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洋資本：新基建風口上淺談IDC投資的法律結構——IDC行業思考

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毫無疑問，IDC行業被推向了風口，從而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但數據中心的建設與投資具有進入壁壘高，資金投入大、投資建設周期長、外資禁入等特征，因此如何抓住現有的風口，特别是如何對IDC的投資模式與交易結構進行合理規劃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挑戰。

一、IDC投資與運營模式概覽

IDC的建設從選址、設計到土木工程，非常類似地産項目。機房建成之後，物業出租和增值電信服務将帶來穩定的現金流，類似寫字樓等不動産物業的出租。因此，國際上一般将IDC服務商歸為地産公司闆塊。但相較于一般地産，IDC最明顯的特征為：IDC是“不動産+設備+批文”的三維集成體，整體運營模式為“輕重資産相結合”。

一方面作為基礎設施，必然需要“重”資産投入，如：土地、廠房、設備等，另一方面需要提供增值電信資源等“輕”服務。因此在市場上，IDC的運營模式大致分為兩種：

1）擁有增值電信業務的提供商（牌照公司）同時持有土地、廠房等物業；

2）持IDC牌照的公司租賃廠房等物業，進而向第三方提供增值電信服務。兩種模式各具優勢，但在第二種模式下，由于設施設備投入大、運營周期長的特征，需要額外關注物業權屬的穩定性以及項目備案、能耗、電力批文等文件的權屬問題（下文詳解）。

在實際運營中，這種“輕重結合”的模式對于終端客戶並沒有直觀的影響，IDC的服務商僅需向客戶簽訂機櫃的租賃與服務協議，客戶便可獲取增值電信服務。但IDC輕重資産的兩面性卻因國家數據安全、能耗限制等行業壁壘，在法律結構上體現出很大的差别。

二、IDC行業壁壘之“前置審批”

首先，IDC的土地屬性為工業用地，具有天然的政策導向及嚴格的前置審批限制；其次作為電信服務提供商，信息安全對主體的準入資格有一定的限制，地理位置上又要求與數據資源方如BAT等企業有着較為合理的空間距離，高能耗下亦需要充沛的電力供應（雙路電加柴油備電），且廠房周邊不得有鐵路等高頻振動源等，具體分析如下：

項目區位

IDC的終端客戶數量與該地區經濟發達程度呈高度正相關。目前數據中心服務市場主要集中在北京、長三角、珠三角及其他經濟發達地區，偏遠地區的IDC中心受限于基礎設施的完善度和網絡時延基本上以存儲冷數據為主。而IDC作為高能耗的産業類型在地理位置的選擇上仍然有一定的限制：如北京明确禁止在中心城區新建數據中心；上海市禁止在中環以内區域新建數據中心；深圳市通過控制能源消耗增量對數據中心項目進行控制等。因此，需求量大的一線及核心二線城市雖然面臨機架上架率供不應求的現狀，但是在當前政策的導向下，北京上海等地的數據中心仍然是“一地難求”。

工業和信息化投資項目備案

數據中心項目在建設前需首先完成項目的備案工作。一般地方的備案審批由地方信息化主管機關（如經信委）主管，部分地區由地方發展與改革機關（如發改委）主管。

能評指標

由于數據中心高能耗的特征，需要在項目啟動前辦理項目節能審查，實施上述審查的機關是各地節能審查機關(通常為地方發改委)，即在開展數據地産業務前需獲得能評指標，該能評指標與機櫃數呈正相關，因此該指標的獲取對IDC項目投資收益的影響最為直接。同時IDC業務的開展也需要環境部門的環評批文。

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指標

PUE=IDC年度總耗電數/機櫃設備年度總耗電，目的是考察IT設備本身的能效水平。一二線核心城市會對新建項目的PUE提出了限制性要求，其中，北京要求僅可以在非中心城區新建PUE低于1.4的雲計算數據中心；上海要求新建數據中心項目PUE不高于1.3；深圳根據政策扶持導向來引導數據中心降低PUE值，指導值仍為1.4以下。

正是由于上述的行業審批限制，在IDC項目並購過程中要着重關注以上文件，並以此作為收並購過程中的交易尾款預留的基礎。一般來說，在一線核心城市的項目審批上，上述批文的難度排序大致為“能評”/“PUE”>“備案”> “電力批文”（多期）> “環評”。

三、IDC行業壁壘之外資準入限制

當前，不少境外的機構投資人近期頻頻關注涉足中國的IDC市場。例如：2019年4月12日中信建設與伊藤忠成立面向中國IDC的投資基金，規模約30億美金；2019年5月貝恩入股秦淮數據，並于同年7月投資東久中國，總投資額将近10億美金；華平于2016年起多輪次投資世紀互聯與東久中國，總投資額達7億美金；基匯資本與中金數據于2019年建立合資夥伴關繫，旨在于中國收購開發和運營超大型數據中心資産包項目……

但是根據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2017年6月28日頒布的《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 對外資開放的增值電信業務限于WTO承諾開放的業務, 且除電子商務外, 外資比例不超過50%；而根據WTO協議項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 IDC業務不在對外資開放的行業之列。因此, 一般的外國投資者無法直接投資于IDC業務。

根據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的《内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繫的安排》及與澳門簽署的《内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繫的安排》（合稱“CEPA”），對于CEPA項下港澳服務提供者，其可以根據CEPA項下的相關服務開放承諾，以設立合資企業的方式提供IDC服務，前提是其持有的股權不得超過50%。但是在實踐中, 由于外商投資增值電信業務需向工信部進行申請，且對外國投資者還提出了具有運營增值電信業務的相關經驗等要求，因此通過CEPA途徑獲得IDC牌照的實例少之又少。

北京于2019年8月印發的《互聯網信息領域開放改革三年行動計劃》中提到：“力争在北京全市域或示範園區試點放開一批準入政策，放寬在IDC業務、互聯網資源協作服務業務（公有雲）等領域外資股比限制”，因此IDC牌照的準入未來有放開的趨勢和可能。

CEPA項下，紅杉與源迅的合作案例，法國源迅在香港設立子公司後與紅杉合資成立

四、外資限制下的VIE模式

在目前外資限制準入的規制下，VIE架構的搭建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外資投資中國的IDC行業。目前萬國數據、世紀互聯、藍汛等企業在境外的上市均采用的VIE架構。

以萬國數據為例，其招股說明書顯示：先期公司主要股東（包括創始人黃偉先生）成立了Global Data Solutions Limited（開曼公司，即上市主體），後通過香港兩個離岸主體在境内分别設立WFOE。境内WFOE控制不動産物業，Shanghai Free Trade 以VIE的模式（GDS Beijing、GDS Shanghai）進行控制。控制的方式為Shanghai Free Trade 與運營公司GDS Beijing、GDS Shanghai簽署一繫列VIE協議來運營相關業務。這些協議包括股權質押協議、股東表決權代理協議、獨家技術許可及服務協議、知識産權許可協議、獨家購買協議、貸款協議等。通過上述協議安排，上市主體得以有效控制GDS Beijing、GDS Shanghai。

上述VIE結構，是在外資限制領域應用相對廣泛的一種架構。以協議控制的方式代替了境内的股權代持模式，從股權的實益權益上做了切分，但又通過協議控制的方式保留了分紅的權利，且不用進行外資的37号文備案（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境内居民通過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登記。但此結構的缺點在于需要設立的結構層次多，跨境公司多，耗時長，如果境内公司對資金需求迫切時很難在短時間内得到解決。而且目前國内監管文件未明确表态否認VIE架構是否違反《外商投資法》及《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一旦發生糾紛則可能存在控制協議被認定無效的風險。

五、外資限制下的輕重資産剝離模式

對于IDC“輕重結合”的運營模式，境内監管僅對“輕資産”即電信運營服務提供商的資格準入有所限制。因此可以采用輕重資産分離的交易架構，即由境外公司在境内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WFOE）持有重資産廠房等，由境内公司持有增值電信運營牌照與IT設備，最後由境内牌照公司與終端客戶簽署租賃服務協議。交易模式如下圖所示：

在市場上，該交易模式已經得到了應用與驗證，例如，美國IDC巨頭Equinix在上海運營的IDC資産；亞馬遜在中國與甯夏西雲數據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模式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該種模式下重資産公司持有的重資産設備中不能包含IT設施設備，例如機櫃、服務器等，僅包含土地、廠房、空調、安防等設備，與IT相關的資産所有權仍應當置入牌照公司下。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于2013年5月8日發布的《IDC/ISP業務申請常見問題解答》：“出租IT設施（數據庫繫統、機架、服務器、存儲等）或通信線路和出口帶寬的代理出租，屬于IDC經營範疇。經營IDC業務，須取得IDC業務經營許可證，未取得許可證時僅限于房地産出租範疇”。

此外，目前市場上通行的交易結構還涉及代持、公司間協作並提供資源服務等多種模式，在此不一一列舉與分析，需要根據項目實際操作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讨。

六、結語

綜上，在大數據蓬勃發展的今天，我國數據中心行業即将迎來新一輪發展機遇，但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復雜性。風口面前，我們只有“深谙其道”才能真正的“乘風破浪”，才能享受到行業的真正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