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育琨
“我在腦海中會像閃電一樣冒出一個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稱?——你的心裏有沒有能夠給予那個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溫柔的感情?……在你心裏活着並主宰一切的那個魔鬼……是天上的還是浮士德式的?你對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顆敏感的心嗎?……你能否使你的親人們感到幸福這個疑慮，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卡爾·馬克思》
上面的這段話選之亨利希•馬克思寫給兒子卡爾·馬克思的信，被置於《卡爾·馬克思傳》([英]戴維·麥克萊倫著，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這是老馬克思對小馬克思的切身感受，其中顯露了一個慈父對偏執前行的兒子最深切的擔憂。父親對兒子的心是否與智慧、才能相稱的疑惑，對卡爾·馬克斯心中的是否有那種“世俗的、非常溫柔”的情感的疑惑，對真正人的家庭幸福是否有一顆敏感的心，常常警示我從哪裏出發去觀察世象和人。
拙作《比房價更殘酷的危機正在逼近》在《中國商業評論》發表，新浪轉載後，形成了新浪網上一個小小點擊和評論高潮。我清楚不是我筆下出了什麼錦繡文章，而是我梳理自己的感受，訴諸世俗的憂慮和敏感的心引發了共鳴。那些習以為常的“愚蠢和矛盾”在我的行文中被顯現出來了，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感受。網友或許不會全都同意我的判斷——諸如“當一國財富都砸向住房這個國家就危險了”，“農民的佔有慾體現到住房上來，便產生了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國民性”，“中國再不深刻反思調整城市開發建設方式，中國經濟恐怕要毀在這高能耗的滿目瘡痍的城市開發方式上了！”——但是，這些警醒的問題卻觸動了那一種深愛祖國、關注中國人福利、憂慮中國未來競爭力的民族情愫。
對，我們所說的還只是一種感覺，還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本。一如我們突然面對一個“龐然怪獸”的張牙舞爪，但沒有人曉得怎樣才能化解它。我的文章僅僅是一個“顯現”，而網友持續的跟帖評論，則是不斷顯現出這個“龐然怪物”一些鮮為人知的層面。有了認知，我們就會找到化解它的辦法。化解它，“立”就會是一個必然。
開拉鎖原來是中國城市的一種普遍現象
是的，我們見慣了馬路反覆被挖開填上，我們本以為這是城市快速發展的必然，可是當我們得悉100多年前德國人建設青島已經前瞻到今日之需求，才知道這是城市建設的一個個敗筆！善良的人們突然意識到所在城市見慣了的“開拉鎖”工程，原來卻是一個潛伏着巨大危機的普遍現象。
青島網友出來作證：“我家就青島的，你說很對！我家附近就是德國佔領時挖的地下設施，小時候還進去玩過，4個人並排走沒問題，2米多高！能一直走到海邊，想想真是不簡單！但是現在新市區根本不是這樣！照樣不停地挖和填！”同一城市今昔對比，尷尬難當！
廣州網友說，“城市建設中的‘無用功’，顯然為這高能耗添加了馬力，我們日常見到豎立着‘實政施工’的障礙欄，在廣州市轉悠一圈，幾乎無論哪一天都能看到的被挖開的馬路，在我們的視野中，幾乎就要‘習慣成自然’了！”習慣是最可怕的墮落！
上海的網友說，“當時報紙說上海的四川路說花了5個億改造。結果現在兩邊又要拆遷了，這條馬路不就完了？兩邊原來剛搞好的人行道，當然也廢了。這隻能說明一點，資金要流動啊！否則怎麼會自己跑到口袋裏面去啊?！”上海人也一拳到肉了！
北方的網友說，“我們這裏就是要挖樓房，建什麼江北秦淮，張口幾百億的投資。剛健不久的小區也要拆。把窮人的樓房挖掉，趕到新區，好的地方都留給富人建別墅。省吃省喝多少年，好容易有了房，一挖樓房，又回到房奴了。”沙漠上建黃金宮殿，敗絮其中！
我的提法甚至也得到了建設部數據的支持。日前，建設部副部長劉志峯提供一組數據，說明當前我國城鎮住宅建設和消費中的耗能問題：我國住宅使用能耗佔全國總能耗的20%左右，如果加上建材生產和製造過程中的能耗，住宅總能耗佔全國總能耗的37%，我國住宅使用能耗為相同技術條件下發達國家的兩到三倍。此外，居民住宅消費心態不成熟，沒有形成梯度消費觀念。據此劉志峯提出政策建議，大力發展節能省地型住宅，推進住宅產業化，提高住宅規劃設計水平，大力推進危舊住宅整治，引導合理的住房消費。劉志峯抓住了問題，卻放跑了元兇。他還沒有看到“高能耗的滿目瘡痍的城市開發方式”，更沒有抓住開發方式背後的體制和文化問題。
網友的跟帖評論作出了自己的結論：“這種全國大躍進式的瘋狂只有在這個時代看得到。中國房地產的躍進熱炒高了世界今後幾十年的原料價格，套住了中國銀行的大部分資金，給中國的經濟留下了無窮的隱患。”
習以為常現象的背後都有見不得陽光的東西
我們見慣了大馬路一會兒鋪磚，一會兒鋪大理石，一會兒又恢復水泥，我們曾欣慰城市面貌的日益改善，可是當我們知道，這不過是城市或關鍵部門一把手換任，跟進了一大批老家嫡系公司掘金的工程，我們會有被抽了一個嘴巴子的感覺！原來一把手工程有這麼多精巧的算計！
我們見慣了城市主要街道和小區外圍種植昂貴的草坪，見慣了城市引進價格高昂的樹木，見慣了工人的澆水和修整，我們或許會還曾為滿目青翠而心滿意足，可是當我身邊的外國友人看着我們種植的草坪搖頭，說太奢侈了，歐洲很少有這樣大面積種植的草坪！就是美國國會山的大草坪只是自然生長的草！或許我們會為自己的高能耗瞠目結舌！
當這時又有個懂經濟的人告訴你，馬路反覆開拉鎖、城市面貌的每一次無謂的更新，昂貴草坪的每一次引進和灌溉，都是普通勞動者節衣縮食，經由超額勞動換來抵工資所形成的轉移支付所覆蓋，而且，在過程中，還要中飽裙帶關係的私囊時，恐怕就不只是氣憤了！在西方，納稅人意識非常明確，每一個公民都知道是自己憑藉所得納稅支撐了公益開支和政府運作。而在中國，這一點被二次分配之轉移支付體制給模糊了，好像公共開支不是來自每一個百姓的勞作，而是來自政府，有時甚至來自一位城市執政官。
因此，我很能理解一些偏激的網友的一些偏激的言辭。其實，在那帶刺的言辭後面，是一顆火熱滾燙的心。他們畢竟是在自己的休息時間，跳出小我，思考這些關係國計民生的問題。太多的忽悠，太多的拘押，太多的迷茫，已經讓他們失去了選擇恰當表達的心情和條件。
一個網友講述了他在紐海文大學，發現了他現在居住的房子的規劃圖和小區的道路，很是興奮。這讓我記起了15年前，我作為世界銀行顧問去上海調研，聽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上海要維修一座150多年的樓房，可是怎麼也找不着大樓的設計裝修圖。不知怎麼排線是個棘手的問題。於是抱着試一試的想法，向這座大樓的設計者德國的一個設計事務所發出了諮詢函。沒想到，最後那家事務所居然給找到了原始的設計圖紙。這就是德國的設計所，它們不是公司說改朝換代或換人就找不到經手的東西了。事務所是無限責任的承擔者。既然承擔了設計，就要永遠為客戶留有一份責任。我們的設計事務所很難有這樣的境界。滄海桑田，那些沒用的“廢物”，早就給扔掉了。就是十幾年前建的樓，也會因為事務所的倒閉而煙消雲散。
為什麼我們的設計事務所會很快煙消雲散？答案很中國化：因為一個城市的執政官或者專業主管要經常輪換，有新的權重人物進駐，就會跟隨而來一大批裙帶食利層，其中最方便起家切入的就是設計、廣告、策劃與公關服務。雖然設計事務所在國際上是屬於無限責任公司，而我們的設計事務所卻是應景而生。這就是根深蒂固的制度差別。正是類似的運作和安排，構成了一整套體制和制度，支撐起我們滿目瘡痍的城市開發方式。
美國經濟學家沃森發現，後發國家傾向於模仿技術和管理模式，卻難於模仿觸動既得利益的制度，由此形成一道難於破除的“對後來者的詛咒”。中央政府對高能耗的控制，習慣於一刀切給省市下達行政指令節能20%，並進入執政官員的政績考核。一如毒癮來了吸片大麻，爽快一時，卻形成了依賴。行政指令卻很難在城市開發方式的治理上建功立業。城市開發方式，是一個需要立法、行政、經濟、資源配置、城市治理結構等諸多方面結合的系統工程。真正的難點在於，城市執政官很熱衷於“經營城市”，卻不那麼情願引入“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來經營城市。
總體規劃是一個城市發展的龍頭。現在一般的做法是，請知名規劃師參與競標，制定出一個總體規劃；再由主管部門徵求相應專家的意見，報請政府官員討論；政府官員根據他們的愛好和接收到的信息，作出接收或調整規劃的決定；走完了這些層面的工作之後，再報請上級規劃部門和人大批准。這個總體規劃雖然美其名曰廣泛徵求意見，而實際一旦廣泛了，也就沒有意見了。一旦徹底民主了，也就是徹底專制了。關鍵找不到負責任的人。城市規劃既然是一個城市發展的龍頭，為什麼在規劃制定過程中，不吸納全球的精英來參與這個過程呢？一個城市，如果能夠像一個現代公司的董事會構成那樣，把決定一個城市規劃的權利交給由精英組成的獨立董事會來實行權利，可能會有助於突破這個困境。那些有投票權的精英，要為這個城市的未來負起責任。
研究沒有暴發戶：我對住房的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20世紀年80代中葉我曾經是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辦公室工作人員，1988-1993年又被被聘為世界銀行中國住房貸款項目的顧問，參與了世界銀行對中國住房改革和土地改革研究的全過程。1991-1996年連續兩次獲得主持福特基金會資助的一個全球性課題中國部分：“世紀之交的城市發展與治理”。雖然94年元旦下海，福特基金會還是給了我獨立主持課題的責任。一個普通中國人的良知和感受，加上一些對房地產研究的積累，使得我可以觸摸到那些世俗的而溫柔的情感。
這些年，我一直把住房危機當作一種制度現象和文化現象來解讀。一如紀伯倫所說，“每個人對上帝和世界的認識與理解都彼此獨立”。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一系列觸動我的事情排列在一起，讓相關的人們走向自己良知的門戶，去認識我們眼前的“龐然怪物”，找到辦法化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