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人口高密度居住難以避免
中國人口在本世紀將達到高峯，低的估計是突破16億人，也有更高的估計，如此巨大的數字確實驚人。據研究，夏、商、周時期，中國人口僅僅1千萬多一點。從漢代直到隋朝，人口總數上升到平均約6千萬左右。唐宋時期人口的平均數約為8千萬。到了明朝，平均人口開始突破1億1千萬人，有人認為，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就與人口過度膨脹有關。清朝以後，中國人口超過3億人，並且持續增長，現在已經將近13億，而且還在繼續上升。2001-2003年以來，中國每年淨增長人口下降到低於1千萬，但仍有約8百萬人之多。根據人口模型的預測，中國人口的高峯期，在2035年至2040年間，將達到16億以上。我們知道，因為人口的劇增，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就遇到諸多潛伏的危機和威脅。按照宋健先生的說法，這塊土地上的適度人口是7億人左右，這樣，我們已經大大超過了適度人口的指標。巨大的人口壓力使我們在城市化的建設上，不能不採取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比如，城市人口的多數只能居住在多層樓房、甚至高層塔樓的單元住房，而不可能居住在佔地面積較大的平房、獨立建築或少層樓房裏面。
傳統上我們愛說中國地大物博，中國的總面積的確不小，但是，可以生活居住的面積卻又不是很多。尤其是中國的西北省份，“年平均降水只有150毫米至550毫米，而蒸發量卻數倍於此。地表水源，多是鹽鹼苦水，飲用和灌溉都不宜。多數地方只能靠天吃飯，人畜飲水都有困難。聯合國於1971年在東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的國際沙漠化會議規定，乾旱區人口的臨界指標每平方公里7人，半乾旱區為20人。我國西北各省區作為幹早、半乾旱地區，其人口密度都已接近或超過這種臨界值了，甘肅55人，寧夏68人，新疆9人，青海5.8人。”
“L個地方人口的多少和經濟開發的狀況，並不是我們主觀上可以隨意決定的，而是取決於該地區的客觀自然條件。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我們過於強調開墾、開荒、開發，強調變荒山為梯田，強調向荒山、荒地要良田，強調以糧為綱，其結果是破壞了生態的平衡，大大減少了雨水的逕流量，出現河流乾枯、濕地減少、土地沙化嚴重的局面。結果，西部的條件不是更好，而是更為惡化了。所以，中國的西部地區雖然面積很大，但對於其巨大的人口並沒有容納能力。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在西部地區採取退耕還林、退耕還田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自古以來，人口比較多地、密度比較高地居住在東部地區，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是一種合理的自然選擇。所以，中國可以居住的區域是比較有限的。而在這些有限的可居住區域裏，人口的密度自然就會比較高一些。
中國城市的人口居住密度逐年攀升，1990年中國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有279人，1995年為322人，2000年上升到442人，2001年攀升到588人，2002年則已達到754人。相應，中國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幾乎是按照同樣的速度上升的。
近年來，中國大型城市擴張和發展的速度十分驚人。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到1993年僅有68個，而到2002年底驟增至450個，而100萬人口以上大城市到2002年底已增至171個。
另一方面，僅從中國的城市定義與世界各國城市定義的差別看，也可以體會出，中國城市的人口規模大大高於世界上其他國家。我們知道，世界上多數國家是根據人口數量定義城市的，低的如丹麥，規定一個地區居住的人口在250人及以上就是城市了。當然，多數國家定義城市的人數為1000至2000人以上，世界上高的也就是1萬人及以上(見表1)。
而在中國，1993年修正的關於設置市的標準，提出：州(盟、縣)設市時，非農業人口不低於6萬人，撤鎮建市時，非農業人口不低於10萬人。[2]可見，中國的城市人口標準大大高於其他國家的城市人口標準。在中央政府批准的660個城市中，400萬人口以上的有10個，200-400萬的有23個，100-200萬的有138個，50萬-100萬的有279個，20-50萬的有171個，20萬以下的僅有39個。所以，中國城市的人口規模比世界多數國家要大得多。其實，在中國，幾千人以至上萬人的村莊都並不罕見，從中折射着中國人口的高聚集程度。
本文提出的問題是，在中國城市人口已經比較密集的情況下，中國巨大的農村人口流動的出路何在呢？
二、流動人口與東南沿海城市
根據近年來的統計，中國流動人口以及流人城市的農民工，有很大的增長。根據一般的說法，2003年，流人城市的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總數有大約1億人。實際上，根據筆者2003年組織的採用“挨門挨戶列舉人數”(totalenumeration)方法的研究發現，實際流動人口高於統計數據。在我們調查的幾個地點中，實際流動人口總數高出當地登記流動人口總數約18%至40%。所以，全國城市農民工的實際人數可能比統計人數高出約1800萬到4000萬。至於實際流動人口，考慮到其不僅是農民工，也包括其他各種流動人口，因此比統計數字高出的就更多了。
數量如此巨大的城市農民工和流動人口，究竟流到了什麼地方？這不僅對於研究流動人口自身有意義，而且對於研究中國城市化的佈局和趨勢也有重要意義。從實踐上看，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高密度人口的居住地問題。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抽樣數據，採用系統抽樣方法從全國總數據中抽取，抽樣比為0.95%o，樣本人口為1，180，111人。在這個抽樣數據中，全國有將近5，090，632的城市外來人口，佔全國外來人口總數過半。這部分人羣在區域空間地理分佈上有何特點？隨着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未來一段時期中國人口的空間佈局呢？針對這些問題，本文通過聚類分析，區分出幾種不同的城市外來人口吸納方式，以此理解當前人口分佈的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機制。
另外本文從對全國312個城市外來人口總量的聚類分析中，綜合考察了當前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分佈特徵。
本研究提出的問題是中國的城市化與中國的人口究竟如何配置和佈局，換言之，什麼樣的人口和城市分佈才是合理的。所謂合理，應從兩個方面來考慮：第一，必要性，從資源、政治、經濟多重角度看，怎樣的分佈才有利於資源的有效利用。第二，可能性，即從人口流動、變化的趨勢看，這樣的佈局是否可能。此角度探討的是中國人口在地域和城市中如何分佈，目的在於使城市的發展更具有合理性。下面，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國城市外來人口是如何分佈的。
1、中國城市外來人口分佈的特徵
以省際外來人口總數、外來人口中農業戶口人數、省際人口流動佔總外來人口總的比例及外來人口中農業人口所佔的比例這四個變量，對全國各省市進行六分類的快速聚類。結果，廣東為第一類，江蘇、浙江為第二類，福建、山東、湖北成為第三類，上海、北京聚成第四類，山西、內蒙、黑龍江、安徽、河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新疆、遼寧、雲南、河北成為第五類，天津、吉林、江西、甘肅、海南、寧夏、西藏、陝西、青海聚成第六類。從人數平均值來看，城市吸收農業外來人口能力比較強的幾個省區是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湖北、福建；同時，上海與北京這兩個超大規模直轄市也有着比較強的吸收能力。
以經濟動因為主的人口流動，在地域上體現得比較明顯。根據表2，觀察省際外來人口比例，第一、二、四類(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北京)為當前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也是省際流動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從農業人口所佔的比例來看，廣東、江蘇、浙江外來農業人口的比例均非常之高，一方面說明，東南沿海省份飛速發展的經濟吸引了大量外來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這些省份對於外來人口有巨大的吸納潛力。相反，北京對於外來人員的政策與廣東等南方省份有很大的不同，戶籍上多采取排斥政策，因此，進入北京的外來勞動力雖然多，但是，非農業外來人員比例比其他地區要高很多，這說明，北京更傾向於採取吸納精英的政策，吸收了不少高檔次的勞有發展狀況較好城市的，比如山東膠東半島、福建沿海、湖北武漢地區等。這些經濟核心地區對於省內的外來人口有着比較大的吸引力，因此，省外人口所佔的比例較低。
此外，考察第五類(14省市)、六類(9省市)的數值。第六類9個省市，跨省流動人口比例與江蘇、浙江兩省基本持平，但其非農業外來人口的比例高於江蘇、浙江兩省。主要原因在於，這9個省市中天津、海南這兩個地區雖然屬於經濟活躍地帶，但是對於外來人口的吸引能力，遠遠不能與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帶相比。吉林、江西、甘肅、寧夏、西藏、陝西、青海幾省區的城市規模和經濟活力並不大，外來人口比較少，且部分外來人口有政策性人口遷移的痕跡。再看第六類的14省市，除了遼寧和河北兩個東部地區省份之外，都屬中西部地區，比如人口外出大省：河南、安徽、四川、湖南等。這些省份一方面人口流出多，流人少，因此省外的人口比例甚低，另一方面流人的人口中農業人口占了很大部分。
從以上的分析看，當前經濟型、市場型導向的城市外來人口的流動，呈現以下特點：第一，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十分活躍的幾個大省：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在吸引農業外來人口方面佔據明顯優勢。第二，上海、北京兩個超大型城市對於非農業人口的吸引力非常大，其外來人口的構成與其他省區有着十分明顯的區別。第三，人口大省和勞務輸出大省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呈現人口正向的淨輸出狀態。第四，西部地區對於人口的吸納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2、外來人口城市分佈特徵
筆者試將全國312個城市的外來人口總數作為聚類變量，作八分類聚類。深圳、上海、北京、廣州這四個城市各自成為一類；佛山、武漢成為一類；南京、蘇州、溫州、福州、青島、鄭州、東莞、杭州、重慶、成都、昆明等11個城市成為一類；石家莊、太原、包頭、瀋陽、長春、大慶、無錫、常州、金華、台州、合肥、泉州、南昌、濟南、淄博、煙臺、濰坊、襄樊、長沙、珠海、江門、惠州、南寧、柳州、海口、蘭州、烏市、天津、大連、哈爾濱、寧波、廈門、貴陽、西安等34個城市形成第七類；保定、呼市、威海、唐山、秦皇島、邯鄲、鞍山、徐州、南通、連雲港、紹興、衢州、舟山、麗水、蕪湖、蚌埠、三明、漳州、南平、龍巖、汕頭、湛江、茂名、肇慶、樂山、南充、眉山等261城市形成第八類。
其中，前六類城市吸納全國城市流動人口的44.23%。這17個城市有12個分佈在東部沿海，尤其是從江蘇以南的東部沿海。另有西部幾個中心城市在吸納城市外來人口方面也有着比較強的能力，比如武漢、重慶、昆明、成都等。考察第七類的34個城市，在東部沿海地區的有無錫、常州、金華、台州、泉州、珠海、江門、惠州、南寧、柳州、海口、寧波、廈門，以及天津、大連、淄博、煙臺、濰坊等18個城市，其中江蘇以南的城市有12個。吸收外來人口最大的幾個大城市，大部分座落在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東南沿海一線。
關於人口分佈和城市發展，本文試從兩個角度來探討，一個是探討中國人口的高度聚集區域。我們知道，中國傳統上有“騰衝—愛暉線”[3]的劃分，在該線的東南區域，居住着94%以上的中國人口，是中國人口的主要聚集區。從上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前七類城市大部分均分佈在這條線的東南。然而，本文進一步發現，在江蘇以南的東南沿海地帶，是外來人口更高度聚集的區域，城市的分佈也最為集中。因此，筆者提出在城市發展和人口的佈局上，已經形成了一條與“騰衝—愛暉線”近乎平行的，劃分東南沿海省份與其他地區的線條，我們暫稱之為“東南沿海線”。實際上，這條線不應該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與海岸平行的曲線。該線東南是中國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此次數據分析發現的農村人口的最主要流人地。可以預計，它將是未來中國人口更為集中的聚集區，也將是中國城市化未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地區。
關於人口分佈和城市發展的另一個角度，即對城市羣和城市帶的研究。在中國，城市羣、城市帶的發展也已初露端倪。傳統上有“五大城市羣”的說法，這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羣，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羣，以瀋陽為中心的遼東半島城市羣，還有京津冀城市羣和山東半島城市羣。如果從本研究發現的關於流動人口的趨勢看，筆者對於傳統五大城市羣說法中後三個城市羣的發展提出置疑。這三個城市羣都在北方地區，即京津冀城市羣、遼東半島城市羣和山東半島城市羣，它們均居於水源嚴重短缺的地區，且近年來已達到岌岌可危的地步，因此，北方的這三大傳統城市羣已沒有能力進一步吸收巨量的流動人口。據此，筆者認為，真正有希望吸納中國人口，快速推進城市化，發展大城市帶的，只有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羣和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羣，以及它們之間和周圍的地帶。可以看到，這裏關於城市羣的分析，正好與前述的“東南沿海線”相吻合。
從下面的分省地圖和表3可以看到，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浙江、福建沿海地區的城市在聚類分析中有一批突出的吸納外來人口的城市，城市化的發展均比較迅速。事實上，如果從有效利用資源、資源承載力和未來的趨勢看，雖然目前北方傳統工業基礎比較良好的地區城市發展的步伐也不慢，但是，隨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中心的南移，更加重要的因素是北方地區普遍缺水的事實，這些均嚴重地制約了北方地區城市的成長和人口布局。聚類分析所列出的目前吸納外來人口較多的是1-7類城市，其中水源比較充足的、真正有城市發展潛力的，主要還是本文所說的位於東南沿海線的城市。東南沿海線的城市羣有着天然的資源優勢，目前又已經成為外來人口和資金流人的主要區域，隨着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可以預見將是中國城市羣與城市帶發展的最主要區域。
3、關於流動人口與中國城市佈局的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外來人口流動的地域性特徵。中國的城市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和其他地區的中心城市，一般多靠近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考察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北這8個省市的GDP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發現，其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9.43%。2002年全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8184元，這8個省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28449元(北京)、40646元(上海)、14391元(江蘇)、16838元(浙江)、13497元(福建)15030元(廣東)、11645元(山東)、8319元(湖北)，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4]
因此，當前這種以經濟動因推動的城市外來人口的流動，呈現出非常強的經濟地理上的特徵，經濟活躍地區城市吸收外來人口的能力非常強，並且隨着城市化的發展而上升，城市人口流動得更加頻繁。反之，經濟欠發達地區往往是城市勞動力的淨輸出地。隨着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城市化的主流趨勢會更加朝向集約化的大城市、城市帶的方向發展，這是不依人們主觀意願而轉移的客觀趨勢。
以上數據分析，揭示了中國東南沿海都市帶發展之現實與趨勢。城市社會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的結果往往是出現城市發展的不均衡，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優越性在亞洲的模式下表現得尤為突出。亞洲國家和地區人口密度大、資源有限，因此，超大城市的發展最為突出，像日本、韓國、泰國、中國臺灣等都是超大城市聚集了大部分人口，而新加坡、香港等更是超大城市的聚集區。從城市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大城市可以形成一種生態上的聚集效應，通過規模聚集產生許多新的行業和職業，從而可以創造出“超比例就業機會”。所謂超比例就業機會，就是說由於人口聚集本身而創造的新的就業職位，在中小城市中由居民自己完成的活動，在超大城市中會形成新的分工、需要由新的就業者完成。在歐美的特大城市裏，服務業的就業者佔到全部就業者的80%以上。[5]所以，城市羣的就業機會，大大超出了中小城市等比例人口提供的就業機會。
筆者以為，從城市化的進程看，中國城市化進一步的推進將是形成城市羣、城市帶。這種趨勢會更加有利於發揮空間聚集效應，有利於吸納中國的巨量剩餘勞動力，有利於經濟效率的提高和降低生產成本。從資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人口的密集居住比分散居住更能節省能源、節約資源。而這些經濟、科技、貿易中心的形成，又會對周圍地區起到輻射作用，會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
總之，以上研究發現，中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動趨勢仍然是朝向大城市集中。“東南沿海線”是與傳統“騰衝—愛暉線”大體平行的劃分東南沿海省份與其他地區的線條，該線東南是中國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最為集中的區域。對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分析發現，東南沿海是中國農村人口的主要流人地，可以預計其也將是未來中國人口最為集中的聚集區，和中國城市化未來發展最為迅速的地區。所以，人口高度密集的東南沿海城市帶的形成，是難以避免的。
三、如何防範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帶來的社會高風險
本文第一部分說明了中國人口高密度居住的難以避免性，第二部分說明了這種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將主要發生在東南沿海城市帶。在第三部分，筆者將着重分析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區，如何防範社會風險。關於防範人口高密度的社會風險，可以有很多策略，比如從政府管理的角度建立大城市的應急體系或危機處理機制，這方面近來已經有很多研究了。然而，有一個方面卻常常容易為人們所忽視，這就是人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筆者僅從密集人口自身生活方式的角度，看看如何防範高風險。從投入產出比的角度看，這方面策略是投入小而產出巨大。
在高密度和巨型人口的大城市，人口活動的累加效應十分突出，但是，如果每個人在生活方式上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其正向的影響作用同樣非常巨大。
前文已述，SARS流疫的打擊證明，像北京、廣州、香港這樣的人口稠密的巨型城市，在突發事件面前是非常脆弱的。換言之，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面臨着巨大的風險。不僅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風險，而且具有公共衛生方面的風險。
筆者以為，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下，恐怕要形成一套對人們的行為限制比較多的社會規範，公共管理會比較苛刻，可採用比較嚴格的控制方式。恐怕中國未來在解決人口高密度的風險危機上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在生活方式上要有哪些改變，以適應高密度的居住方式。我們知道“分餐”在歐美是實行的，在日本是深人家庭的。去年在SARS打擊之下，很多人很緊張，不敢到外面吃飯了，所以，分餐在將來也不是沒有實行的可能。再比如垃圾分類，歐美國家、日本、韓國都是這樣做的，但是在中國大家覺得素質不高做不了。
這一做不了，導致的災難就可能很大。不要說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就連一些人口密集的鄉鎮，垃圾已經成災。由於大城市還有一定的處理系統，而小城市幾乎沒有。在這種狀況下，集中居住就是一場災難。垃圾在分散居住的農村不是問題，集中到城市以後就成為人類的災難。總之，在高度聚集的人口中，只有通過苛刻的、嚴格的管理方式，才有可能實現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的正常運行。
人口高度密集居住的高風險，要求我們學會新的生活方式。說到人口高密度居住的生活方式，就不能不想到我們的一些惡劣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慣。比如隨地吐痰。中國人的隨地吐痰是世界有名的。吐痰在分散居住方式下，比如在農村的荒地或莊稼地裏，並不構成問題，然而到了人口稠密的地區顯然就成為環境衛生的嚴重問題。抨擊中國人吐痰之弊端，從魯迅算起來也有近百年的歷史了，然而，迄今仍然是去不掉的劣根，由此可見改變生活習慣的難度。世界上對於吐痰懲罰最嚴的和治理最有成效的莫過於新加坡，新加坡是華裔人口為主，並且是人口高密度居住，可見只要治理得當，華人完全可以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關鍵還是在於管理。下面，筆者試以三個方面為例，分析一下如何建立城市新的生活方式。
第一，餐飲方式與分餐。眾所周知的是，中國長期以來在公共活動的餐飲中，多數人是採取合餐方式的。合餐方式是我們長期以來的飲食習俗，有的人為了表示熱情和友好，還用自己的筷子為客人夾菜。合餐方式弊病非常多。從衛生角度看，合餐方式常常導致疾病的傳染。對於那些通過唾液、消化道傳染的疾病，只要在座的人有一個有傳染性疾病的，其他人就可能成為受害者。再者，分餐的好處還不僅僅在於預防疾病傳播，同時也能夠避免浪費。
在合餐方式下，國人總是習慣於剩下一些食品，其結果是巨大的剩餐浪費成為世界之最。推行分餐當然困難很多，但是，筆者認為，真正的困難只有一個，就是羣體規範的壓力。一方面由於缺乏相應的提倡和規定，部分人即使有分餐的想法，往往也無法實現。而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的觀念沒有轉變的情況下，提出分餐的人往往被他人視為對別人不信任的表現，這種羣體規範導致的心理壓力，使得分餐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層面，誰都“不能提，不敢提，提了也沒有用”，最後就走向“不想提”了。因此，推行分餐，最重要的是打破這種長期習俗形成的羣體壓力，這需要全社會的努力，樹立分餐是文明用餐方式的觀念。分餐包括三種形式：一種是各餐飲店要配備公用筷(匙)；第二種是由服務人員將食物分配給各用餐者食用；第三種是自助餐的形式。我們認為對於酒店、餐館應進行分類，對於具備條件的要嚴格執行分餐(其實在一些高級酒店裏，分餐很自然地被店方和客人所接受)；對尚不具備條件實行嚴格分餐的或確有困難的，則應提倡自助餐、或至少提供足夠的公用餐具(比如：每道菜都配有一雙公筷或公匙)。分餐對於養成國民的羣體衛生習慣和防止疾病傳播都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城市垃圾問題。垃圾問題最能體現人口高密度聚集的社會後果，即在人口高密度的情況下，如果每個人都亂扔垃圾，其結果就是一場災難。反之，如果每個人都養成良好習慣，又會是最有效的治理垃圾問題的途徑，這比增加環衛工人人數要有效得多。
筆者以為，中國城市在處理垃圾的制度和習慣上，在以下三方面，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的餘地。首先，嚴格按照社區規定的時間、地點投放垃圾。中國多數城市現在是允許居民每天投放一次(或一次以上)垃圾，而世界上發達國家一般是一週或每隔幾天允許投放一次垃圾。每天投放當然使居民比較方便，但是確實大大增加了垃圾收集處理的工作量。如果不是每天允許投放，則要求居民養成良好的處理垃圾的習慣，比如，垃圾的裝袋要更衛生、要封閉好，家庭要有存放垃圾的稍大一些的箱、袋。其次，要做到投放垃圾數量與交納垃圾處理的費用掛鉤。目前，中國城市垃圾處理普遍存在“搭便車”的現象，即每月的垃圾費是固定的，這樣，人們投放多少垃圾，都不會增加費用。按照“公地災難”理論，人們就會傾向於多扔垃圾。由於人口高密度的聚集效應，多扔的垃圾大大增加了城市的負擔。我們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城市，管理部門用銷售特殊標誌垃圾袋的方式，控制垃圾數量與費用之間的關係。
所以，中國的城市垃圾從粗放管理轉向精細管理還大有改革的餘地。最後，垃圾分類處理。
垃圾分類處理可以大大減少垃圾的數量，是節省資源、保護環境的重要措施。垃圾的分類處理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和居民雙方面的配合。應廣泛設立專人管理的分類儲存箱，比如廢電池回收箱、塑料製品回收箱、金屬製品回收箱、玻璃製品回收箱，等等。環保、回收部門應提高回收廢紙、電池、易拉罐、塑料等的價格，對於回收廢品給予價格補貼，這樣會促使人們將垃圾分類和回收再生物品的積極性。因為，此種回收是保護環境的重要途徑。政府、機關、學校等應在垃圾分類中作出表率。因為，如果一個社會的管理者、高素質者都做不到垃圾分類，我們就很難要求普通民眾做到垃圾分類。
第三，其他衛生習慣。如果觀察中國建設中的各類城市，總的印象是三個字：髒、亂、差。與人口高密度相適合的衛生習慣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上述的隨地吐痰問題、垃圾問題等。這就要求對於它的治理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單方面的。在這種治理中，首當其衝的是地方政府要負起責任。一些城市的髒、亂、差，首先源於城市建設的髒、亂、差，私搭亂建滿目皆是，一些鄉鎮建設幾乎失去控制，任由居民擴建宅基地。當然，居民也有責任。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一方面應採取嚴格的規定和獎懲，另一方面也要教育廣大民眾。不僅要教育成年的居民，而且教育要“從娃娃抓起”，要從小培養講衛生、愛整潔、遵守城市規範的習慣。
筆者建議在幼兒園、小學、中學的課程、教材裏增加這方面的內容。
如上的城市新生活方式的建立，對於城市人口都是有相當難度的，對於外來人口、城市農民工，難度就更大了。由此也更可以體會到，城市是一個整體，本地市民與外來人口、外來城市農民工是脣齒相依的關係，城市的風險和危機需要城市裏生活的每一個人共同防範。
城市裏的複雜的遊戲規則需要大家共同遵守，如果出現任何一個人破壞規則的現象，遊戲都無法進行，要幫助外來人口、城市農民工學會遊戲的規則，要平等地對待他們，使他們融人到城市社會生活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