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孤獨的創新者

11月17日，曾經家喻戶曉的金立手機名下3000多件專利被打包拍賣，成交價格僅172萬元。這個價格，還不如一年前金立拍賣的一輛奔馳汽車——價值210萬元。

伴随着金立手機的轟然倒塌，曾作為亞洲最大單體智能終端生産基地、投資23億元重金打造的金立工業園，如今的荒涼景象同樣令人唏噓。金立工業園曾是制造企業自建園區的代表，但這個龐然大物薄弱的抗風險能力、封閉的空間環境所帶來的一繫列問題，似乎更加速了金立衰敗的過程。

在今天這個數字化的時代，在企業謀求規模擴張和創新活力二者兼得的進程中，面臨着“廣場和高塔”的分野——這是歷史學家弗格森在《廣場與高塔》一書中提出的觀點。而要化解這個矛盾，既需要一個“經紀人”的角色來推動跨界連接，又需要企業自身更好地融入一個開放式社會網絡，去推動“合並式創新”。

這個邏輯鍊最終的落腳處，是企業應當置身于一個怎樣的發展環境：是在封閉的高牆内單打獨鬥，還是在開放的網絡中融合創新？英國泰晤士報專欄作家賽伊德在《反叛思想》一書中指出，要推動合並式創新，企業需打破自身的藩籬，從産業乃至更廣闊的社會網絡中汲取創意。因此，企業所處的社會網絡開放與否，結果天差地别。

“如果你希望有酷炫的科技，需要的是合群而不是聰明。”賽伊德在書中這樣寫道。他認為，割裂的高牆漸次倒塌，熊彼特口中“孤獨創新者”的時代結束了。

1、“廣場和高塔”的分野

縱觀世界企業發展史，哪怕是青史留名的業界巨擘，也很難兼得“規模擴張”和“靈活創新”兩種優勢。即便是今天聞名全球的互聯網大公司，同樣飽受着機構臃腫和官僚化的困擾。

一方面，企業希望規模迅速做大，這是投資人對初創型企業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企業又希望能夠在規模做大的同時，仍然能保持初創企業的活力、靈活度、對機會的捕捉，以及狼性等等。

對于這個問題，哈佛大學歷史繫教授尼爾·弗格森今年出版的新書《廣場與高塔》做出了形象的叙述和分析。他比喻道：“廣場是市場，也代表相對松散扁平的組織結構；高塔則是高度階層化的、有着森嚴的等級。”因此，創新如何與規模化發展結合的問題，也可以視作是扁平的網絡和階層的高塔如何結合的問題。

但是，“廣場”與“高塔”的結合是個難題。在絕大多數企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随着規模的擴張，都不可避免地出現階層分化和官僚化，從而導致創新力的流失。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得失不平衡，目標和利益不容易統一，這個問題在此不贅述。

那麼，規模化和創新力是否絕對不可兼容？美國科技創業家巴考爾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企業需要清晰地分割成兩部分，一部分組織結構扁平化但保持創新活力，就好像創業階段廣場；另一部分則是階層相對嚴密，強調紀律性和執行力，服務于提升生産的效率，仿佛高塔。

不過，巴考爾的設想在事實上很難實現，尤其對于中小企業來說，既沒有精力也缺乏能力來分割組織、維持平衡、跨界連接，他們更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來實現這些設想。

2、新時代的“跨界連接者”

弗格森認為，恰恰因為“廣場和高塔”常常缺乏交集，因此需要跨界的連接者來發揮作用。他将這種跨界連接者命名為“經紀人”。

弗格森筆下的“經紀人”就是在兩個相互不聯通的網絡間搭建橋梁的人。他認為，無論在企業内部内部還是在更廣泛的産業中，都可能存在組織和組織之間的縫隙，需要經紀人來填充。而經紀人恰恰因為對兩邊都比較熟悉，就更容易産生創新的點子，或者至少不被雙方的群體迷思所困擾。

意大利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在文藝復興時期曾經承擔這一職能，19世紀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亦如是。能在全球範圍内建立起巨大的影響力，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們成為了各國政要和商界傳遞重要信息的高效管道。比如，拿破侖在滑鐵盧失利的信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管道比官方渠道早一天知道，讓它的客戶可以在國債市場上賺翻。

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企業都需要能夠提供“跨界連接”的“經紀人”。然而，對于今天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型科技企業而言，卻往往面臨着“經紀人”缺位的困境，除了自身核心的研發、市場之外，還需要去連接信息、資源、人脈、政策乃至于種種繁瑣的事務，以至于千頭萬緒、分身乏術。

在這個時代，企業的“經紀人”在哪里？就像二戰時卡内基研究所所長萬尼瓦爾·布什建立民間機構與軍方緊密聯繫又彼此獨立的研發體繫一樣，今天的産業園區承擔起了連接“廣場”與“高塔”的職能，一方面通過“跨界連接”為企業提供發展所需的外部資源，使企業的“廣場”保持創新活力和靈活性；另一方面又不幹擾企業内部“高塔”的高效率，讓企業家能夠心無旁骛專注核心業務。同時，園區作為一個開放的資源整合者，本身就能夠成為一個通用的“創新廣場”，為企業供給源源不斷的創新力。

3、封閉高牆内的衰敗宿命

但時至今日，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企業家，固執地堅守在自建園區的高牆内，生活在與外界割裂的“高塔”中。事實上，這樣的路徑選擇，在信息工業時代以來已經歷過無數次的失敗。

王安電腦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波士頓迅速崛起的科技明星，連比爾·蓋茨都感慨：如果王安能夠完成他的第二次戰略轉型，世界上恐怕就沒有今日的微軟。但作為波士頓創新發展體繫的代表，王安電腦卻因為錯過了個人電腦市場而功虧一篑。

與當年大多數波士頓科技企業一樣，王安電腦建立了獨立的“王安大廈”，沉醉于過去的成功。當整個業界都熱烈讨論個人電腦的廣闊前景時，王安電腦的工程師卻因為缺乏與外界的充分交流而忽視了這一趨勢，信息的封閉也導致了經營上的固步自封，當他們想迎頭趕上的時候，整個市場卻幾乎已經被IBM和微軟瓜分殆盡。

打印機巨頭施樂踩進了同樣的陷阱。施樂曾創造出第一個圖文界面、第一台鼠標和第一個本地網絡，但因為缺乏能夠跨界連接的“經紀人”，施樂始終沒有打開将創新成果市場化的路徑。

美國波士頓，尤其是128号公路沿線曾經是和美國矽谷相媲美的創新中心，但在互聯網時代已經矽谷被遠遠甩在身後。前瞻産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嚴超波分析認為，128公路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園區文化的落後。與矽谷不同，波士頓的科技企業紛紛樹立起各自的高牆，選擇封閉而不是開放，禁止自己的工程師與同行溝通，擔心與外界的溝通會洩漏自己的技術和機密，自然也無法建立起包羅並蓄的文化、互通有無的社會網絡，缺乏不同企業員工間的相互碰撞、交換信息，難以激發創新的火花。

在幾十年後的中國，封閉和開放的故事仍在繼續演繹。曾經風靡一時的金立手機，志得意滿時投資23億元在東莞建立了258畝的金立工業園，高峰時期，金立工業園有上萬人。雖然導致其走向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其自建園區在這個過程中卻並未起到重資産應有的抗風險作用，反而因為封閉和落後未能跟上以華為、OPPO為代表的國産手機升級浪潮，最終被時代所淘汰。

長方集團的案例或許更具代表性。該公司是一家主要從事LED照明光源器件和LED照明産品的研發、設計、生産和銷售的大型企業，在2016年前後，長方集團在惠州投資約5.8億元自建工業園區，總建築面積約25萬平米。但在不到5年後的2020年，長方集團便有意将其自建園區以2000元/平米的價格廉價出讓——即便能如願出售，也将産生近1億元的虧損。顯而易見，如果自建園區的運作穩定而順暢，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會選擇虧本割肉。

除了資源和配套獲取能力的不足，很多企業自建園區還存在着建造成本高昂、建造品質不可控、因産權不可分割導致的轉手出讓困難等問題。不過，雖然失敗的案例仍然層出不窮，慶幸的是，如今更多的企業已經看到了囿于高牆之内的局限。

4、開放網絡中的價值倍增之路

巴考爾認為，只有在0度的時候，水與冰才能處于共存的臨界狀态。因此，企業如果想要“廣場”與“高塔”兼得，就得去尋找這種“零度”狀态。

兼得的前提是開放。以矽谷為例，矽谷從一開始就是一群極客的天堂，信息傳遞在社交網絡的助力下變得非常迅猛，創新的節奏也因此加速。正因為保持了流動的基因和開放的社會網絡，才讓矽谷成為後來居上的創新聖地，成長出了一大批聞名全球的互聯網巨頭。

在一個開放的網絡中，企業能夠得到怎樣的成長和價值獲取？以天安數碼城為例，在30年的發展歷程中，園區成長了100多家上市公司，開放的資源交互、信息流通、配套服務給予了中小企業絕佳的成長土壤，目前園區拟上市公司也超過了100家。

位于東莞鳳崗的天安數碼城T5，在短短四年的時間里，也不斷上演着價值倍增的精彩案例。曾在華強北等地漂泊多年、在手機産業鍊低端徘徊的邁納斯，于2017年進入天安數碼城T5之後，通過園區高爾夫俱樂部、CEO午餐會等圈層平台拓展了人脈、打通了資源渠道，訂單大幅增長，營業額提升達500%以上。同時，随着成功進軍輕奢手機市場，從一個代理商順利轉型品牌手機企業，並帶來了利潤的顯著增長。

目前，T5正幫助邁納斯申報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並對接業界資源打造電商直播平台。邁納斯也在成功轉型升級的基礎上持續做大做強，在天安·深創谷購買了廠房用于擴大生産，以應對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

曾因深圳老舊廠房無法接待客戶飽受困擾的優瑞新材料，也在天安數碼城T5順利轉身。“進入園區後，T5組織我們參與各種專場招聘會、在周邊小區投放我們的招聘廣告、發動員工介紹、發動園區内企業互相推薦……T5用了很多辦法來幫助我們解決招聘的難題。”公司總經理陳江說，為解決員工通勤的問題，T5自費開通了園區接駁大巴，還推動鳳崗鎮公交線路覆蓋園區，也為企業減緩了壓力。“還有一繫列的政策宣講、學習培訓、商務交流和考察，都給了企業實實在在的幫助。”

企業全方位的成長，也得到了市場的充分認可。幾年來，優瑞新材料的營業額翻了幾倍，公司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2019年入駐園區的心量電子也走上了價值提升的快車道。此前，該公司同樣為客戶接待的問題發愁，從不敢帶國外客戶入廠查看。入駐T5之後，心量電子不僅提升了形象，同時在園區的幫助下解決了招聘的難題，接到了來自日本的大額訂單。目前，心量電子在天安·深創谷也購買了面積更大的廠房，計劃未來将留在深圳的環節全部轉移到T5。

不僅如此，有企業在面臨疫情沖擊或是擴大生産時，通過購買的園區物業抵押順利獲取了急需的資金；多家企業的高管在園區的幫助下解決了子女入學的的難題，讓企業得以安心在園區紮根發展……

配套服務、資源對接、信息互通、行業交流、社交學習、風險抵禦……只有在一個開放的社會網絡，創新的“溢出效應”才能夠輻射到每家身處其中的企業。

在數字化的時代，走出封閉的高牆，改變單打獨鬥是固有思維模式，積極融入開放的社會網絡，方能讓企業獲得更大的紅利，收獲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價值增長。正如賽伊德所言，任何新的創新都需要團隊的奮鬥，群體和社會網絡才是創新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