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穩經濟,如何用好“消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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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2 20:38

  • 随着國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當前有針對性地使用“消費券”可謂恰逢其時。

    沈建光 近期,一些地方政府陸續出台了“消費券”政策。如3月13日南京宣布将向市民和困難群體發放3.18億元“消費券”;此前浙江宣布正計劃推出總價達10億元的文旅“消費券”;随後,河北、遼甯等地政府也紛紛發文表示鼓勵發放消費補貼。我們此前關于适度使用“消費券”的政策呼籲正逐步變為現實。

    考慮到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迅速蔓延、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全球已開啟危機應對模式;疫情之下,1-2月的中國宏觀經濟數據大幅下滑(社零同比下滑20%以上),如再疊加外部沖擊,可能使本就面臨困境的經濟恢復進一步受阻。在我們看來,一個重要的應對沖擊之道,仍是依靠自身強大的國内市場、盡快有效擴大内需、促進消費回補。

    随着國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當前有針對性地使用“消費券”可謂恰逢其時。為此,本文梳理了本次疫情影響消費的特征,結合“消費券”的歷史實踐經驗以及當前中國經濟的實際需要,為“消費券”政策的使用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議。

    一、疫情之下的消費特征

    根據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1-2月名義社零同比下滑20.5%。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中采取了居家隔離、封城封路等空前嚴格的防控措施,許多消費場景因此而關閉,成為當前消費遭受沖擊的主要原因。總體而言,疫情對消費的影響在一季度最為集中,主要呈現出線下消費、可選消費和耐用品(汽車、家電)消費受沖擊較大,部分疫情嚴重省份消費下滑更明顯等特點。具體分析如下:

    1、時間維度:疫情對消費的影響在一季度最為集中

    如前文所說,疫情防控進程與消費表現密切相關。就中國而言,本次疫情爆發于一月底,而進入三月以來,中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基本進入決勝的最後關鍵階段,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武漢也在傳遞這一信号。

    這意味着,本次疫情對消費的影響在一季度應當最為集中;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家隔離、封城封路等防控措施正在逐步解除,二季度消費将具備一定的恢復條件;而參考“非典”時期的經驗,如二季度末全國(包括武漢)疫情能夠結束,則三季度開始很可能出現報復性的消費反彈。

    2、場景維度:線上消費貢獻大,線下遭遇場景關閉、呈現停滞狀态

    分線上線下來看,本次疫情的防控措施整體對電商等線上消費相對有利,線上渠道在防疫及生活物資保障方面也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仍維持同比3%的正增長,疫情沖擊之下實屬不易。

    但以餐飲、文娛、旅遊和實體商超為代表的線下服務和零售消費則因為場景關閉而遭受沖擊。1-2月限額以上單位商品零售額同比下滑22.2%;服務相關消費受沖擊更大,1-2月限上餐飲收入下滑近40%,可得數據顯示旅遊和電影等行業在此期間也損失慘重,疫情期間很大一部分服務消費損失可能就此沉沒。

    3、品類維度:可選消費影響大,汽車、地産相關消費明顯被抑制

    分品類來看,1-2月社零數據顯示,食品飲料、藥品等必選消費品降幅相對較小,而可選品類整體受到較大影響,服裝、奢侈品、汽車、地産相關消費同比降幅均超30%。

    其中,汽車、家電等大件耐用品消費明顯被抑制,值得關注。2019年汽車類消費在限額以上企業商品零售總額中占比接近30%,此前乘聯會數據已顯示2月乘用車批發和零售同比分别下降82%和78%左右。家電方面也不容樂觀,商場超市的關閉使線下銷售暫停,供給受阻。

    4、地域維度:湖北等疫情嚴重省份的消費受影響更大,關注困難人群

    疫情防控措施的強弱應與其對經濟影響的大小高度正相關,這意味着疫情越嚴重的地區,消費受影響應當越大。疫情自武漢爆發之後,湖北各地先後采取了封城封路、全民隔離等防疫措施,經濟活動幾乎按下“暫停鍵”;其周邊省份如河南、湖南、安徽等地疫情相的防疫措施較全國而言也更加“硬核”。

    此外,復産復工困難直接造成大量人員失業或收入驟降,當前已經出現部分困難人群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障的情況,尤其在疫情嚴重省份或地區。

    二、地方政府的“消費券”實踐之策

    基于上述消費現實,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可從中尋找突破口,同時參照自身實際情況和歷史實踐經驗(如2009年的杭州),盡量有針對性地安排實施“消費券”政策,兼顧穩增長與保民生。我們的具體建議如下:

    1、合理設定“消費券”的使用期限和發放時間

    基于前面的分析,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解禁,消費在二季度已逐步具備一定恢復條件、而三季度開始可能出現報復性反彈。原則上我們建議将“消費券”的使用期限向二季度末之前的這一段時期傾斜。

    當然,很大程度上,不到疫情徹底結束、居民心理恐懼慢慢解除之時,部分消費場景和品類(尤其是餐飲、旅遊等服務相關消費)可能持續不具備恢復條件。因而,發放“消費券”應結合疫情控制的實際情況,分場景、分品類、分階段,合理安排發放時間。

    例如,針對不受疫情場景限制的線上消費,即刻就可同電商合作,共同設計覆蓋全品類的實物“消費券”;而當前多數地區疫情已得到控制,商場、超市等線下零售場所已經或正在恢復開放,也具備了發放和使用實物“消費券”的條件。

    然而,餐飲、影院、旅遊等線下服務消費場景的打開,只能等到當地疫情基本消除、防控措施基本解禁之時,“消費券”的派發時間應配合防疫相關要求。一旦具備條件,地方政府可參照次貸危機之時杭州等地的做法,根據當地實際情況,重點針對餐飲、文娛、體育、旅遊等服務消費實施“消費券”政策,使用期限也可視發放時間做相應的延長。

    2、“消費券”的種類設計和發放範圍應兼顧穩增長和保民生

    2020年是打赢脫貧攻堅戰的全面收官之年,當前脫貧攻堅已進入“倒計時”階段,即将面臨“終極大考”。如前文分析,部分困難人群因失業、推遲復工收入驟降,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障。

    在此情況下,“消費券”的種類設計和發放範圍應兼顧穩增長和保民生兩個方面。既要考慮照顧餐飲、文娛、旅遊等受沖擊較大的行業,以穩定服務業增長;也要使“消費券”政策能夠發揮一定民生保障作用,重點向困難人群(尤其是疫情)的生活保障需求傾斜。

    就具體做法而言,以南京為例,其本次公布了餐飲、體育、圖書等7大類“消費券”,其中就包含“困難群衆消費券”;當然,困難人群的劃分還需因地制宜的加以考量,此前杭州主要針對其持有《杭州市困難家庭救助證》的家庭、以及人均收入已接近低保標準的困難家庭,可以作為一個參照。

    3、科學安排“消費券”的發放金額和資金來源

    實施“消費券”政策,必然需要地方财政付出“真金白銀”,财政收支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地方政府的實施能力。這要求地方政府謹慎評估其财政承受能力,根據當地經濟恢復的實際需要,合理安排“消費券”的發放金額。

    資金來源的組織方面,當年杭州“消費券”的做法值得借鑒。2009年3月17日,杭州市啟動第二階段“消費券”發放;其中,政府消費券、旅遊消費券、教育培訓消費券通過财政資金落實,發放對象均為範圍明确的特定居民,三者合計發放2.87億元;轉移性消費券和社會消費券的資金則由企業或居民負擔,前者通過整合向企業募集的發展扶持資金、扶持獎勵資金予以落實,發放對象為企業(用于企業消費性支出及員工福利購買),共發放2.5億元;後者通過提供折扣優惠等,吸引單位和個人自願購買,共銷售0.6億元。

    可以看到,杭州並非單一依靠财政,而是通過設計不同種類的消費券,配合适當的分擔及促銷機制,以财政資金作為支撐,調動了社會多方面資金參與,保障了政策的實施。

    4、中央應協調好财政分擔機制,對重點地區給予支持

    盡管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跟進“消費券”政策,但越是疫情嚴重的省份和地區,如前文所說,其消費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大、困難人群更加集中,“消費券”政策顯得越有必要。但與此同時,疫情嚴重的省份和地區,其抗疫等财政支出更多、财政壓力更大,導致其“消費券”政策的操作能力更差。在此情況下,需要中央層面進一步協調好央地财政的分擔機制,對重點省份和地區給予必要的财政支持,以突破地方财政的限制。

    三、變相“消費券”:“家電下鄉”類政策仍有空間

    除建議地方更具自身情況制定“消費券”政策之外,當期也有必要在全國層面再次針對家電、汽車等大件耐用品制定專門的消費提振政策。我們此前已經對次貸危機之時曾取得良好效果“家電、汽車下鄉”政策進行了分析,其本質上就是變相發放“消費券”。

    考慮到當前中國市場廣泛存在的更新、升級、環保等需求,近十年過後“家電下鄉”類政策應仍有空間。3月13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23個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内市場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其中就提到“各地區結合實際制定獎勵與強制相結合的消費更新換代政策,鼓勵企業開展以舊換新”。

    就需求而言,“家電下鄉”後十年,中國大家電更新升級的市場空間廣闊。根據中國家用電器協會制定的《家用電器安全使用年限》繫列標準,冰箱、空調、洗衣機、吸油煙機、燃氣竈、電熱水器等産品的安全使用年限均不超過10年。據中國家用電器協會推算,當前中國相當數量的家電實際使用年限在10年以上,超過50%的老舊産品仍在被消費者使用;僅2020年就預計将有1.6億台家電産品達到安全使用年限,超期服役産品中蘊藏着巨大家電更行空間。此外,2007-2012年的“家電下鄉”産品中有相當數量的中低端産品,而随着農村地區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農村居民對中高端家電産品的需求也日益旺盛。

    此外,消費升級趨勢下居民追求品質生活、小家電需求十分旺盛。疫情期間,盡管家電消費總體大幅下滑,但主要頭部電商的線上銷售數據則顯示,以廚房電器和生活電器為代表的小家電卻逆勢大幅增長,如面包機、電烤箱、破壁機、掃地機器人、空氣淨化器等,凸顯了現代城市居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

    在上述背景下,可以考慮效仿此前“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節能惠民”等變相“消費券”政策的設計,區分不同需求、不同地區、不同品類,有針對性的實施家電消費補貼等刺激政策。當然,這也需要中央财政為之積極“開源”,備好“彈藥”;考慮到當前全球避險情緒高漲、人民币資産吸引力較強,可考慮發行一定量的特别國債,作為當前必要支出政策的資金支持。

    而汽車方面,考慮到前期購置稅減免等政策對未來消費空間本就有所透支,汽車消費近年來持續下滑,當前政策鼓勵的空間可能有限。《實施意見》提及“促進機動車報廢更新”、“促進汽車限購向引導使用政策轉變,鼓勵汽車限購地區适當增加汽車号牌限額”等内容;在我們看來,有條件的地方可積極考慮增加指標配給、重點鼓勵新能源汽車消費等為主的臨時性刺激措施。例如,3月3日廣州市明确提出對新能源汽車給予1萬元的購車補貼。

    (原文首發于經濟日報)

    沈建光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 觀點地産新媒體專欄作者

    撰文:沈建光    

    審校:勞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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