同。儘管每個學生房間有着標準的尺寸：高9.2英尺，有9個窗戶，卻仍然有無數的變化。(霍爾事務所一同設計了適合房間尺度的傢俱。)一些與漏斗空間相撞的房間進行了單獨的配置。另外還有17套教員和研究生的公寓單元以及一些可供選擇的戶型以滿足不同人羣的需求。學生們在殘酷的(cutthroat)私立學院和大學裏的“需要”經過仔細地研究，結果表明學生在大學四年裏對住宿的要求在不斷變化。第一年，學生尤其希望接觸一個相對多樣、廣泛的社會構成。在MIT，有很多關於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的介紹性課程，在這些課程中以小組的形式是有效的也是主要的學習方式。高年級的學生的對熟人範圍的限定多一些，傾向於專業一些的社會構成。在MIT，學生們只用一種特定語言進行交流的“XX語言室”非常普遍，但是在Simmons還有很多其他類型的小團體(學術的、宗教的、性的、體育的等)會一起活動---每座迷你塔(mini-towers)能容納一到兩個興趣小組。
此外，在底層還有一個可容納130人的小型劇場，在這裏也可以做演講。大約2000平方英尺的餐廳可以被重新佈置為300人的會議室。在第二層的室外平臺，Dan Graham用玻璃和不鏽鋼利用光線在曲面玻璃中的多次反射設計了一個被稱作陰陽閣(Yin/Yang Pavilion)的地方。
斯蒂文•霍爾還一直以對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見解而受人關注，他一直嘗試。。。。。。(of trying to represent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as experienced)。Simmons是一次新的嘗試。無論是遠距離觀察或是近距離觸摸這座建築，都可以感覺到無論是整體設想(大學、社區和結構方面)還是個體表達(室內、人和材料)都與霍爾的圖表式隱喻極為一致。霍爾的工作既不是源自客觀邏輯(objective logic)〈“here is how it is”〉，也不是現代人邏輯(modernist logic)〈“I’m telling you, here is how it is”〉，而是現象學直覺(phenomenological intuition)〈“here is how it is to me”〉的一種。人們可以想像到在Simmons公寓裏學生洞察力的增長：瞭解這棟建築，瞭解建築師，也瞭解制度(instit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