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失靈了嗎？

經濟學的研究以現實問題為起點，還是從模型假設出發？剛剛去世的諾獎得主科斯教授始終認為是前者。他自己研究了現實中的企業整合、公共産品(港口燈塔)的供應、稀缺資源(無線電頻譜)的配置和權利界定的司法實例，告誡人們要警惕“黑闆經濟學”即象牙塔中做學問的危險。

筆者曾被“黑闆經濟學”誤導，在現實經濟面前碰了壁，才開始懷疑課堂上學到的理論，經歷了削足适履的一番掙紮，最後不得不放棄那些一直被視為真理的經濟學教條。這些教條來自精巧的數學模型和嚴密的邏輯推理，似乎具有絕對的真理性，卻無法解決現實中的經濟問題。

上世紀末，筆者從學校轉到金融業工作，成為投資銀行的一名研究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面對的第一個問題竟然是投資銀行為什麼會有研究部？為什麼要雇人研究上市公司？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有效市場假說”，證券市場上的價格在任一時點上都等于公司的真實價值，所有的投資者只能賺到平均利潤，而不可能利用價格與價值的背離，進行套利操作以獲取超額利潤，因為“有效市場”上的價格從不背離價值。而研究的目標不正是尋找和買入價格低于價值的股票，推薦賣出價格高于價值的公司嗎？黑闆經濟學家斷言：有效市場上根本就不需要研究部！這樣一來，研究失去了意義。

市場為什麼是有效的呢？根據標準教科書，“完全競争”保證了市場的有效性。所謂“完全競争”需要諸多的假設前提，其中最常見的有以下四項：(1)相同的産品；(2)衆多的小廠家，每一家的産量如此之小，以至于沒有一家能對市場價格産生顯著影響；(3)不存在進入和退出壁壘；(4)完美和對稱的信息。阿羅和迪布魯從數學上證明，滿足這些條件的市場是“最優”的，由這樣的市場配置資源，可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兩人因這項證明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非經濟專業的讀者可能對這些假設感到困惑，從直觀上講，這些限定性條件都是為了防止廠家壟斷和“操縱”價格，在“完全競争”的信奉者眼中，壟斷和操縱價格是競争的大敵，必須徹底排除，才能創造一個理想的競争環境。擔心企業利用獨特産品——例如曾經的蘋果手機——排擠競争對手，傷害消費者的利益，所以黑闆經濟學家規定了假設(1)。企業不能太大，店大就要欺客，就可能用減少供應的辦法“惡意擡價”，這就是假設(2)的由來。假設(3)和(4)的用意也是确保平等競争。黑闆經濟學家不知道，現實中的競争正是以壟斷和價格“操縱”為手段的，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如筆者在現實經濟中觀察到的，沒有“壟斷”和“價格操縱”就不可能有競争。

作為投資銀行的研究員，筆者研究和拜訪過至少上百家公司，從未見過一家公司能夠滿足“完全競争”的四個條件，甚至沒有一家能夠滿足哪怕其中的一個條件。這意味着，現實中的市場都不是有效的，用教科書的語言講就是“市場失靈”了。同樣根據教科書中的標準定理，市場失靈要靠政府幹預，但在現實中的企業一提起政府幹預就頭疼不已，避之唯恐不及，這又是為什麼呢？

問題出在“完全競争”和“有效市場”的概念上。正像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哈耶克所指出的，“完全競争”實際上是完全沒有競争，教科書中的概念沒有抓住競争的實質。哈耶克問道，如果企業像假設(1)所描述的那樣，生産完全相同的産品，那麼它們用什麼來競争呢？靠什麼來赢得消費者的貨币選票呢？現實中的企業靠差異化而不是相同的産品在市場上競争，差異化的目的是形成暫時的和局部的壟斷(是的，競争需要壟斷！)，從而獲得暫時的和局部的定價能力，将自家産品的價格定得高于行業平均，以賺取高于行業平均的利潤，如蘋果公司所做的那樣。現實中的競争以否定假設(1)為前提，並且必然走向否定假設(2)，企業不會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而總要試圖“操縱”價格。

現實中的企業也不可能接受假設(4)。用通俗的語言講，完美和對稱信息的市場就是沒有任何商業秘密的市場，企業對于競争對手的情況了如指掌，蘋果公司知道三星的技術，三星掌握蘋果手機的所有産品細節。在這樣的假想情況下，企業之間的競争将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相互抄襲而已，甚至連抄襲也進行不下去。當商業秘密全部公開時，沒有人會去做研發和創新，因為創新将很快被仿制，創新者無法回收研發投資，新産品和新技術就此絕迹，去抄誰的？又去抄什麼呢？

創新原本是為了推出其他廠家沒有的獨特産品，以便獲得局部和短期的壟斷定價權和壟斷利潤，如我們上面剛剛讨論過的那樣。創新者會通過申請專利和内部控制，千方百計地保守秘密，保密時間越長，賺取利潤越多，保密或者制造不對稱信息是競争的必要手段，而“完全競争”所假設的充分和對稱的信息恰恰破壞了競争，使競争成為不必要和不可能。廠家保密就是人為設置進入市場的技術壁壘，把競争對手擋在門外，這樣做的結果是“完全競争”的假設(3)——不存在進入和退出壁壘——也不成立了。

所有假設在現實中都不成立，“完全競争”淪為課堂里的虛幻概念，但危害並未到此結束。黑闆經濟學家制造出一個完美境界，再以這個“太虛境”(《紅樓夢》語)為標準，衡量現實世界中的經濟活動，凡偏離完美境界的就是“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進行幹預，将現實改造為想象中的完美世界，起碼也要盡可能地接近完美世界。

依照信仰的或科學的美好理想改造社會，由此而産生的悲劇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11到13世紀，西歐的基督徒發動十字軍東征，目標為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在人間建立上帝的國，神聖的事業很快演變為對東方各民族的掠奪和殺戮，連基督徒也不能幸免。上世紀60年代，中國依照共産主義的宏偉藍圖，大搞集體化和公有化，“大躍進”變成了經濟發展的大倒退。

黑闆經濟學家從假設出發，推導出“有效市場”和“市場失靈”，並順理成章地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引入了政府幹預，從而賦予政府更為廣泛的職能。這樣的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遭到了科斯的嚴厲批評。科斯指出，所謂“外部效應”和“公共産品”等“市場失靈”的概念是多余的和有害的，抛開“市場失靈”的概念，我們可以更為準确地界定政府的職能，可以更為有效地處理外部效應問題，以及更為有效地提供公共産品。

以污染這一典型的“外部效應”為例，傳統教科書的說法是企業在生産過程中排放污染，傷害周邊居民的身體健康，但企業不必支付居民的醫療費用。負的外部效應沒有反映在企業的成本上，低成本鼓勵企業擴大生産，導致排污量大于“社會最優”值，市場失靈了，這里的“社會最優”當然指的是“完全競争”市場中的最優。這時政府要出面幹預，或者向企業征收污染稅，補貼居民；或者監管企業的生産，将排污量控制在“社會最優”水平附近。

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他認為外部效應和市場是否“失靈”無關，而是個體成本和社會成本之差引起的問題。由于不必為污染支付費用，企業的生産成本低于社會成本，因而具有過度生産和過度污染的傾向。

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案是明晰産權，将外部效應内部化，令企業的成本等于或接近真實的社會成本。如立法規定，居民擁有呼吸清潔空氣的權利，企業為了排放污染，就不得不事先征得居民的同意，而居民同意的前提當然是企業賠償居民的損失，包括生活品質的下降和醫療費用的上升。近年來我國民衆的權利意識不斷提高，以各種方式公開表達自己的訴求，要求停建居民區附近的化工項目，迫使企業将項目遷往人口較少的邊遠地區。在增加企業成本的同時，減少污染的社會成本，從而縮小了企業成本和社會成本之差。如果污染的外部效應完全内部化，企業的成本等于社會成本，問題便得到解決而不需要政府介入，並不存在“市場失靈靠政府”的邏輯。

那麼，為什麼在各國經濟中，政府對市場的幹預仍是普遍現象呢？實際上，科斯並不一概反對政府的作為，而只是說，處理外部效應、公共産品等經濟問題不需要“市場失靈”的概念。一旦将問題診斷為“市場失靈”，人們就将注意力轉向政府，視政府為救星，以政府幹預為唯一的替代方案。然而在現實中，政府通常既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更不是最好的方案。

如上面的分析所示，為了控制環境污染，起碼還可以考慮在明确權利前提下的民間協商和補償。僅當民間協商涉及的人較多，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使當事人感到難以承受，也就是交易成本過高時，政府的幹預才具有相對優勢。但我們不要忘記，政府也是有成本的，例如官員的工資和維持政府運行的費用、幹預和監管本身帶來新的“外部效應”、政府經營的效率損失，以及管制和審批滋生的貪腐尋租成本。如果民間協商和政府幹預的淨收益都是負的，最優對策就是保持現狀！無論人們對現狀有多麼的不滿，無論人們認為現狀是多麼的不可接受，改變現狀将使社會遭受更大的損失。

教科書中另一經典的“市場失靈”是公共品的供應，如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根據亞當·斯密的定義，公共品指社會需要，但由私人公司經營又不能赢利的産品和服務。對此，科斯問道：基礎設施是公共品嗎？一定要由政府經營嗎？在《經濟學中的燈塔》一文中，科斯深入研究了英國航運燈塔繫統幾個世紀的演變歷史，發現19世紀中葉的燈塔大部分是由私人建造的，並且一半由私人公司維護和運行，另一半歸屬政府授權的私人機構，從停靠港口的過往船只收取費用。燈塔其實並非公共品，而是可以産生利潤的私人産品。科斯毫不客氣地指出，衆多教科書用燈塔作為公共品和“市場失靈”的案例，因為這些作者從未研究過現實中的燈塔是如何建設和維護的。

遺憾的是，科斯的忠告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自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他的《社會福利經濟學》中提出“市場失靈”的概念後，黑闆經濟學家便熱衷于發掘新的造成市場失靈的“壞分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外部效應、公共産品，又加上了自然壟斷、信息不對稱、非理性行為(動物精神)等等，甚至連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也被歸咎于“市場失靈”，政府的有形之手也就愉快地随着壞分子名單的擴大越伸越長。

科斯告訴我們，“市場失靈靠政府”是研究方法論上的根本性錯誤，它使人們誤以為市場和政府之間存在非此即彼的關繫。而實際上兩者都是配置資源的方式，既有互斥一面，也有互補的一面。這就像交通工具的選擇，從北京到天津，最優策略是開車走高速，而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自行車可能是最佳選擇。倘若高速公路上發生車禍，偏離了快速安全的理想狀态，你不能因此說“汽車失靈”，要求政府介入，用自行車替代汽車。同理，自行車雨天滑到溝里，你也不能說“自行車失靈”，呼籲立法禁止使用自行車。

抛棄虛幻的“市場失靈”概念，處理外部效應、公共産品等問題的方法就和生産面包、牛奶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了，都是如何有效地進行資源的配置。而資源配置都離不開市場、企業、法律和政府這些制度和組織，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市場機制和企業決策？政府在什麼場合、以什麼方式介入？怎樣組合這幾類制度和組織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取決于對具體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看哪一方案的社會淨效益最大。而不可依據“市場失靈靠政府”的簡單公式，一味強化政府的作用，以至于走向政府“駕馭”市場和替代市場的荒謬極端。

牛奶的生産主要由企業根據市場需求決定；同時也需要獨立和有效的司法體繫，受理消費者的起訴，保護公衆的利益；政府的職能則是行業標準的制定與行業監管。治理污染同樣需要市場、法律與政府，例如發達國家在科斯思想的影響下，于上世紀晚期建立了污染權交易市場，我國近年也開展了碳排放交易的嘗試，取得了初步的良好效果。在這里，政府的角色是确定污染排放權和維護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秩序，至于生産什麼、生産多少、如何生産，以及如何使用污染排放配額均由企業自行決策。

否定黑闆上的“完美競争”和“有效市場”，現實中市場競争的意義又是什麼呢？我們認為，競争的目的並不在于實現某個假設的理想狀态，甚至不在于逐步趨近那個完美的烏托邦，而是在競争的過程中不斷提高經濟的效率。競争給了企業創新的壓力和動力，停滞不前的企業會被淘汰，而持續創新的公司将會獲得豐厚的回報，消費者的收益則是性能日新月異的産品。盡管在這個雙赢的博弈過程中，市場幾乎總是處于“失靈”狀态，即偏離了那個“完全競争”的“最優境界”。這又有什麼關繫呢？民衆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還能找到比這更好的判斷標準嗎？

強調研究現實經濟問題，沒有絲毫貶低理論的意思，而是要為理論研究找到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理論可以有，但不一定是復雜和華麗的數學模型，科斯就沒有用數學模型，在觀察的基礎上進行歸納和總結，提出交易成本學說，對經濟學做出重大的理論貢獻。當然，觀察感知並不排斥邏輯推理，研究需要歸納法和演繹法的結合，因這個題目已超出本文的範圍，不在這里展開讨論。

對主流經濟學深感失望的科斯對中國寄予厚望，筆者冒昧揣測，也許因為中國經濟改革任務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使黑闆經濟學變成了屠龍之技，中國經濟學人和政策制定者只能在實踐中運用最一般的原理如交易成本，以及最一般的分析方法如成本—收益法，創造性地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具體方案。也許科斯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推動經濟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