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偉：學者獨立的困惑
如果是一個有良知的媒體從業者，多半會遇到一種困惑？新聞在公眾取向與獨立、客觀之間如何調和。媒體從業者大多是文化人，而且以記錄者的身份記錄時代的時候，相信有責任感的媒體人大多不願意媚俗，但問題是媒體同樣要面對公眾，事實上，更多的時候，媒體為公眾的取向所把握。同時，媒體因為本身的商業性質同時可能還要受到利益的影響，在房地產廣告在各城市媒體都佔重要份額的事實基礎之上，開發商和公眾之間的矛盾就變得讓媒體有些為難起來了。
經濟學家呢？媒體的獨立性的在受到挑戰的時候，學者的獨立性是否也在受到挑戰？同樣作為輿論者，經濟學家乃至整個社會學者的言論是否也越來越為公眾抑或是利益羣體的取向所把握？
2006(博鰲)房地產論壇前後的鐘偉一定覺得自己很委屈，鍾偉覺得自己只是在說一個學者應該說的話，但他的話受到了道德大棒的挑戰。
一位叫阿磅的網友在6月23日的帖子上這樣寫道：“難道最終為不法房地產奸商買單的只能是百姓？難道也讓我們為你們這些只會勾結房地產奸商不會幹人事的金融走狗的無能買單？你這個北師大的教授除了會幫奸商和銀行拉拉皮條，還會幹什麼？除了威脅百姓，你還能幹什麼？”
公眾與開發商之間的矛盾未必如其中那樣激烈，但作為對自身有獨立要求的學者，鍾偉極不願意看到的情況是自己被輿論推向公眾或是利益集團某一端。他認為他只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闡述自己研究與分析的事實。
鍾偉事件無疑是一個典型的博弈符號。在大眾與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中，是否存在中間力量。鍾偉本來可以說是中間力量的代表學者，卻被輿論推向了利益集團。因此，鍾偉事件亦可看作是中國房地產界那部分自詡為民眾並掌握道德輿論的買房者與開發商之間博弈的犧牲品。
如果說類似於鍾偉的學者是被有些無辜地推向了博弈的某一方的話，那麼，媒體呢？
媒體：煽風點火抑或是騎牆
媒體本應該是獨立的，但中國的房地產問題發展到今天已經不是一個行業發展的問題，抑或是經濟問題，將其上升到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來理解亦不為過。
不能說開發商都是清白的，事實上在制度不完善的體制下，以及通過住房需求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開發商作為既得利益者，其暴富中充滿了種種的原罪，這恰恰是部分買不起房的“憤青”能夠迅速通過道德掌握公眾輿論的原因，也正因為此，開發商才成為充滿爭議的羣體，而這種爭議恰恰是目前媒體所期望的。
然而與媒體在大部分時間裏能夠鮮明的站在公眾的立場不同，開發商是媒體盈利的重要來源，廣州一家全國盈利能力都算數一數二的媒體，房地產廣告收入佔全年總收入的70%。媒體的立場在這裏變得曖昧起來，於是煽風點火炒作，將房地產行業導向娛樂化就成了媒體介入房地產同時吸引開發商注意最好的方式，媒體很自願的承擔了博弈過程中話語交流的責任。
其實在對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話語回顧中，我們能鮮明的找到媒體煽風點火的痕跡。娛樂化式的煽風點火能讓社會始終對房地產行業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房地產行業和公眾在媒體的平臺上上演了怎麼也扯不清楚的話語對抗。媒體總能通過自己的敏感選擇最為有挑逗性的文字，雙方的對話永遠存在距離，但永遠在對話。
可怕的是，作為輿論的媒體，同時為政策決策機構提供了一種表象，房地產行業幾乎觸動了整個中國社會最大的黴頭，挑起了貧富對立就意味着影響社會穩定。於是，近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在調整政策規範市場的時候，不得不考慮平抑民眾情緒。所有的一切決定了民眾、媒體與開發商共同形成的瘋狂的房地產話語時代。而我們認為這種話語，恰恰掩蓋了那些對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有見地的聲音。
公眾情緒影響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引發開發商不滿，開發商不滿進一步激發公眾情緒，房地產行業彷彿進入了一個難以理解的怪圈。
行業權力於話語權力的雙重選擇
所不同的是，在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裏，說話的人似乎永遠是那麼幾個，曾有人說，真正在中國房地產行業中獲得巨大利益的開發商是很少說話的。潘石屹說沒地，是因為潘石屹確實沒地，於是開發商都說自己沒地，真的麼？未必。
類似於中海、合生、富力、金地、綠地、世茂這樣的開發企業在國內的房地產行業的影響力是實實在在的，他們更多的是行業規則制定的參與者。宏觀調控之後的新一輪土地招拍掛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類似萬科、富力、合生創展、世茂以及和記黃埔、凱德置地這樣的地產巨頭們瘋狂地攻城掠地。新一輪的土地調控就在眼前，土地可能是未來開發商決勝的關鍵。
萬科在王石不斷強調富人炒高房價的時候，收購了擁有大量長三角土地資源的南都集團，而後在廣州以17.5億的高價拍得金沙洲地塊；富力近兩年內不知不覺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北京及西部，並順利完成在廣州新CBD珠江新城的佈局；據說合生創展目前的土地儲備足夠10年開發，而前不久又曾傳出合生與土地資源豐富卻資金緊缺的順馳接觸，雖然最終未果，但合生的野心可見一斑。
這些資金寬裕、融資能力強，並在全國範圍內布點的大型開發企業肯定是行業真正的權力者，他們也許才是行業規則的真正參與者，在話語權力與行業權力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